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启蒙:以《启蒙辩证法》为核心的启蒙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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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浪漫派、马克思与古典

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向往古典理想?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理想是古典的现代重现?

德国早期浪漫派尊崇古希腊、中世纪,不像启蒙运动那样把过去说成一片黑暗,只有启蒙才照亮了人类世界。以古希腊哲学为博士论文选题的马克思有很高的古典学修养,这是众所周知的。他虽然坚持进步观念,甚至为此受到一些激进左派的批驳,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没有触及“跟以前相比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进步”这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但他仍然肯定古希腊相对于现代的崇高性,并以此批驳现代资本主义:“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28]

既然古典希腊是崇高的,在许多价值领域,它就高于现代。那么,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向往古典希腊呢?我想,也许只有个人的全面发展,相比于物的人的崇高性,人对自己所创之物的主动性,超世俗价值对世俗的约束,以及人从事的活动应该是潜能的实现和获取幸福与快乐,而不是获得更多货币财富等,才是马克思向往的。但在自由作为现代最高价值方面,马克思明显站在启蒙现代性的起点之上。马克思肯定了“物”相比于“人”的非崇高性,却否认古典思想中高于“人”之上的存在,于是人是最崇高的存在这个现代思想的基本点无疑被马克思所接受。基于内在性自足自立的现代主体,在肯定这种主体的至高无上性及其不依赖于任何他性存在而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在所有便足以应付一切的自足性(能力),以及与肯定这种存在与其他任何生命存在一样,都具有自我保存的先天权利和基本权利之后,主体之人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存在。而且,至为关键的是,这个属于最高存在的“人”还具有最高的普遍性,而不像古希腊时期那样,认为并非每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都具有诸种优异性。优异性是一个文化、政治、伦理的观念,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政治、伦理品质,才能成为具有这种优异性的“人”。而只有那些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才能裁定通过怎样的手段有助于这种优异性的实现。启蒙运动之后,继承近代启蒙传统的马克思却赞同每个经验主体都具有自主自立品格、权利和能力的思想,因而每个人都(只是潜在地)有独立判断正当与善的能力。在肯定世俗化的背景下的满足世俗需求之正当性的前提下,每个人不但都能裁定何为正当与善,而且更能裁定以何种手段促成这些正当与善才是合理的。这也就必然意味着崇高、善的降低及其向平俗转变的趋势。不过马克思肯定会赞同康德所说的:“实用性只能当作阶梯,帮助我们在日常交往中更有效地行动,吸引那些(对至善——引者加)尚没有充分认识的人对它的注意,而不是去左右那些有了认识的人的意志,并规定它的价值。”[29]马克思相信,现代世界虽然鄙俗,却促成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由此可以“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30],而这将为实现上述一系列古典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显然,这种对古典的向往与德国早期浪漫派是完全一致的。罗尔夫·桑瓦尔德甚至说,希腊古典就是马克思的美学理想。[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