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心荐敦煌

常言道：地不爱宝。那些深藏于地下的文物，时常被有意无意地翻出地面。于是，多少年深藏不露的宝贝，就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世界。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被发现的神奇经历，已成了我们熟知的历史故事。我不想追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想说的是，这一偶然的发现，却让全世界把关注的目光再度投向已经沉寂了几个世纪的中国西北边陲小县——敦煌，并且由此产生了让各国学者百余年不断追捧的一门学问——敦煌学。

这里曾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的地方，也曾是一块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当敦煌石窟中那些充满着色彩与韵律的象征符号，再次回响着中古文明的乐章的时候，敦煌文化终于站在了人类文化遗产的行列中，向全世界展示着它的光辉灿烂。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3年后，中国成为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两年后的1987年，莫高窟以无可争辩的实力，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于是，敦煌成为人们心中的文化圣地，无论国界，无论种族，无论地域；成为人们心中的“打卡”地，也成为人生当中必去的规划之一。

为什么是敦煌？为什么要去敦煌？无论是去过敦煌还是向往敦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它和藏经洞出土文献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的珍贵史料，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敦煌石窟丰富的壁画、彩塑和藏经洞出土文献，记录了我们的先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艺术的理解，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信仰和追求。它所展示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表征。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与世界几大文明体系发生碰撞的前沿，它不仅是历史上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以敦煌石窟及藏经洞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敦煌文化，留下了4至14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鉴和融合的足迹。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因而跨越了时空和地域，具有了世界意义，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敦煌的伟大，在于它无与伦比的价值，还在于漫漫时光长河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和传承。

塞纳河畔，只看了一眼，就让他魂牵梦绕，义无反顾地奔向敦煌；嘉陵江边，只听了一声召唤，就让他出蜀入陇，毅然决然地扎根大漠。从常书鸿到段文杰，一代一代的敦煌艺术研究者，从临摹走向研究，把敦煌石窟艺术写进中国美术史。石窟中的色彩和形象，激励着他们追寻中国艺术的传承创新；壁画里的霓裳羽衣，吸引着他们寻觅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他们的志向更加坚定；行走在莫高窟的月光下，他们的心灵更加宁静。他们心无旁骛，风雨兼程地耕耘在敦煌学的学术园地。九层楼的铁马叮咚，伴着他们在石窟考古的脚步；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和着他们笔耕的轨迹。

他们是一群痴心不改的石窟保护者。为了留住敦煌石窟昔日的辉煌，让莫高窟重现往日的青春，他们守着石窟，就像守护着自己的身体。哪怕是轻微的磕碰，也会牵动他们敏感的心灵；他们眼中的壁画塑像，不再是历经沧桑的古代文物，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青春少年到华发满头，敦煌石窟在他们的呵护下安然无恙，壁画塑像在他们的守护中再现辉煌。

70多年间，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怀揣着光荣的梦想，坚守在风沙弥漫的茫茫戈壁，铸就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这是中国精神的敦煌表达，是一代代莫高窟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这样一种情怀，这样一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为它做点什么吗？

于是，就有了“敦煌文化守望者”计划。

“敦煌文化守望者”是一个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是以文化保护与传播为目标的知识赋能型文化公益行动，由敦煌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发展基金联合发起。项目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来自各个领域的十名志愿者，在莫高窟进行为期四十余天的体验式培训与上岗，参与莫高窟各项保护与传承工作，并通过专业化培训实现莫高窟需求与文化志愿者能力的精准匹配，进而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与创新。

蒋理先生是苏州甪直古镇光影墅文化空间的创始人。2021年5月，蒋理幸运地作为第三期“敦煌文化守望者”，和来自全球的其他九位志愿者一起，在敦煌进行了为期四十天的生活学习。如同赴一场久违千年的约会，与敦煌的相遇，让他渴望、激动，而又理性、沉稳。他和他的同伴们用心感悟敦煌的每一块壁画、每一段文字、每一处风景、每一个故事，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在敦煌每一天的感悟和收获。他希望通过分享，让更多的人记住敦煌，记住莫高窟。他在日记中告诉我们：

我想让他们看得到千年之前，我们的先辈是如何平凡生活着的，并以此为傲；我想让他们感受得到洞窟背后的历史风云，并以此为鉴；我想让他们欣赏到千年之间艺术的流变，并以此为美；我想让他们能够体会到那种忘我甚至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以此为援；我更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发现敦煌与自身的联系，感觉到敦煌的温度，并以此为起点，心灵脱缰而去，自由驰骋于千里之外，千年之间。

我想，蒋理先生做到了。我在他的日记里，回望了他们在敦煌的守望生活，体验了敦煌四十天给他的影响，分享了他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我也期待看到他日记的朋友们，能和我一样，分享他在敦煌的心路历程。

我常常想，或许每一个到过敦煌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敦煌，但每一个有情怀的人，都会对敦煌充满深深的敬畏，倾注全部的真情。读罢蒋理先生的日记，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这一想法。

这又让我想起樊锦诗先生在《我心归处是敦煌》里讲到的一个关于守护敦煌终极意义的一个比喻。樊先生说，这么多的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他们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在某种程度上和佛教信仰者的修行有些相似：

佛教的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如果从佛教“布施”角度来看的话，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超越世俗的名利，在困境中保持从容，也是一种“法布施”和“无畏施”。敦煌在西北荒漠，远离城市的繁华。莫高窟是一片净土，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在此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需要很高的修养，有为有不为，是为“持戒”；莫高窟人坚守着大漠，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指责，有时还可能要应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是为“忍辱”；凡是对莫高窟有利的工作，当仁不让，尽力去做，是为“精进”；画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临摹壁画，专注于线条和笔触，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快速发展的世界和外界的诱惑，是为“禅定”；博览群书、提升学识、涵养心性、磨炼心智、度化方便、圆通万事，从个体人生的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不正是“般若”境界的追求吗？（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434—435页）

这不正是对“莫高精神”的另一种阐释吗？

1963年，一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北大毕业生，来到了戈壁沙漠中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此她一生坚守大漠，致力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她的心血尽付与敦煌，敦煌早已融入她的生命。

2019年7月，她在写给北京大学新生的亲笔信里说：“北大的精神和学风、敦煌石窟的重要和我的责任，激励我全身心投入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暗下决心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遗产博物馆。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

她曾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这是她对自我举重若轻的总结，也是她为敦煌鞠躬尽瘁的决心与底气。

她的名字叫：樊锦诗。

于是，我懂了，我们守护敦煌的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

今天，为了将这份宝贵的遗产传承有序、发扬光大，我们发起了“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已举办三期，30位优秀志愿者在敦煌经历严格培训和体验式上岗之后，回归各自生活，成为了宣传敦煌、传播敦煌的星星之火。所有的敦煌文化守望者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完成着对敦煌的承诺，实践着敦煌的精神，不断延续着他们守望敦煌的行动。我知道，蒋理先生也规划并实践着他对敦煌的承诺：

我希望回到苏州后，首先将光影墅文化空间打造成为“敦煌文化驿站”，通过敦煌书籍、公益分享、文创手作、启蒙课程等方式，让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接触并了解敦煌文化；其次，因为“在敦煌寻找江南”收获颇丰，我期待能有机会以此为主题，策划一次特别展览，将我所发现的江南与敦煌之间或明或暗的联系，精彩曲折的故事，都展示给大家，让所有人可以看见两种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也看见平凡而不平庸的人生。

我作为“敦煌文化守望者”计划发起方代表之一，有幸参与了三期“敦煌文化守望者”活动的全过程，见证了包括蒋理先生在内的30位守望者在敦煌的生活。我也是一名敦煌文化的守望者，我从内心感谢他们对敦煌的一片公益之心，感谢他们和我们一起守望敦煌，守护浩瀚沙漠中的文明奇迹。悠悠岁月，时光荏苒，各位亲爱的守望者伙伴，我们因敦煌相聚在此，敦煌也将因各位而更加美好。

杨秀清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