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话—原型—《圣经》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新批评独特的修辞批评是如何成功地挖掘出了浪漫主义诗歌中那些常常被读者忽略的含混、反讽、悖论和隐喻结构中所蕴含的理论和美感。也就是说，新批评的优势就在于其能够在语言修辞中探幽发微，但其问题也在于此：基于绝对排他性批评立场，新批评家们固执地否定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和作家意图等所谓外在研究范式，将自己完全局限在狭窄的文本语境中进行饾饤式解剖，从而造成了新批评见木不见林这一广为批评界诟病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神话—原型批评的开创者弗莱有深刻论述。在《批评之路》中，弗莱指出，作为一种修辞批评的新批评

建立了一种与传记方式抗衡的方法，反对将诗歌看作是一种个人自己的修辞。这种分析批评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承认诗的语言和形式是诗歌意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它确立了对所有用非文学来解释文学的“背景”批评的抵制立场。与此同时，它也使自己失去了文献批评的巨大力量：语境的意义。它只是一个接一个地解释文学作品，而对文类或对将所分析的不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的任何更大的结构原则却不加注意。[137]

正是基于对“文类”和将所有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的那种更大的“结构原则”——也就是神话—原型——的关注，继新批评之后，弗莱建立起了一种以文化语境而非文本语境为批评框架的更为宏大的神话—原型批评。

西方文学批评模式的这一转向也体现在浪漫主义研究领域中。从弗莱开始，注重语言—形式的浪漫主义研究范式就逐渐让位于更为宏大、更具历史感的神话—原型—《圣经》批评范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关注自然与意识的现象学研究范式和解构主义范式。英国浪漫主义研究范式的这一转向事实上早在弗莱1947年出版的《可怕的对称：威廉·布莱克研究》（Fearful Symmetry：A Study of William Blake，以下简称《可怕的对称》）与艾布拉姆斯1953年的《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与批判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以下简称《镜与灯》）中就已经拉开序幕。[138]后新批评时代浪漫主义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艾布拉姆斯。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弗莱的浪漫主义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艾布拉姆斯浪漫主义研究的介绍，最后介绍艾布拉姆斯的学生布鲁姆对艾氏以及弗莱思想的集成和发展。从弗莱、艾布拉姆斯到布鲁姆，再经由布鲁姆到哈特曼，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由神话—原型—《圣经》批评到认识论—现象学批评的浪漫主义研究发展之路——而这条浪漫主义研究之路又为后来的德·曼等人的解构主义浪漫主义批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