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沉篇 生命历程
生之欠
说明：这是作者1990年应《哲人忆往》一书写的带有学术自传性质的文章。《哲人忆往》收集了国内20多位哲学大师如张岱年、周辅成等教授的学术回忆。在本文中，作者并没有介绍其学术成就，而是对其学术和人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自我反省。这种反省是真诚的，真诚得让人觉得过于严厉，但这种“真”和“严”正是作者的风骨之所在。相信通过此文，读者可以了解和理解一个真实的也是深层的萧焜焘——不仅是学术，更重要的是情思。
我已进入68岁的垂暮之年，回顾一生的行程，似无足称道者。虽说1945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学担任各种与哲学有关的课程，也搞过一点所谓研究工作，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一生并无显赫之功与辉煌之著。因此，细细想来，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但董驹翔同志父女十分恳切地多次来信要我写一点治学的经历与得失，我只好写一点我坎坷的经历与失败的教训。
抗日战争时期，我考入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开始学的是经济，那些枯燥的原理、乏味的会计表格，使我大失所望，当时决定转系学化工。正其时，冯友兰先生自昆明赴蓉讲学，题为“中国哲学的精神”，我每讲必到，记了详细笔记，后被哲学系主任拿去整理并在报上发表。另外，我认真学习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开始对数理逻辑大感兴趣。于是，打消了学化工的念头，决定报名转学西南联大，并被录取。但由于筹措不到一笔当时对我们穷学生十分可观的路费，最终未能成行，只好在本校转系。哲学系主任倪青原博士，对我转系非常欢迎。系内教师周辅成先生、牟宗三先生等教学又十分出色，我也就安心愉快地开始涉猎这一门少人问津的“抽象而无用”的学问了。在校我重点攻读的是数理逻辑，牟先生有一本稀世之作，叫《逻辑典范》，那时该书稿尚在沦陷区上海商务印书馆未印出来。牟先生授课实际上是以此为据的。他的讲法与金先生的书很不相同，于此，提供了我对逻辑思考的两种不同思路，这对我终身都是十分有益的。1944年牟先生应聘去重庆中央大学，这时王宪钧先生由昆明来成都，应聘讲授维也纳学派哲学，并作为我们的毕业论文导师，我每周去他家一两次。他谦和地耐心地为我补充命题讲演的具体知识，精确地剖析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平等地和我探讨一些理论性问题。这种与牟先生迥异的风格，在我思想上烙印极深，使我在皈依马克思的唯物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以后，仍然充分肯定知识思维方法的作用，而未将其视为形而上学方法加以抛弃。周先生关于美学、伦理学、哲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十分渊博，对学生诚挚关心，也使我终生难忘。系主任倪先生不幸早逝，他为我修改译稿，并给予政治保护，得免于失学、失业，继续前进。我终身矢志哲学不移，与这些老师的教诲与关怀是分不开的。今天是重九“敬老节”，对规定我一生走向的老师们，我深深地怀念他们。至于我学习并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在进步学生运动中，得到先进学长的帮助与启发，1949年以后得到党的系统培养的结果。
1944年我就作为“学生助教”给老师批改作业与改卷，并试讲大学一年级公共课“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毕业后即正式开课，并涉猎卡尔那普的“语义学”（Semantics），后来还把他的《语义学引论》翻译出来，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出版。这时，内战爆发，民不聊生，我虽然已当助教，不便再公开参加学生团体，但仍然与他们休戚与共，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那时事机不密，为学校得知，1947年被停发聘书，只好暂时到印度大使馆充当打字员，后经倪先生力争，才得复职。但到1948年仍以所谓“匪谍嫌疑”与爱人王月娥同志同时被捕，直到李宗仁宣布和谈，释放政治犯，才得以出狱。这一段时期，我谈不上学业上的进展，但事实的教训，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使我摆脱了生怕烧坏了指头的“书斋学者”的道路，马克思的“学者加战士”的品格，在我眼前熠熠生辉，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
南京解放，欣喜狂热的心情是不待言的。学校当局要我停开“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数理逻辑”课程，改授“辩证唯物论”。因为前一门课，据当时内部流行的一本著名的小册子断言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后一门课则被认为是玩物丧志的符号游戏。从此，我就成为一名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师了，虽说我那时对该课程只是一知半解，而且没有师承。后来有幸奉调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跟随苏联专家系统学习，总算打了一点基础，但是，从此就没有一个安定的学术探讨的环境了，学术上的是非之争与政治上的敌我问题纠缠不清。我对苏联专家的提问质疑，被认为是大不敬，后来以一次课堂讨论的发言作引子，展开长达四个月的辩论，然后由院领导主持对我进行了全院规模的并扩大到新疆班、马列二院（国际部）、华北局党校的大批判，后来由于要开展反胡风斗争才收场。从此以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我要么是对象，要么是动力，二者必居其一；但主要地还是作为对象的机会多一些。这些往事就不必详述了。总之，作为“对象”，都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亦无所怨尤，从积极方面汲取经验教训；作为“动力”，我诚心诚意谴责自己，因为我或轻或重伤害过一些同志，我深深表示歉意。但是，从1949至1979年这三十年的黄金时代，我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1977年4月25日凌晨5时，我尚在沪宁线上桥头镇“五七”干校，辗转床头，胡诌出打油诗四句：“微如忽报杜鹃啼，睡眼惺忪觉梦移，历教卅年探义蕴，不如风派善投机！”我深感发现真理、坚持真理之艰难，在那斗得眼睛发红的岁月里，我能讲些什么，写些什么呢？理论的良心、真理的追求，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该具备的。我觉得在我认识到的范围以内尚未作过违心之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是服膺三闾大夫这句名言的。
我真正开始做出一点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或者说略具学术色彩的工作，是从1979年前后开拓的。1977年，江苏省委决定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拟调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的陈光书记（原江苏省委第二书记）坚持我必须仍回南工，因为我是从南工出去的。讲实在话，我觉得我搞宣传与政治教育，实在为难，不如去搞哲学专业。但领导恳切的谈话，使我放弃己见，再度回到南工。我想除努力搞好刚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外，拟结合理工科特点，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恰好1977—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我奉命参加自然辩证法规划组，从此我就成为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工作者了。其实从我的年龄与知识结构等条件看，我是很不够格的。但我有一个脾气，一旦选定决不后退。何况当时得到陈光书记与钱钟韩院长的坚定支持。因此，工作顺利展开。当陈光同志奉调赴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时，他和我握手告别，亲切叮咛：“希望你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取得成功！”钱先生则和我一道招收研究生，使我更具信心。
周总理逝世四周年之日，定稿于北京的我的一篇约4万字的长文（《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是我经过二十年的沉思，受到一连串打击之后，再次肯定地较系统地表述我的哲学观点，我自认是符合马克思哲学精神的。
1979年在苏州举办了一个自然辩证法教师培训班，全国各地约100人参加，我受聘做了为期一周的讲课教师，讲稿约8万字左右。上述文章便是这份讲稿压缩整理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得到了这份讲稿，电告即去北京商量如何修改。当时我在昆明开会，立即登程赴京。该刊当时规定：作为首篇挂帅文章，除总编认可外，必须呈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过目批准。1980年1月8日我修改整理结束，编辑部即送胡乔木同志，经过两天，得知同意发表，大家都十分高兴，该刊英文版也着手全文翻译。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二十年前被污蔑为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现在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的。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文汇报》统计，包括我的看法，有四种不同观点。显然，我是少数派，并被“正统”人士视为“异端”。我没有介入这场争论，虽然有的文章是点名批判我的。我认为他们没有理解我，批判的与我并不相干。直到1986年我的《辩证法史话》出修订版的时候，我才写了一篇《学海微澜——谈谈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对那场争论中对我的观点引起的混乱予以澄清。
当然，也有人对我的文章抱赞赏鼓励的态度。我首先应该提出的是刘老。刘老顺元同志是原江苏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但我与他开始个人接触是在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软禁在荒村的时候。在他复出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时，看到我这篇文章后予以充分肯定，这样就使我对我的观点的正确性更有信心。我们江苏理论界与干部们尊敬刘老，并不是因为他身居高位，而是他的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品、质朴的生活，以及坚持真理的精神。我们是把他作为一个老师看待的。还有南京工学院第一任院长汪海粟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对我的工作热情地关怀与支持。后来他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的主任，对我的这篇文章也做出了肯定性评价，经投票通过获得“一等奖”。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述这篇文章的始末，是由于它对我的哲学生涯是关键性的一着。它的发表，至少是客观上承认我的观点也算一家之言了。我还应该提到，那时敢于冒风险推出我这篇文章的是黎澍与谢韬同志。总之，现在已不用担心扣大帽子了，但无形的压力还是有的，这并不算什么。我相信：只要有皈依真理的态度，成见是可以慢慢消除的，至于我自己呢，一旦认识提高了，如发现我多年坚持的竟是谬误的，我是会弃旧图新的。
1980年是我的真正的哲学生涯的开始，迄今（1990年）已经是十个年头了。这十年我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我先后写了《辩证法探源》、关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四篇笔记、《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对物质范畴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海难》、《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等数十篇论文；出版了《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辩证法史话》及其修订本、《精神世界掠影》；主编了《自然辩证法概论》、《〈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与孙锦祥共同主编）。还负责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系列课题：《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科学认识史》。《自然哲学》已完成并于1990年出版，其他两本预期1992年前后完成。不幸的是，自1989年10月以来，事物纷繁，日夜赶写文稿，急躁不安，体质急剧下降，能否如期完成，已无什么保证了。但只要我一息尚存，自当努力工作。
十年来的工作，仍然是困难重重的，不如意者凡八九。但也得到不少同志的帮助，勉渡难关。对他们，我铭刻在心终身不忘。我所做的工作，无论是行政，或是教学、科研，都是做得很不够的。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干扰，以及体弱多病等客观原因是其一面，还有一面就是工作决策的失误。不少同志都认为我不应该花那样多的精力去创办本科专业，这件事领导毫无兴趣，群众也不支持。十年执着追求，却以惨败告终。其次是不应该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虽说去年与今年两个职务先后免除，但毕竟是浪费了精力，糟蹋了时间。有一位老同志背后与当面都讲过我，说我不宜于搞行政。搞行政其实也是一门学问，他必须善于应变，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还要尽力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而不坚持自己要做的事。如果想干得更“出色”些，就得使尽浑身解数，求得上有所持、下有所靠，才能“遇事呈祥”、“年年进步”。有限的精力、短促的时光，虚抛空掷在这无休止的是非、无结果的会议，以及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中太不值得了。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志在有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失败。”老黑格尔为我一生失败做出了总结。
我一生有过不少有褒有贬的称号，但最使我心醉神怡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老师”。当学生助教那一年不算，我担任教学工作已是四十五年了。每当学生亲切地叫我一声“老师”，或在教师节寄来一张“教诲如春风，恩情似海深”的贺卡时，我真正浸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有人认为当老师是单纯的奉献与支出，蜡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从来不如此看。教学相长，学生的青春年华，将勃勃生机注入我的心身；学生的敏锐观察激发了我多方的思索；学生的纯朴真诚使我看到了人类希望之所在。我如能在造就人才方面发挥一份有效的力量，那就真正有益于社会了。
四十五年的教学生涯，我是认真对待的，我对学生严格要求，决不马虎从事。我教一班工科研究生的哲学课，几乎没有缺课的。我出了150道复习思考题，并声明在先，期终口试半小时，考两道题，在150道题目中任意抽签。学生们感到为难；要求写文章代替，我未允所请。但到考试结束，都认为这一逼，使得他们从头到尾认真复习了，真正有了收获，否则，学完立即丢了。“教不严，师之惰”，这条古训我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
但是，我为人师也有极大的缺陷。那就是不少学生认为我难以亲近。我想，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性情暴躁，主观偏激，不大认真去了解青年人的心态，并具体帮助他们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的周辅成先生就不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他知道逻辑教材要更新，便给我寄来新出版的苏联逻辑教材。“反右倾”后，我闲居家中想看《大逻辑》，当时中译本未出版，他便为我捎来黑格尔《逻辑学》英译本。有一次我去北京，师母对我数说周先生，说她没有见过这样的导师，专程坐公共汽车进城代替研究生去查资料、找参考书。周先生啊！你对学生如此赤诚，我实在有愧。
还有，听人传说，我的一些学生有傲气。我想，可能与我的言行有关。我对一些人和事，每每不轻诺，有讥评。这就是说，难见人之长，好揭人之短。平日言谈无心，而听者无意之中受了感染。因此，学生给人倨傲印象，说明我有亏教师职守。当然一个人疾恶如仇，坦率无讳，不圆滑处世、唯诺终生，更不愿当一个乡愿式的人物，我认为是可取的。但宽厚无争、善于体谅同情别人，也是为人必具的美德。我实在缺乏豁达大度的学者气派与谦谦君子之风。
我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很看重的，一个合格的学生必须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业务功底。我反复在课堂上以及平日交谈中宣传我的看法，是否产生影响，还得看他们以后的表现。但是，我至少已感到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美其名曰：40年代的青年与80年代的青年有不同的所谓“价值取向”。我不想去评论在时髦的名词掩盖下的利己主义与拜金主义。青年人是可塑的，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我只谴责某些掌握教育方针、政策与机构的人们，他们虽不是多数，但能量很大，在创收的名义下，奉行“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典型的拜金主义方针。如此“师表”，给学生什么影响呢？灵魂的工程师啊！你如继续这样干下去，而不及时反省回头，势将沦为国家民族的千古罪人。
世风日下之际，个别教师的珍言善行是无济于事的。这有如荒谷之中的呐喊，那凄凉的回声，碰碎在石壁悬岩之上，让寂寞的阴风将它吹入谷底的苔藓之中深深地埋葬。
哲学研究更是一个荆棘丛生、疮痍遍地的领域。1963年我调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牛刀小试，便酿大祸，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为省领导关注的“三反”代表作品。1983年，领导公正地处理了我的历史问题之后，要我再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我无法推辞，同意继续在学校教书兼搞研究。我的理想是老中青结合搞集体项目为主，但我搞得并不是十分成功。
科研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必须无条件为之献身的事业，而不是沽名钓誉、猎取功名的手段。哲学就是一门探求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学问。黑格尔就认为，哲学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关于真理的知识，它是人类尊严与理性权威的确证。照他看来，哲学的繁荣，是德国希望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希望之所在。恩格斯便曾经说过：“没有德国哲学，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由此，我们也有理由肯定：振兴中华，必须振兴哲学。我自认我学习哲学的目的是日趋纯正的。
开展哲学研究，我有自己奉行的“八字方针”，即慎思、明辨、求实、创新。我读书喜欢追本溯源，勤于对比思考，力求剖析异同，关心现实生活，敢于弃旧图新。我不反对训诂注释，但不拘泥于此，只求心知其意以启我思。因此，“解说”之类著作，我实在不感兴趣。当然如此行为，可能流于空想玄思，难成正果，但只要不离经典，抓紧现实，终无大害。
至于治学的态度，我最讨厌风派。风派是机会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他们饱读经典，左右上下，排列有序。他们窥测风向，打听行情，左右逢源，上下得手。他们是理论战线上的不倒翁，善于“否定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惜的是，他们的资料库是样样俱全，就是没有真理。我自认与风派少有瓜葛，对待研究，有感、有据、有思，才有言、有论、有文。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又怎么能促进哲学的繁荣呢？
我一生主要是传授既成知识，基本上是一个“教书匠”，不少所谓“科研成果”，多是讲稿的升华。哲学研究的道路是崎岖而漫长的，我可能还没有上路呢！
哲学讲的是“理”，我却重的是“情”。我在《死的默念与生的沉思》这篇阐述我的宇宙人生观的文章中，宣扬一种扬弃世俗浅见、个人利害的既超脱又入世的感情，认为：
这种感情内在地蕴涵着人生的哲理：它的悲怆性或悲天悯人的性质，是对天道无常的慨叹，是对人生坎坷的惆怅，是对个人际遇的不平，是对他人不幸的关注。他顶天立地，鸟瞰人生，充满了济世救民之情。真个是：浩然正气，充塞两间，震天撼地，物我两忘。这种由情入理，以理抗情，超脱个体，入世救人的感情，既摆脱了知性的固执、感情的乖张，又克服了意志的盲动。它是人类的大智慧的结晶，真性情的流露，是理想的人、完全的人的精神意境。
这就是我终生追求而未能达到的崇高境界。
1990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