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友萧焜焘
20世纪60年代初期，江苏省成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孙叔平同志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的岗位上，调任研究所所长。此时，我正在《江海学刊》负责哲学方面的编辑工作，自知自己的哲学基础知识很差，便主动向所长兼《江海学刊》主编孙叔平同志申请，希望从编辑部调到研究所哲学室和同志们一起学哲学。叔平同志同意了我的请求，要我到哲学室来，并继续兼任《江海学刊》哲学方面的编务工作。
研究所由三个研究室组成，一个是历史研究室，原来是历史研究所；一个是经济研究室，原来是经济研究所；另一个是哲学研究室，是新成立的。哲学室主任由孙叔平兼任。哲学室分两个组，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组，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组。辩证唯物主义组的组长是萧焜焘，是原来的南京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研究所所长是哲学家，萧焜焘也是哲学家，都是我的老师。而我又忝作历史唯物主义组组长，真得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焜焘同志在青年时期，专攻哲学，投身于祖国的进步事业，参加革命，热衷于社会实践，重视自然科学。来到哲学室，如鱼得水，正是他一显身手的环境。可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补习高等数学课。他有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认识到只有攻克了高等数学，才可以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畅行无阻。这时，他已40开外，不顾酷暑严寒，记数学公式、演数学难题；风里雨里，蹬脚踏车，到南京大学赶课堂。他抱着一腔宏愿在哲学领域，为祖国为世界攀登科学高峰。焜焘同志这种刻苦努力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回想1937年秋，日寇侵占了我的家乡，我就跟着省立安阳初中成了流亡学生，1938年转到国立第一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民主斗争，不久，我被国民党特务追捕，逃到重庆，找到了党，参加了抗日的部队，没有时间系统地读有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著作。看到焜焘同志这样求精上进的模范，心中敬佩，勖勉自我。
焜焘同志有一种非常使人爱的特性，这就是他的求真精神、崇尚科学的精神。他讨论起问题来，非常认真，有时可能争得面红耳赤。对一个范畴、一个概念的含义，总要追根问底，对一个主题力求正确表述。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问题，有人问我，一般讲矛盾，通常只说“内部矛盾”，有没有“外部矛盾”这个说法，一时，我弄不清楚，也可能我回答错了。焜焘同志知道我碰到了这个问题，闲谈时就给我讲了矛盾的分类，矛盾有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有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矛盾，有事物内部矛盾，有事物之间的矛盾。我领会到了，把矛盾区分为“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这样的分类不正确。事物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个事物的矛盾，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矛盾，但称之为“外部矛盾”不正确。这是焜焘同志给我上的又一堂课，哲学研究的要义就是要求真，要言语正确，不能含糊不清。
万恶的“四人帮”被打倒了。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把我从下放的江都县邵伯镇召回，恢复了我的党籍，补发了扣发的工资，真正解放了。我主动向组织部提出，愿意到大学作一个老学生。感谢南大党委留下了我。哲学系的主任孙叔平不由分说，就叫我“滥竽充数”，开辟当时全国还没有正式开课的辩证逻辑学。这是一门新学科，只有老一代哲学家潘梓年在20世纪30年代，以《辩证逻辑》命名、实质上是讲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书，国外只有当时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以《辩证逻辑》命名的书，实质上也讲的是辩证法。在国内，真正讲辩证思维的辩证逻辑学还没有。后来，在我读到焜焘同志所著《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一书时，才找到“辩证思维”与“辩证逻辑”思想的根源，原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和发展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中，产生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思维、唯物辩证逻辑理论。正如焜焘同志所说：“恩格斯坚决地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神话，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客观辩证发展的规律性，并唯物地分析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从此，我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讲的“同一性——抽象的，a=a”，“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a=a0”，“抽象的和具体的”，“悟性和理性”，以及“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等，有了进一步的领会。我在所著《辩证逻辑》一书中，对提出的“普通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人类思维发展中的辩证关系，以及“抽象同一思维与具体同一思维”或“普通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关系，做了进一步论证。感谢焜焘同志！怀念焜焘同志！
焜焘同志，我有很多话想向您说。有一次，听说您的夫人病重了，我到您住的东南大学宿舍去看望您夫妇，您特意从冰箱里拿出桔子水，给我斟了满满一杯，咱们边聊边饮。从炎黄讲到邓小平，我们都很感谢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不是他们拨乱反正，我们还在“四人帮”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从孔子讲到李大钊，从《易经》论到《矛盾论》，悠悠自在，我们步入了和平安康、繁荣幸福的时期，我们步入了科学昌明、文化兴盛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为之吃苦受熬、努力奋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回忆往事，您“文革”中到孝陵卫生产队劳动，从家里蹬脚踏车，从成贤街经过中山门、卫岗，奔来奔去，真是一种冶炼！后来您举家下放，听说您中风在床。我被省“五七”干校“清除出党”，下放江都天离一方，杳无音信。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到南大作老学生，您到新改名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从此，“风调雨顺”。您生活安定，重操旧业，不出数年，您的《辩证法史话》、《精神世界掠影》、《〈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相继问世了。世道安定，文化繁荣，这也是一条规律！我为您这些大作感到难能可贵，为您带病著书立说感到由衷的敬佩，您经历了数十年磨炼终成大树，为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我又忘不了一个学术会议的插曲。在南师小会议室参加讨论，实质是对一篇文章的批判会。这篇文章是由《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作者姓名以及文章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给此文戴的“帽子”是“自由化”！会后，焜焘告诉我，竟然有人说，那天，有位哲学家在讨论会上发表意见以后，萧焜焘在会上发表意见支持那位哲学家！焜焘同志确实经常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这次不然，当时，我在会场，就坐在焜焘身旁。所以，我听到焜焘给我讲这件事，我就插嘴说：我可以给你证明，那天，你在会上一言未发！这是小事一桩。可在我心中常常翻滚，这种学术界的唯恐天下不乱的风气，不是唯物主义的，不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今年春节开始时，我听说焜焘同志不听医生劝告，执意回家同他久病在床的夫人和儿女团聚。知道他身体状况欠佳，靠打胰岛素度日，我就准备捧一个花篮，带着我的老伴，去给他们夫妇拜年。但很快，又听说焜焘同志回医院了，我又准备带着鲜花到医院看望。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亲自向他献花了！谁知，3月2日早上，敬昭同志打来电话：“焜焘同志回到医院抽血化验，不幸于昨晚辞世！”时光流得这样快呀！
我再也见不到为世人鞠躬尽瘁的萧老弟了！
1999年8月25日于南京大学
*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