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昧丹心是萧公
我认识萧焜焘先生是在1985年。那年，我应邀给东南大学（当时称南京工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创办的第一个伦理学研究生班讲西方伦理思想史。萧先生当时任系主任。他关照系里对我的讲课、食宿做了周到的安排。他怕我这个北方人到南方食宿不习惯，常派人问寒问暖，有时还从他家做点可口的菜送给我。他的热心、细心和诚意，使我深受感动。也许是初次见面的缘故，那次谈学问不多，只是偶尔问起讲课内容时说几句。不过，我从他那谦虚、谨慎的话语中，多少领悟到他的精神，窥见他深藏不露的学识。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第一次相识的直感，使我意识到萧先生将是我可以请教的老师和治学的朋友。我当时正在研究人生哲学，准备开设人生哲学课。我想依照真善美的思路，建立一个适合于青年人成长的人生哲学体系。回京后不久，我给萧先生写了信，一表感谢，二请赐教。果然，萧先生很快回了信。信中说，他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在人生问题上有许多想法相同。他说他正准备给研究生的一次课堂讨论做小结，准备讲四个问题：（1）真善美的统一：善以真为本质，以情为动力。（2）中西伦理规范的出发点：公正与人情。（3）伦理规范的几对矛盾：公私、爱情、利害、生死。（4）道德修养和人生态度。不难看出，这四个问题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简单的提纲已提示出丰富的内容和深阔的眼界。随后，我读到他那篇谈人生的论文《死的默念与生的沉思》，深为他那冷隽的语言和睿智的思考所启迪。是年，先生65岁。他说，生之大限日益临近，但他没有那些高雅之士所谓大彻大悟的情怀，却感到自己复归于不彻不悟的婴儿般的朦胧状态。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物之成毁与人之生死的内在统一性，阐释了客观命运与个人抗争的辩证法，以精辟的思辨论述了情理与死生的关系。他的结论是：“乐道安生，死无论矣！”
这之后有几次书信往返，每次信中都有关于人生问题的议论。大体说来，萧先生观察人生有一个从自然、社会到精神的统一的大视角。这个思路与我讲授的人生哲学大思路不谋而合，不过我从他的议论和文章中得到不少新的启发。讲课之后，我将讲稿补充、修改、整理出版，题名“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并将他的那篇关于人生的论文作为书序。征求他的意见，他很高兴，建议把文章题目改为“生之永恒”。这一改，恰与我的书名“不朽的寿律”相映成趣。1990年春，我把《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一书寄给萧先生，他随即回信，谈到初读的印象，颇为感慨地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在人生哲学中我们可以成为忘年交了。”那时，他刚脱手《自然哲学》书稿，由于劳累，身体不太好，但他心情不错，答应去新加坡探亲回国后为《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写一书评。他不负所望，年底就寄给我一篇近5000字的书评，题为“人生多歧路，如何使正之”。我很感激，遂作小诗以谢之：石城道别已三年，问学共识伟书晚。惠文激起千般情，感念难落言语间。
人们都知道萧先生的哲学思想在于对唯物辩证法科学形态和体系的探索，在于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系统阐发，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东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但对萧先生关于人生问题的哲学思想，尚未予以注意。这个方面文字虽不多，但仅有的文章和诗篇已足以表明他的人生哲学思想的成熟和独特。也许这正是他的精神哲学的真正归宿。他为《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写的那篇书评，说是书评，在我看来实际上正是萧先生借题发挥、全面阐发唯物辩证的人生哲学体系。
萧先生把人生看作一个客观进程，认为人生哲学就是要给人驾驭这一进程、将人生导向光辉顶点的智慧。他赞成书中所提的三个问题：人生是什么？人生应当是什么？人生能够成为什么？他把这三个问题归结为真善美发展的环节，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的过渡，勾画了一个思辨的人生哲学体系。他认为，对人生的认识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辩证的分析，从整体上予以把握，透析其本质，才能深刻领会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对人生的整体把握呢？按照萧先生的概括，就是从自然生命、社会生活、精神状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人生的发展过程。他说，关于人生本质的探讨，就是对人生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的揭示，即对人生做出本体论的论证。但若停留在这一步，无疑会重蹈庸俗唯物主义的覆辙，必须进入对人生的社会存在的分析。社会存在才是人生的直接基础和出发点。但是若停留在这一步，无疑将会重蹈经济决定论的覆辙，因此，必须上升到对理性思维和精神状态的分析。只有归结到这一步才能显现人生的本质和价值。他把这个辩证运动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三段式：自然生命—社会生活—精神状态。这个归结是合理的、深刻的。它所展示和强调的不仅是人生的实存，而且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在人生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这样，人生在客观上就进入社会伦理领域，在主观上就进入意志行为领域。社会伦理、意志行为就构成人生进程的核心。这个分析对于目前国内流行的伦理学观点来说，无疑是别开生面、发蒙振滞的新论。
再往下分析，萧先生指出，人面对自然界与社会群体，认识它，顺应它，又力图改造它，以服务于人生发展的目的。这样就有了所谓人生的理想，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以及创造人生价值。由此，从辩证的过渡和概念的推移来说，就有了“目标—目的—理想”这样一个递升发展，揭示出人生理想、人生道路、人生价值的辩证圆圈运动。谈到这里，萧先生指出，在客观的人生行程中，理想的实现道路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的。人生是矛盾的复合体，在矛盾斗争的旋涡中，有人壮志未酬身先死，有人踌躇满志上青云。诸如此类，事有必然，亦不无际遇。他赞扬林则徐站在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在内遭权臣重压、外受列强攻击之下，迎面而上、不避祸福生死的高尚精神；感叹他为正义反被陷害、远戍边陲的际遇之不平。由此，他强调实现人生理想有时要经受种种磨难，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
通过对人生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分析，萧先生认为核心的问题是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赞赏书中所说的“作为个人的社会特质和内在倾向，人格始终是人生自立的脊梁”。如果说，理想是生活智慧的结晶，道路是生活实践的轨迹，那么价值就是生活智慧和生活实践统一而体现出来的生活意义。人生意义是对人生行程反思的结果，要言之，就是“纯朴真诚”。人格的纯朴真诚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是人类自觉生活的向往，又是对社会滋生的虚骄暴戾、污言秽行的抗议。它使人达到生之朦胧状态。朦胧状态不是回到原始野蛮状态，而是将人生的自觉性、主体性，提升到社会伦理实体的高度，使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具有普遍的社会客观性，从自在达到自为。这正是明哲、英雄、天才、圣人之所以不同于流俗者之处，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澄清玉宇，扫尽娇氛，开拓人生，拯救黎民；他们追求崇高、伟大的社会理想，锲而不舍，唯道是从，于是成为崇高伟大的化身。当人的自我修养达到这样的境界时，他就完全融于人类社会无限发展之中，从而获得生之永恒。人生脱离了自然生命的大限，就在有限中实现了无限，从必然中获得了自由，在生命的燃烧中达到了人生的不朽。萧先生对人生哲学的评述和阐释，是高度思辨的，同时又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人生、融会着他的人生真实体验的。应当说，是他对人生归宿的描述，令人感奋不已，肃然起敬。他从理论上所阐发的，也正是他自己的为人所追求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得到证实。1993年6月，我去南方开会，转路南京拜访萧先生。他赠我当年1月5日凌晨吟成的四言诗：
香凝冷翠，芒绽霞红。水影摇曳，雪朵垂晶。
心沉碧海，意拔苍穹。身归造化，物我交融。
真是文如其人，诗如其神。哲学与诗、哲人与诗人的内在相通，在萧先生的人格中融为一体了，此后，我有幸感受到萧先生作为诗人的气度和风度。
萧先生的《自然哲学》于1990年出版。1992年著名诗人公木读了《自然哲学》一书，从中领悟萧先生的哲学而受到启发，对人的解放和自由提出了新见解，他认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对于主体而言，就是自我的觉醒；对于客体而言，就是真理的显现；对于人生而言，就是幸福的享受；对于情操而言，就是真挚的崇爱。人的解放与自由就意味着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善与美统一于真，意志与情感统一于理性。这些思想使他确证了多年沉思的关于“第三自然界”的理论，转年发表了《第三自然界》一书。他的书中有诗，诗中有哲理。他的书一发表，萧先生就为其写了书评《诗论三题》，对诗的鉴赏原则阐发了行家也为之佩服的精辟见解。在给公木的信中他还为公木赠诗一首：
放歌泽畔接苍穹，峡口奔洪直向东。
不下蟾宫亲桂月，偏沉北国吻罴熊。
行舟难免礁滩石，登月休提地面峰。
蝼蚁撼山岂自量，沐猴弄柄必归空。
回天有术靠黎庶，悲悯情深交颈拥。
这首诗抄在1994年8月8日夜里10点半写的来信中。信中说，他“极少写诗，实因生活苦涩，难有佳兴”。寥寥数语，道出了先生的艰难处境和心情。其实，悲愤出诗人，萧先生诗中常有悲愤之情，使他的为数不多的诗，深深地刻画出先生刚直不阿的高尚人格。先生不仅精于哲理的思辨，而且擅长诗词，有极好的天赋和文学修养。他的文中有诗，诗中有理。他使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紧密相连，使哲学与诗融为一体。他的文章、著作，语言优美，铿锵有力，让人清醒又陶醉；他的诗意境深沉，使人在陶醉后警醒。这一年，他写了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组论文，回击自《河殇》以后的错误思潮，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悲悯情怀与民魂迴升——三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的结尾，他以奔放的激情呼唤中国民魂，高扬浩然正气，作歌曰：
晨风晓月，飞瀑凌空。
清溪九曲，琴韵天成。
会当峡口，化作雷鸣。
平畴万里，蓄尔奔洪。
巉岩险阻，水拍心惊。
百川归海，浩瀚无垠。
气吞河岳，情悯众生。
泱泱华夏，如日方中。
诗言情，亦言志，其情至深，其志浩然，气势磅礴，抒发了先生救世济人的悲悯情怀和爱国宏志，他把自己的人生融化到民族精神之中了。
转年，先生寄来宏文《爱国辨》。文章通过对“爱国主义”的辨析，对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梳理，阐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这篇论文是他那几年所写的关于民族精神的一组文章的综合，其分量更加厚重。在我看来，此文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的终结。他在来信中说，那里充满难以用文字确切表达的感情激荡，也正是他借助论文而又不限于论文的爱国热情的表达。他一生立志高远，伸张浩然正气，捍卫民族尊严。他概括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仁爱诚敬的高尚情操，通灵剔透的辩证智慧，宽厚豁达的处世态度，出类拔萃的思辨天才，神思迭起的颖悟能力，救世济人的广阔胸怀。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萧先生的人生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我敬佩他的为人，更赞赏他的精神。读了他的《爱国辨》之后，写了这样几句：阴晴圆缺古今同，经世难免雨和风；沉沦自毁知多少，不昧丹心是萧公。先生回信，在病中和诗一首：
浊古难圆盼大同，
沉渣积垢待狂风。
忧伤最是人心冷，
热泪盈眶酹众公。
信中说，他生活处境困难极多，却少人分忧，眼见精力日衰，家庭动荡不定，担心《精神哲学》难以完成，有些感伤。这是我同他多年交往中第一次看到他诉说自己人生的感伤。尽管如此，他仍表示要努力克服生活困难，建造家庭病房，为夫人治病，自己也要战胜病魔，争取早日康复，完成未竟之业。
1995年10月，《科学认识史论》出版，这使先生在忧伤中得到些许快慰。也许是借此良机好运，他的病果然好转。1996年，我请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研究所讲学，他欣然同意，在北京住了几天，给人大哲学系伦理专业师生做了《传统伦理规范的扬弃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立》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好评。他的渊博学识和严格的理性思辨，也使我们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临别时我送他几句诗：匆匆话别送归程，促膝谈心恨晚逢。耳顺徒悲青春志，但愿后继有人雄。先生回南京后随即回信和诗曰：奉召北游不计程，感君知遇喜重逢；同心绪绝人伦著，愿献真情铸哲雄。显然，诗中包含着他要继续完成《精神哲学》大作的愿望和对后人的殷切期望。此次北上，给先生增添了快乐，但不久又收到来信，说他忧病兼至，一蹶不振，我再次为之震惊。
不料一个月后，先生重又复起，决定去参加珠海“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跨世纪战略”学术研讨会，我真为他担心。果然，因奔波劳累，他回南京后就一病不起，又住进了医院。去年11月中旬，我去南方开会，转道与高兆明教授一起去看望他，他正躺在医院病床上接受输血，但精神健旺，思路清楚，语言表达准确，一再说他不能死，还要完成《精神哲学》；还说他正在打腹稿，想写一些随笔性文章，连书名都想好了。我见他高兴，告诉他前几年交出版社的由他主编的《黑格尔文集》和他的文集来年春将出版，他很高兴，不停地说了近一个小时的话，直到护士干预，我和高兆明教授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永别。我心头时时感到隐痛，因为先生去世时没能亲眼看到他的文集，而且到现在那两部书还没有出版，能不能出版其命运还在出版商手里。走了的人带着遗憾走了，留下的人怀着深深的愧疚，继续等待着。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