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基督教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宗教思想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积累下来，成为人类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终其一生，对中外文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择判，这里当然包括宗教问题，包括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

一

鲁迅早期思想曾受到章太炎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宗教观。因此，探讨鲁迅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必要介绍一下章太炎的宗教观。章太炎十分重视宗教的作用，特别推崇佛教，但对基督教采取反对、抨击的态度。在著名的《无神论》一文中，针对西方传教士论证上帝存在的四大理由，他用清朝汉学家特有的辨伪方法就《圣经》论《圣经》，逐点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每则立论都恰好证明这个创世主是人的虚构。章太炎对基督教的憎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二十世纪刚开头，帝国主义列强就以中国农民欺负了基督教的上帝为由头，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章太炎的这种憎恶，反映了那时先进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敌忾。

鲁迅同章太炎一样，推崇佛学，反对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在宗教问题上，他更着重于从哲学和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对待，看到了宗教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注意并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这是鲁迅的独到之处。他认为，破迷信、嘲神话、毁偶像是错误的，因为所谓宗教迷信、民间酬神等看来似乎违反科学的，但它们正是人们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要求和“形上需要”。因此“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鲁迅指出，基督教也是这样产生的：“希伯来之民（即犹太民族——作者注），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蘖”257。

鲁迅早期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里，就接受了认识自然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于基督教所宣扬的神是万能的、神创造人、人应该服从神的观点，他在辛亥革命前夕进行的革命文化思想启蒙教育中，就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在一九○七年写的《人之历史》一文中，鲁迅以解释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为主，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他称颂海克尔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元论的生物界的种系发生学及生物进化系谱树。从谱树上可以看到人类自身的演进及生物进化的过程，看到人类的祖先就是猿类。《圣经》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创世记》开篇，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万有，抟埴成男，析其肋为女。”鲁迅指出，这不过是“景教之迷信”，是“彷徨于神话之歧途”。他既肯定了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在动植物系统分类上的贡献，又指出他在物种上“仍袭摩西创造之说”、坚持“物种不变论”的错误。在一九○八年发表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论述了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并肯定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自然科学家在反对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宗教神学和封建迷信等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以及由于科学的兴起而带来的近代文明。

对于基督教的历史及其与欧洲文化发展的关系，鲁迅在早期写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就有了明晰的认识，特别是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原因、内容及巨大影响，作了精当的论述。他指出，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宗教神学的严密统治，“益于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会，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但民众却像是一股洪流，受到阻挡就更加汹涌澎湃，极力要摆脱宗教的束缚，“时则有路德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公元十六世纪初，德国天主教神父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皇出售“赎罪券”，对罗马教皇公开提出抗议，强调因信称义，认为要获得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规条，而在于个人信仰，并对原有的教义、教阶和仪礼方面作了许多改革，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火种。鲁迅又指出，这个变革遍及欧洲，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宗教，还波及到其他许多方面，包括要求政治上的改革等。鲁迅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鲁迅有着丰富的基督教知识，对于基督教的教派、教义以及历史事项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九二八年，他翻译了法国作家查理路易·腓立普小说《食人人种的话》，在附记中说明，翻译这篇作品主要是取它描写野蛮部落举行人肉宴的“深刻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加特力教，即天主教。一九三一年，鲁迅翻译了苏联L.绥甫林娜短篇小说《肥料》，在附记中特别指出：“文中所谓‘教友’，是基督教的一派而反对战争，故当时很受帝制政府压迫，但到革命时候，也终于显出本相来了。倘不记住这一点，对于本文就常有难以明白之处的。”教友派由于宣扬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十月革命后，就变成了革命的反对者。

二

基督教的《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诚如鲁迅指出的，其“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258。鲁迅对《圣经》是颇为熟悉的。在他早期作品中，就有“亚当之故家”“弥耳之乐园”“神赫斯怒，湮以洪水”“撒旦”等不少《圣经》的内容和词语。在《摩罗诗力说》中，还详细介绍了西欧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一些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如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该隐》等。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他或从《圣经》中选材进行创作，或在作品中引用《圣经》的词语，次数虽不很多，却寄寓了深刻的意义。这里，着重介绍一下鲁迅十分重视并多次提及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事。

在鲁迅的前期作品中，多次提到耶稣被众人钉了十字架一事。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耶稣是以拯救世界的受苦受难者和救世主的面目来到世界的，是一位不随顺传统和众人，而成为被民众所弃绝、被家乡所驱逐、被故国所残害的先知。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时，为门徒犹大所出卖，被捕后解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彼拉多因耶稣无罪，想释放他，但遭到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们的反对，结果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复活、升天。鲁迅多次提到此事。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就悲叹那些先知先觉之士往往为庸众所嫉视、迫害，“一梭格拉第（即苏格拉底——作者注）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五四时期，封建遗少刘少少咒骂白话文是“马太福音体”。鲁迅讽刺他对文化史一无所知，连福音书是革新体都不懂，却用它来骂白话文，真是浅薄得可以。鲁迅强调说：“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细看。”259写于同一时期的《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巡抚想救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即是一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鲁迅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写了散文诗《复仇（其二）》，以耶稣的遭遇为素材，塑造了一个为民众谋福音反而受到侮辱和迫害的社会改革者的形象：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

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尤其血污，血腥。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260他到地上来，明明是为拯救以色列人的，然而却被众人钉了十字架。鲁迅一再提及此事，是结合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对于那些麻木、落后的民众的悲愤。耶稣是“神之子”，鲁迅则强调他是“人之子”，把耶稣当作为人民群众谋解放而反被不觉悟的群众侮辱、残害的英雄来抒写，使耶稣成了一位“向庸众宣战”的个性主义者。这样写，也有文献上的根据。如在《马可福音》中，耶稣一向自称“人之子”，并预言自己将遭到杀害。这说明鲁迅对原始基督教的深刻见解。鲁迅当时不仅指出了人民群众的落后，而且在他看来这些不觉悟的群众，还在不自觉地帮着统治者迫害先知先觉者。“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261“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为这‘所为’而灭亡。”262在小说《药》中，年轻的夏瑜为革命而洒下的鲜血，却被华小栓这样的被压迫群众糊里糊涂地当“药”吃掉了。这是多么可悲可悯的现实！前期的鲁迅从启蒙主义出发，对于人民群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形成的这种严重的精神痼疾，表示了深切的悲愤，提出必须唤起民众的觉悟，这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他这时还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点。

耶稣的被钉死对于基督教来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意味着耶稣以自己的血为人类赎罪。耶稣自甘受苦受难，他以自己的受难来拯救世界。鲁迅在后期，也几次提到耶稣受难。如果说，前期谈到此事，主要是表达对群众麻木、愚弱一面的悲愤之情，那么后期提及此事，则主要是对耶稣为拯救人类而自甘受难、毫不畏惧的精神的肯定和赞扬。画家司徒乔一幅画，画上的耶稣胁下的矛伤尽管流血，而他的荆冠上却有天使的接吻。据作者说，这“无非是对那些为人民献出自己生命的殉难者表示景仰和悼念”263，而鲁迅则认为，“无论如何，这是胜利”264。在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报道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状说：“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以耶稣受难来比喻中国左翼文艺和无产者的处境。

三

在阶级社会里，宗教表现为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起着麻醉的作用。历史上，统治阶级一般都利用宗教作为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基督教也不例外。鲁迅既肯定了基督教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又对它的教义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揭露了它愚弄人民的实质。

对基督教“奇迹”的批判。在基督教里，耶稣是神，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他施行了许多“奇迹”，如使盲人复明，使枯手复生，使死人复活。《圣经》说，会堂管理人睚鲁的女儿死了，耶稣到了他的家，就说：退去吧！这姑娘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众人被撵出之后，耶稣拉着姑娘的手，对她说：我吩咐你起来。姑娘立时就起来了265。耶稣还能在海面上行走，把水变成酒，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等等。这些“奇迹”，显然都是骗人的。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鲁迅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讲演中，指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终使中国寂然无声，而“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266。很显然，死掉的人是不会活过来的，宗教上的“奇迹”，只能是诳人的谎言。

对天堂地狱说的批判。基督教认为，世人都有罪，故皆应沉沦地狱，无法自救；但如信奉耶稣基督，便能得到救赎。不得救者不能进天堂；得救者灵魂可入天堂享永生。天堂是上帝在天居所，宝座前有众天使侍立，基督则坐在上帝的右边。鲁迅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267遥远的“天堂”，只是幻想的幸福，是给人民身上的锁链装饰“幻想的花朵”，它要求人们去自觉地忍受一切现实的痛苦，甚至要求人们去爱剥削和压迫自己的仇敌，以便由此而换来死后的天国幸福。鲁迅说过：“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吧，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268鲁迅认为，人们对于“将来”这回事，虽然不知情形怎样，但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就是进步。“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269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基督教所宣扬的一套只是自欺欺人的安慰。

对名不副实的基督教徒的揭露。作为一个教徒，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是，中国人之信奉洋教，有不少人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获得眼前好处。据记载，近代中国，有的教堂为了拉人入教，径直出钱收买。如北直隶各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你为什么信洋教？为了三块北洋造。神甫不给我洋钱，我不奉教！”270洋教会也知道中国人“皈依圣教的目的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人只是为了物质上的利益”271。鲁迅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吃教》的杂文，指出：“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他认为，“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更有甚者，什么也不信，对他们来讲，孔子、释迦、耶稣等，只是给自己利用的一个招牌，“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272在外国，也有不少名不副实的教徒。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273鲁迅引用了这句话后说：“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轮到穷人。”274这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了基督教的实质，道出了那些所谓基督教徒的虚伪性。

对基督教宣扬的忍从、驯服观点的批判。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就是忍从，推崇受苦受难，惟有忍耐到底才能得救。马克思曾经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是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275鲁迅对基督教的这个教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以“病态”和“残酷”著称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世人想要赎罪，就必须经过苦难的净化，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天国之门。他笔下的人物，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了新生。鲁迅指出：

不过作为中国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276

鲁迅反对忍从驯服，主张坚持斗争。苏联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结尾时，出现了拿着旗帜、戴着花圈，走在十二个赤卫军前面的耶稣基督。鲁迅一九二六年为该诗中译本写的后记中说：“篇末出现的耶稣基督，仿佛可有两种的解释：一是他也赞同，一是还须靠他得救。但无论如何，总还以后解为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这大作品《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人民必须靠自身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只能是幻想，因此《十二个》虽然反映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但还不是革命的诗。

对基督教与儒释道合流的批判。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长时期以来，“三教”之间虽然也互相排斥、斗争，但总的是不断融合、互相补充的趋势，同是统治阶级钳制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工具。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也极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十九世纪上半叶，从第一批帝国主义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宣传基督教上帝的时候，就注意与中国孔学的结合。英国的李提摩太、美国的李佳白等传教士，利用中国封建的复古主义思想来传播基督教。他们宣扬“耶稣圣教与中国儒教名虽迥别，道本同源，皆存心养性之学，非诡僻怪异之言”。企图把基督教与孔教结合起来，使之更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事实上，在愚弄、麻醉人民方面，儒家与基督教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圣贤的礼教主张女子必须从一而终，耶稣则教训“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同是一类277。鲁迅指出：“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278

四

鲁迅利用丰富的基督教知识，结合现实斗争，对黑暗的旧社会、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及病态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抨击，收到了更好的斗争效果。

国民党反动派是在血泊中建立起法西斯统治，而又妄图以虐杀手段维持其统治的。面对“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黑暗现实，鲁迅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公元二十九年前后，欧洲的一些耶稣教徒常遭虐杀，有的被钉十字架，有的被杀被焚，甚至有被绑进演技场或剧场喂食狮子的。在鲁迅看来，这种残虐程度还比不上中国。他说：“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279秘密杀戮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惯技，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就是被秘密杀害于龙华的。鲁迅在上海“有感屠戮之凶”，曾写了篇题为《虐杀》的杂文（此文已佚——作者注），其中“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之事280。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阶级残酷迫害和屠杀天主教徒，其火刑之法，为远远以火焙之，十分苛酷。“后见唐人笔记，则云有官杀盗，亦用火缓焙，渴则饮以醋，此又日本人所不及者也。”281由外到中，以古喻今，矛头直指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

《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说，当犹太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知道了，心里很不安。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让他们带着孩子逃往埃及。他们走后，希律王就大为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凡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尽了。一九三三年，贵州省教育厅长派兵用汽车冲杀“九一八”纪念游行的小学生，造成大量伤亡。鲁迅把《圣经》里的故事与这件事联系起来说：“‘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282愤怒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降、对内逞凶的罪行。

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圣经》由《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两部分组成。《旧约》是犹太教的“圣经”，《新约》则是基督教的正典。基督教把犹太教的经典承受下来作为它的经典的一个部分。但是，基督教在与犹太教分离过程中，在教义上也形成了一些与犹太教不同之处。例如，基督教的爱仇敌之说与犹太教的爱人之说就不相同。《旧约》律法书只主张爱自己的族人，但主张恨敌人。爱族人的说法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283对仇敌则主张“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284《新约》则反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285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时还为处死他的人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286

鲁迅是服膺并坚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他主张对反动势力必须针锋相对，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痛打“落水狗”，不能手软，不能“费厄泼赖”。他在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指出：“‘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这个对敌斗争的重要经验，正如他所说：“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287陈源把鲁迅叫做“土匪”“思想界的权威”，鲁迅则以“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他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的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288对于仇敌，鲁迅坚持斗争，毫不宽恕。他在临终前一个月写的杂文《死》里，预拟了七条“遗嘱”，最后一条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又说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说明直到生命的终结，鲁迅始终主张并坚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训。

基督教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不少来华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鲁迅用这方面的有关事例，批判了盲目排外，守旧自大的意识。鲁迅多次提到两件事：一是杨光先参劾传教士汤若望，一是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写的《中国人气质》一书。

汤若望是德国人，天主教传教士，精通天文学，明天启二年（一六二六年）来中国传教，后在历局供职，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任钦天监监正，主持新王朝修订历法的工作。这是外国传教士担任中国世俗官职之始。杨光先原是明朝军中小官，清军入关后他改任清朝官吏。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年）杨光先上奏参劾汤若望，说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批评汤若望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这次参劾没有奏效。后来杨光先出版了《不得已》，在书中声称自己不能保持沉默，“不得已”而起来辩驳。他认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杨又上书礼部，指责历法推算该年十二月初一日蚀的错误，汤若望等因而被判罪，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下狱，后被驱逐回籍，死于途中。康熙又任命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恢复使用“时宪历”289。鲁迅多次抨击杨光先的盲目排外，拒绝接受任何外来的好东西。他指出，汉唐时代对域外来的动植物，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这是因为魄力雄大，人民有充分的自信心，自由驱使外来事物，绝不介怀。而到衰弊陵夷之际，就神经衰弱过敏，“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290他认为，像杨光先那样具有浓厚的排外意识的还大有人在，“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291鲁迅严肃指出：“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292

鲁迅谈的较多的一个传教士是斯密斯。斯密斯是美国人，居留中国五十余年，写了一本《中国人气质》的书。他认为，中国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是因为太重体面的缘故。鲁迅深有同感：“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293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正因为爱之深，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的弱点就痛之切。哪怕是“洋鬼子”，只要他真正揭出了我们民族的痼疾，我们也应该重视和欢迎。鲁迅一九三六年逝世前，还恳望中国人正视现实，不要自欺欺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气质》——作者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人。”294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