产业发展篇

第一章　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都是国家最为关键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尽管我国已经是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中国工业化之路任重而道远。因此，正确把握工业化发展规律，加快推进地区工业化进程，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一、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揭示了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变动的内在关系，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告诉我们，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和产出比重呈规律性变化。正确领会这一规律，对认识和指导区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配第—克拉克定理

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其《政治算术》一书中，描述了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并将这种差异与劳动力就业结构联系起来。他首先注意到，大部分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人均收入要比当时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高得多；英国内部各产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收入差异现象，当时英国船员的收入是农民的4倍。据此，配第得出结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得多”，“随着各种产业和新奇技艺的增加，农业趋向衰落”。配第认为，产业间的这种收入差距，将推动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这一发现被称为“配第定理”，从此开辟了产业结构这一重要研究领域，为后来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对20多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以及不同国家同一时点横截面两个方面，开创性地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的内在关系。克拉克得出以下结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这种三次产业劳动力分布的变化趋势，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二）库兹涅茨人均收入法则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 Kuznets）被誉为“GDP”之父。他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所有经济活动分为A、I、S三个部分，分别代表农业（Agriculture）、工业（Industry）、服务业（Service）。库兹涅茨通过对各国历史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以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基准点”，不仅进一步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而且还将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从投入结构发展到产出结构，得出了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三个产业部门的国民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变动趋势基本一致的结论（见表1-1）。产业结构演变受到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这个影响被称为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三）钱纳里产业标准结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为了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运用了与库兹涅茨相同的统计方法，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二战”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人均国民收入从100美元到1000美元发展区间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模式”，其也被称为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式。在此基础上，钱纳里等还求出一个“标准结构”，表1-2是钱纳里产业标准结构中的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指标。钱纳里的“标准结构”，为人们判断经济发展所对应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提供了分析和评价依据。

二、工业化进程基本规律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中发现，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工业发展的过程。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工业化过程的不仅是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张，还包括工业内部结构的转型升级、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等。具体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一般遵循“轻纺工业→重化工业→高加工度工业”的基本规律，从生产要素密集程度角度看，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一）重工业化规律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 G. Hoffmann）对研究工业结构重工业化规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霍夫曼出于研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需要，把工业分为三类：消费资料工业、资本资料工业和其他工业。其中，消费资料工业包括纺织业、制鞋业、服装业、食品业、家具业等；资本资料工业包括冶金以及金属制品业、一般机械工业、运输机械业、化学工业等；其他工业包括木材加工业、造纸工业、橡胶工业、印刷工业等。霍夫曼根据英国产业革命以来50年间（1880—1929年）20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这些国家8类产品的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和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例关系，即霍夫曼系数，发现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霍夫曼系数呈稳定下降趋势，并呈现大体相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个规律被称为霍夫曼定理。

据此，霍夫曼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见表1-3）。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虽然消费品工业生产规模仍大于资本品工业，但资本品工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品工业；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平衡；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被认为实现了工业化。在实际应用中，霍夫曼系数往往用轻工业增加值与重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代替。后来一些学者遵循霍夫曼的研究思路，发现霍夫曼系数下降幅度递减，并逐步稳定在一定的水平，说明重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后将停滞下来。

（二）高加工度化规律

霍夫曼定理揭示了工业发展中的重工业化过程，而在重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发展还同时显示出高加工度化的趋势。所谓高加工度化，是指无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都会由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结构向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的结构发展，这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就较为典型地反映出这一趋势（见图1-1）。

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事实说明，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到一定时期会出现相对下降趋势，加工装配工业的增长超过了原材料工业的增长。实际上，加工装配工业与原材料工业构成了一种完全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高加工度化过程，就是原材料工业利用率不断增加、最终产品附加值日益提高的过程。高加工度化系数是反映工业高加工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用加工装配产业增加值和原材料工业增加值之比表示，高加工度化系数越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越高。

（三）生产要素密集度转换规律

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科技、自然资源等。根据经济活动对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可将生产部门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化初期，工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轻工业，纺织、服装、食品、玩具、家具等部门对技术和装备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劳动力是工业生产要素的主体。在工业结构趋向重工业化时，由于钢铁、石油、有色金属冶炼、煤炭及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需要对生产设备投入巨额资金，此时工业结构进入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阶段。在工业结构进入高加工度化后，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机械装备、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占据中心地位，科学技术成为工业生产要素最重要的因素，工业结构则表现为“技术密集化”趋势。随着工业结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原材料工业到高加工装配工业的转移，工业生产要素也发生从劳动力到资金，再到技术的相应转移。因此，从工业化对生产要素依赖程度看，工业化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密集型为主→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结构转变。

三、影响工业化的因素

工业化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科技进步、投资行为、消费需求、国际贸易等因素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最大。

（一）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是指自然条件和人口因素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先决条件。出于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方面的原因，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极大，有的地大物博、得天独厚，有的资源贫乏、先天不足。一般而言，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工业结构或多或少具有资源开发型产业特征。如大庆石油工业、山西煤炭工业、攀枝花钢铁工业等的形成发展，都受惠于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禀赋对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影响较大，但是如果经济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开采、加工的发展模式，不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一旦出现自然资源枯竭和市场持续低迷，工业化进程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出现英国经济学家奥蒂所说的“资源诅咒”现象。比较典型的国家有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1929年成为世界第一石油出口国后，经济维持了近50年的高速增长，但自2014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以来，已连续5年遭遇经济萎缩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面临经济崩溃的严重危机。北京大学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约占全国城市总量的18%，拥有人口1.54亿，其中有近一半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转型问题。

（二）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作为一种主要生产要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即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第一，充足的劳动力数量是发展大规模生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后我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产业转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重要条件。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获得了快速发展。河南、重庆等地的电子加工业的崛起，与当地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也有很大关系。第二，劳动力成本是构成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不同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地区的产业布局。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逐渐向内地和东南亚地区转移。第三，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布局也有着重要影响。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有更高的需求，能否雇用到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成为其产业布局的重要考虑因素。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往往选择高等院校密集或高科技企业聚集地区布局，因为企业可以从这些地方获得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高素质劳动力。另外，劳动力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劳动力对产业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产业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环境走。

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其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都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经济发展史证明，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资金缺乏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往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劳动力不足而资金比较充裕的国家和地区更多地选择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深圳的工业化就是利用大量“洗脚上田”的农业劳动力，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三来一补”(1)加工贸易开始起步的。同样，劳动力的供给质量也会影响到工业化进程，有较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就可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如，印度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其在拥有大批低素质劳动力的同时，也拥有一大批受到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因而软件产业在印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缺乏高质量劳动力供给，工业化进程就会受到人才瓶颈的制约。

（三）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催生了众多的新产业，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劳动分工和生产要素流动，使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影响了工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在最近的200年中，全球进行了三次科技革命，并引发了相应的三次工业革命，其影响甚至决定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英国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随着纺织、采掘、冶金、机器制造等部门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英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取代荷兰成为全球经济霸主。继英国之后，美国在18世纪末、法国在19世纪初、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30年代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加入了工业化进程国家行列。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全球工业化进入电气时代。随着炼钢技术的改进、化学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不仅使原有的钢铁、采煤、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形成和发展起来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如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和飞机制造等。20世纪初，重工业在世界工业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继英国之后，美、法、德、日等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特别是日本，仅用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经历70～100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世界工业化版图从欧美扩大到亚洲。

“二战”以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战后积累起来的雄厚资金，形成和发展了许多崭新的工业部门，如高分子合成工业、核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航天工业、生物工程、激光光导纤维工业等。尤其是电子计算机、控制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取代了部分人的工作，大大增强了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主要工业国家实现了从资本密集型工业到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升级。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好在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车”。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中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集三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一体推进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中国第一次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高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才能真正实现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四）投资行为

资金是工业生产的基本要素，离开了资金投入，任何产业都无法形成和扩大再生产。投资对工业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总量，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没有充裕的资金供给，就会制约整个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二是投资结构，一个产业吸收的投资越多，发展得就越快，反之就发展得慢，因此投资结构往往也决定了工业结构。工业投资主要来自政府投资、外商投资和社会投资。政府投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建设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如“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有偿援助下，中央政府重点投资建设的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156个工业项目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为国家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启工业化进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投资来源由单一的政府投资扩大到增加了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几乎再造了我国的工业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从工业化初期到中后期的跨越。而中国的民间投资从劳动密集产业起步，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遍及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营业收入、就业人数，民营企业都超过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背景下，民间投资将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向前的决定性力量。

（五）消费需求

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只有被市场所消费，才能体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说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消费需求包括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其中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最直接。需求结构的变化促使生产结构和供给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不仅会引发相应产业部门的扩张或缩小，而且也会引发新兴产业的产生和旧产业部门的衰落，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消费需求不仅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工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中叶，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ngel）在研究家庭收入与支出时，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理”，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一个家庭中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将逐渐减小。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就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消费需求份额会逐渐下降，非食品消费品需求份额会逐渐提高。这意味着在产业结构中，农业和食品生产比重的下降，非食品制造业比重的上升，这与工业化进程的方向是一致的。

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升级，从“生理性需求为主阶段”转向“追求便利和机能阶段”，进而发展到“追求时尚与个性阶段”，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也逐步升级。在消费需求第一阶段，与温饱密切相关的农业、纺织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高；在消费需求第二阶段，小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品成为消费重点，加工装配工业、原材料工业生产得以快速增长；在消费需求第三阶段，个人电脑、个人通信等的消费需求带动了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目前，信息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新兴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国际贸易

国际产业分工打破了国家界限，使国与国之间在资源、产品、技术、劳务等方面产生了交换，从而产生了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通过本国产品出口刺激本国需求增长和外国产品进口增加国内供给影响本国的产业结构的。一方面，本国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往往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由于出口带来的市场扩大，这些生产部门必然吸引社会资源的大量流入，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还促进了出口产品生产部门加大技术开发、扩大再生产，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一国通过进口贸易，可以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弥补本国技术和产能不足，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进口某些新产品、新技术还可以开拓本国市场，有利于推动本国弱势产业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把最终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分解成一系列连续环节，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配置，使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根据其要素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达国家通过外包和非核心生产环节转移的方式，不仅可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获取巨大的分工收益，而且可以推动国内资源集中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生产性服务等高端环节，进一步巩固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充分发挥成本优势，通过承接跨国公司加工订单和非核心环节的转移，在短期内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

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依靠“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外贸出口大幅增长，外贸出口和投资、消费一起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增长率位居所有经济大国之首。2008年，中国的工业品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品出口国；同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制造业产值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产出第一的制造大国；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是美国和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之和，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可忽略不计上升到全球的1/4。有学者测算出，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30%。(2)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将工业化从初期推进到后期，这是人类工业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巨大贡献。

四、工业化推进模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工业化，往往会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采取不同的推进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工业化推进模式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到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刘易斯发现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这成为有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刘易斯做了三个基本假定：一是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二是工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比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大约高30%；三是工业创造的利润全部转化为储蓄并作为投资使用。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农业国，农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并在工业和农业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差额中获得巨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又用于投资工业，于是出现了资本加速积累和迅速吸收农业劳动力的增长时期，直至工业部门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这时，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减少而使得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随之提高，工业部门要获得劳动力资源就必须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整个经济摆脱了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二）平衡发展模式

平衡发展模式源于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其核心观点主张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应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投资，以各个产业的齐头并进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平衡增长理论分为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温和的平衡增长理论和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罗森斯坦的大推进理论是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的代表，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资本的不足，他主张在各个工业部门按照同一投资率大规模投资，克服资本供给、储蓄和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纳克斯是温和的平衡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不能摆脱贫困的原因归结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他同样主张对各个产业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但应根据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大小确定投资率。斯特里顿综合了前两种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个别部门的优先发展来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最终实现各部门的平衡增长的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是把不平衡增长作为手段、把平衡增长作为目标的一种动态平衡增长理论。

（三）不平衡发展模式

不平衡发展的原始思想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指出：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际贸易上。赫希曼等将亚当·斯密不平衡增长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的不平衡增长理论。1958年，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现有资源的稀缺角度，分析了平衡增长的不可行性，指出由于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所有产业部门同时投资，而应当选择合适的重点产业进行投资，然后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理论将投资分为“直接生产资本”和“社会分摊资本”两大类，因而不平衡增长有两个实现途径：第一个途径是“短缺的发展”，即先对直接生产资本投资，引起社会分摊资本短缺，迫使投资向社会分摊资本转移而取得两者平衡发展；第二个途径是“过剩的发展”，即先对社会分摊资本投资，降低直接生产活动成本，促使直接生产资本投资的增长，使二者达到平衡后再重复此过程。

（四）产品循环发展模式

产品循环发展模式由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提出，其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揭示了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演变的客观规律。弗农认为，工业产品与生物一样是有生命周期的，可分为“导入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工业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和资金的优势，率先对新产品进行开发和生产，并迅速推向本国市场，产品进入“导入期”。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成熟，本国市场渐趋饱和，产品进入成熟期，产品开始向国外出口，逐步占有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形成后，工业发达国家为了增加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开始由产品出口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出口，进行就地生产和销售。当工业后发国家也掌握了该产品生产技术后，就地生产的该产品也开始成熟，产品便从“成熟期”进入“标准化期”。当国外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成本时，工业发达国家便放弃该产品的国内生产，反过来进口该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工业发达国家开始转向新一轮产品的研发和开发，形成了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出口→进口→开发更新产品→……的循环，工业发达国家通过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新产品研制和开发，实现了工业结构的高级化。

（五）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发展模式是工业后发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模式。“二战”前，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研究发现，日本纺织业的发展经历了从进口到国内生产再到出口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他把这一动态过程形象地称为“雁行形态”。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赤松要等对机械工业、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进行了验证，证实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呈现雁行形态。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进程中，无论是从纺织业到机械工业的演变，还是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消费资料工业到生产资料工业的交替，不同产业的兴衰都符合雁行发展的逻辑，这个研究成果被称为雁行形态理论的第一次变形。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相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部分产业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随后又向东盟国家转移。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大量承接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东亚国家之间呈现以日本为“雁头”，其后为“亚洲四小龙”，最后是中国大陆与东盟各国的发展形态。针对这一新的现象，赤松要和小岛清等完成了雁行形态理论的第二次变形，并得出了同一产业在工业先发国与后发国之间先后出现雁行发展的结论。雁行形态变形Ⅰ、变形Ⅱ见图1-2、图1-3。

雁行发展模式将雁行形态理论的出口、本国生产、进口三个阶段，扩展到引进、进口替代（国内生产）、出口增长、成熟和返进口等五个阶段。在引进阶段，国内生产规模小，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进口是平衡国内需求的主要手段；在进口替代阶段，国内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进口下降；随着国内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产品出现了剩余，产业发展进入出口增长阶段；到了成熟阶段，由于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生产规模开始减小，国际市场份额也不断下降；当国内生产规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国外低价同类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国内生产加速下滑，于是产品便进入返进口阶段。

（六）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5年5月，国务院颁发《中国制造2025》，把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指导思想，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特色”主要是指中国工业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其一，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考虑充分就业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加快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兼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其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尽管中国工业化进程总体上步入工业化后期，但东西部、南北方、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工业化进程仍然有较大差距，同时存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工业化是综合利用创新优势、比较优势以及资源优势的工业化。其三，中国的工业化是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工业化。西方发达国家是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顺序推进现代化的，呈现的是“串联式”发展过程。中国要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选择“并联式”推进方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以农业现代化支撑城镇化，以城镇化加速工业化，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再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而言的新特点。一是体制环境不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而新型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市场成为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二是国际环境不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是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进行的，新型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加入WTO和全面对外开放大背景下进行的，是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工业化。三是技术环境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迅速崛起，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角落，这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遇到过的，因此，新型工业化本质上是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工业化。四是资源环境不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中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已经不允许走传统的工业化老路，新型工业化只能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集约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之路。

五、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

世界经济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是同步的，工业化进程呈现阶段性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和判断工业化发展阶段，可以更好地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工业发展目标、重点和路径，从而进一步有的放矢地推进工业化进程。

（一）工业化发展的阶段

配第—克拉克定理、钱纳里标准结构、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霍夫曼系数等都可以作为工业化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最为经典的理论依据是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钱纳里在其《发展的诸类型》一书中，将工业化分为三个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此后，钱纳里等（1989）又进一步提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规律性地经过不发达经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和现代化社会六个阶段。为了更具体地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一些学者还把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分为前后两个半段。

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很低，几乎没有或只有极少的工业。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初期。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变，食品、纺织、皮革、烟草、采掘等初级产品生产大量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

第三阶段是工业化中期。这一阶段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石油、化工、橡胶、煤炭、非金属矿产等重工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业劳动力占主体地位，工业结构重工业化特征明显，资本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

第四阶段是工业化后期。这一阶段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五阶段是后工业化时期。这一阶段制造业内部结构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换，同时生活方式现代化，高档耐用消费品被推广普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第六阶段是现代化社会。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占主导地位，人们消费的欲望呈现多样性和多边性，追求个性的特征。

（二）地区工业化水平评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而言，仅从整体层面分析评价工业化水平是不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佳贵、黄群慧等（2004）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国际经验和中国地区工业化的实践，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空间结构、就业结构等维度，提出了中国地区工业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并确定了地区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见表1-4）。

根据上述工业化指标和相应的标志值，通过加权合成法，可构造出反映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指数，(3)并据此计算出全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大西北、大西南、中部六省、东三省七大区域以及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从而判断出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根据2015年的数据，中国总体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从四大板块看，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在七大区域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东三省和中部六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大西北和大西南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从省级区域看，北京、上海、天津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浙江、江苏、广东、辽宁、福建、重庆、山东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湖北、内蒙古、吉林、河北、江西、湖南、陕西、安徽、河南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四川、青海、新疆、甘肃、海南、贵州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段。

（三）中国城市实现工业化标准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基本的经济发展单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不同城市工业化发展叠加的结果，正确认识一个城市工业化发展阶段同样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城市经济受到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不同层级城市的发展目标、城市功能、资源配置、经济行为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在衡量不同层级城市工业化水平时，应考虑到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城市三次产业比例的差异，同时还应该考虑经济发展的规模，因为国家对不同层级城市的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同的。

鉴于以上观点，依据地区工业化指标和相应的标志值，简化掉一些关联性指标，再以一些标杆城市的相应指标为参照标准，可以简单构建城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标准值。我们可以把GDP规模超过万亿元、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作为中国主要城市(5)是否实现工业化的判断标准；把GDP规模超过7500亿元、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作为普通省会城市是否实现工业化的判断标准；把GDP规模超过5000亿元、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45%，作为地级市是否实现工业化的判断标准；把GDP规模超过1000亿元、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40%，作为县级城市是否实现工业化的判断标准。

根据2018年统计数据，在中国大陆19个主要城市中，有10个城市符合实现工业化的标准，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青岛、杭州、成都、武汉。在17个普通省会城市中，只有长沙、郑州、福州、合肥符合实现工业化的三个标准。在250多个非省会地级市中，苏州、无锡、南通、东莞、烟台、常州、扬州、绍兴、泰州、淄博10个城市实现了工业化。在中国1889个县级城市中，满足实现工业化标准的城市分别是：江苏省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宜兴、太仓、海门、丹阳、如皋、启东、泰兴、靖江，浙江省的义乌、乐清、诸暨、温岭，山东省的龙口、胶州、荣成、邹城，福建省的晋江，共21个县级城市。可以看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城市明显多于中部地区城市，西部地区城市仅成都市实现了工业化，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尚无一个城市实现工业化，这个结论与前面对四大板块、七大区域以及31个省级区域工业化水平评估基本上是一致的。

六、工业化应注意的问题

经典的工业化发展规律都是以国家为样本得出的，但由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相对国家之间更为便捷，加之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因而一个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有时会呈现与国家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这是各地运用产业发展规律推进工业化进程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比例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把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作为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指标，这是对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曲解。经济发展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但反之并不一定成立，一个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高未必是经济发达的标志。比如，深圳2018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8.8%，广州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71.75%，但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广州高3.4万元。再比如，海口市2018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7.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3个百分点，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6万元，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深圳第三产业比重不高，是因为深圳毗邻香港和广州，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华南地区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科教中心，深圳相当一部分第三产业是由香港和广州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国家中心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偏高是正常的。海口市则一直未进入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8.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是因为第二产业不发达造成的。

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是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为人们分析和评价不同国家三次产业结构是否正常提供了评价依据，但并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或城市。事实上，各地的国家定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等的不同，造成各地的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机械套用钱纳里的“标准结构”，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能够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三次产业结构才是合理的。对于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地方而言，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比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更为重要。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工业化

从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来看，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但对一个地方而言，在全国重化工业普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工业化进程是否要经过重工业化阶段，应根据各自的产业结构特点来决定。深圳和苏州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最好的城市，是跨越重工业化阶段实现工业化的典型。

1979年深圳建市时，工业总产值排广东全省14个地市的最后一位。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依靠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以“三来一补”出口加工形式，吸引了大批香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转移，由此开启了工业化进程。随后，大量台资企业转道香港投资深圳，不仅带来了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还带来了一批加工型电子产业。1996年，深圳抓住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高科技产业转移的机遇，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三个一批战略”，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引发大批跨国公司在深圳建设生产基地，深圳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制造业迅速发展。2004年，深圳曾提出“工业适度重型化战略”，匆匆上马了一些汽车制造业和精细化工项目，但未能获得成功，电子信息制造业等所谓“偏轻”的高科技产业仍然“一枝独秀”。2011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58.2%，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比重为53.9%，GDP突破了万亿元，人均GDP达到11万元，三次产业结构为0∶46.5∶53.5，标志着深圳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

苏州的工业化进程与深圳的不同之处在于苏州从农业向轻工业转型的过程主要是由乡镇企业发起的，而深圳是由外资企业发起的。1994年以后，苏州市政府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从此开启了苏州利用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与深圳工业化路径类似。2011年，苏州与深圳同时迈入“万亿GDP俱乐部”城市行列，并在2016年实现了工业化。

（三）后工业化社会的“产业空心化”

一个城市实现工业化后，意味着其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制造业转移问题。如深圳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周边城市、内地城市甚至印度、东南亚等地区，而且外迁企业从早期的低端落后制造业扩展到如今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即使像华为这样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也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东莞松山湖，更不用说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了。深圳市原市长许勤曾在2016年透露，有超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深圳GDP增长速度从2011年的10%下降到2019年的7%，增速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

深圳上下普遍存在着对“产业空心化”的忧虑。2017年，深圳市政协开展了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为主题的调研，认为目前深圳的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临界点，制造业比例不能再降。这种死守制造业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近10年来深圳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也证实了这个客观规律（见图1-4）。根据2012年的数据，美国、日本、德国、欧洲等制造业强国的第二产业比重仅在20%～30%，第三产业比重均在70%以上。

当今整个世界仍处于工业化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断提出“再工业化”，因为工业增长始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并不代表工业化的终结，而是工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深圳前副市长唐杰认为：对于大城市而言，制造业离开的问题并不是所谓虚拟化、泡沫化的问题，大城市、特大城市一定有和它相符的产业结构，核心大城市承担的任务应该是科学发现、产业创新。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中，也明确要求深圳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因此，对深圳这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而言，大规模的制造业已不具备比较优势，死守制造业反而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更应该顺势而为。深圳现在要做的就是创新，逐步以高科技2.5产业(6)替代制造业，而不是像香港一样完全用服务业替代制造业，这样不仅不会使“产业空心化”，而且可以实现“产业高科技化”，这也是对经典工业化理论新的诠释和新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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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2)　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EB/OL］．http://www.sohu.com/a/79271429_118645.

(3)　陈佳贵，等．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

(4)　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标准为12055美元，折算成人民币为79772元。

(5)　主要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6)　2.5产业是指介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中间产业，既有服务、贸易、结算等第三产业管理中心的职能，又兼备独特的研发中心、核心技术产品的生产中心和现代物流运行服务等第二产业运营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