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和文选学

《文选》的古文献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历来认同。但是,研究《文选》的学术却颇遭非议,甚至斥为“谬种”。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对《文选》的历史文化价值缺少整体的认识;二是对历代的文选学的学术源流缺少历史的辩证分析。凡属历史上长期存在、影响深远的文化事物现象,都有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作用。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变迁,过去时代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经受扬弃和淘汰,精华被汲取为新文化的滋养,糟粕被沉淀为旧传统的标本,从而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不断改造更新,向前推进。所以,民族文化既有相承的传统精神实质和特征,又始终处于新旧文化矛盾冲突的运动发展状态,有时缓和,有时激烈,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把《文选》和文选学置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和发展之中来考察,可以比较切实地认识其整体的价值和作用,既不夸大或缩小,也不拔高或贬低。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已为历史所证明是不可取的。

一、整体认识《文选》的历史文化价值

迄今为止,世所共识的《文选》历史价值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保存了先秦至南朝齐、梁间的许多作者的重要文章,具有古文献价值;二是提供了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具有古代文学史料的价值;三是反映了齐、梁间一派重要的文学观点和思潮,具有古代文论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四是其中文章保存许多中古词汇,诗歌韵文可供归纳中古声韵,具有研究中古语言文字的资料价值。这是从不同学科研究《文选》所取得的各类认识和估价,实质是对《文选》整体进行分体研究的结果。然而,整体功能大于分体功能的总和。切实而充分地认识《文选》整体的价值,可以更为确切地认识其各类分体的价值和作用。

《文选》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实质是文化艺术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即文风演变的相应反映。 《文选》的“文”,其内涵是历史的文化艺术观念,其形式是有文采的文章,并非一般意义的文献,也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清阮元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 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 ‘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指出《文选》的“文”的观念以“沉思” “翰藻”为特征,并以此区别于经、史、子类著作。其论不为无见,也颇为后来学者所接受。而其实却失之片面,无视或忽视了《文选》的“文”的观念的内涵,有意或无意地否定了《文选》选文标准的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曲解了其相应的对形式体制的观点。把《文选》视为一部唯艺术或形式主义的文章总集,其原因大多类此。

《文选》的“文”的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文化观念,是有思想内容要求的,这就是“时义”观点。序的开头,萧统概述了文学的发明、文籍的产生和文化的功用,提出了“文之时义”的观点。其理论依据便是《周易·贲卦》的名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曹魏王弼解释说: “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一作‘知’ )也。”这是魏、晋以来的传统理解,正可作为萧统“时义”观点的注释。在萧统看来,“文”便是与日月山川的“天文”相应的人间文字表达的“人文”,其内容与功用便是与天文“时变”相应的天下的历史变化,可借以观察天下演变而致成功的迹象和道理。简括地说,“时义”便是要求具有发展变化的历史时代意义, 一要有时代内容,二可见化成功用,三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因此,这“文”的观念实质是历史的文化观念。作为一种考察和选择的指导原则,在思想内容上便是要求具有“时义”,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代实际出发,选取各个时代具有“时义”的代表作品,既不从一家既定思想标准出发,也不是任何缀字成句的篇什都能符合要求。事实上,《文选》所收文章,在思想内容上,无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或一个时代的横向来看,都无划一的思想标准。因此,持有某种执一的思想标准来要求,便可指责它驳杂无当,或者对它的思想要求讳莫如深,或者索性说它根本没有思想标准。然而应当承认,尽管限于萧统的识见,《文选》确实不免有取舍未当或当选未取等明显不足,但整体上却正因“时义”观点而取得反映七代文章发展的功用,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它在文献、文学、文论及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分体价值也才得以具备。

与“时义”观点相应,萧统对“文”的形式体制提出了“随时变改”的观点。他举了两个譬喻。一是人类劳动智慧创造的车轮。指出椎轮变为大辂,朴质变成华巧,运载的事功实质未改,但华巧的大辂不复具有椎轮的朴质。另一是自然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冻。指出积水变为层冰,液体变为固体,降温功能的实质不变,但本来的形体变了,功能也增强了。前例可谓物质文化,属于广义的“人文”;后者则是自然“时变”,属于“天文”。他认为“文”的形式体制也如此, “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随时变改”。也就是说形式体制的变化是内容和功用发展的使然,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和自然规律的造化,其趋势是从朴质向华巧,其结果是功能的提高增强。由此可见,在萧统看来,“文”不但以一定时代内容与化成功用为思想内容要求,而且以一定时代的智慧创造和自然发展的形式体制为艺术形式标准,两者是相结合的,都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他的“文”的观念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历史发展的文化艺术观念。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文选》收入七代中所出现的各种形式体制,为之分类,“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既不拘一类,又体现发展变化。

“时义”与“随时变改”的内容形式相结合的文化艺术观念,贯串于《文选序》对“文”的发展的论述,也体现于《文选》所收文章的选取和编次。在序中,萧统引用《诗序》的《诗》“六义”说,指出“今之作者异乎古昔”,表明《文选》所收作品,时限上接《诗经》,但体制名目与《诗经》作品不同,是有发展变化的。然后说明发展过程和变化特点。他认为,从战国时代到西汉前期,文的发展已与《诗经》传统有两点不同;一是“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二是楚人屈原开创了“骚人之文”,表明这阶段文的起点和发展基础的特点是,以赋为主,继承了《诗经》传统体制,同时接受了屈原楚辞的影响。而在说明汉赋与楚辞的特点时,则都着眼于内容,突出了“时义”。然后,他概括论述“炎汉中叶”以后,文的传统体制逐渐突破, “厥途渐异”,诗的体制也与赋不同。所以他从“诗”这一文体开始,论列各类文体,夹叙夹议地交代了《文选》所收各体及分类原则,在指出各体职能的同时,显出各体的特点和发展。最后说:“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以乐器、刺绣比喻,说明不同文体的作品都有怡悦耳目的功用,提出了文采的要求;并认为各体都具备有文采的精致之作。由此也可看到,文采的要求是踵事增华、变本加厉、随时改变的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是文章的艺术功用的要求,因而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化艺术观念的一个有机方面,既非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选择标准。

《文选》是一部文章总集。如果按照一般观念来选择,则凡属文章都在选择范围,显然过于广泛。而《文选》所选时限,“时更七代,数逾千祀”,则文章数量极多。为此,萧统采取一个特殊的措施,在应选可选的范围中划出几类不选的范围,所以序的后三段特予说明。对于不选的范围,历来并无异议,明确是经、史、子类著作;但对于不选的理由却颇多误解。主要误解有二:一是认为不选的三类,都是萧统以为不属文章或文学的,反映了文学观念的深入发展;二是认为序中所说不选的理由,反证了或说明了萧统选文标准,从而断定萧统重形式或唯艺术。其实,萧统本意并非如此。第一,不选经、史、子,不等于这三类不是文章,没有好文章。恰恰相反,正因为周公、孔子的经典,老、庄、管、孟的著作,《春秋》三传及《史记》 《汉书》等史传,都是传统认为的文章的典范和文体的渊薮,所以萧统要专类特为说明不收的理由。第二,不收的理由是分类说明的,各有条件限制。断章取义,以作反证或扩大,都未为合。 “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是说明子书的著作本意和特点,也不等于断定诸子中没有好文章。用来反证《文选》选文标准以“能文为本”而不“以立意为宗”,是不合本意的。 “综辑辞采”, “错比文华”,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说明史传中只收赞论序述的理由,与不收史传的理由相比较而言,史传对历史事件、人物言行的记载,按良史传统是要求实录而寓以褒贬的,不许增减修饰,而赞论序述则是对史事、人物的评论,作者要对史事、人物进行自己的思考,思想见解可以用有文采的文章来表达,所以说这类文章可以“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用来扩大为《文选》选文的主要或唯一的标准,也不合本意的。第三,整体地看,萧统要说明的不收范围的原则,实则为两条:一是成书的总体结构的著作,并非独立的单篇文章,不收;二是实录记事记言的史传,并非出自己作的文章,不收。所以经典诸子都是总体著作,不宜删选剪裁,因而略之;记事记言及系年的史传都是“事异篇章”、不同“篇翰”而不取。所谓“篇章”“篇翰”“篇什”,都是就单篇文章说的。如果说序的后二段也是说明选文标准,那么这条标准是,《文选》所选以单篇好文章为限,不收好书或成书中的好文章,但史传中的赞论序述例外。实质上这只是缩小选文范围的一种处理,一个限制,并未另立一个与“时义”“随时变改”的文化艺术观念的相矛盾对立的选文标准。

不难看到,正由于按照“时义”与“随时变改”的文化艺术观念来选取有文采的单篇文章,在思想上不拘一家,在艺术上不限一体,历史纵向呈现发展变化,时代横向表现各种差别,因而尽管限于萧统的认识,不免存在若干不足,但大体做到了择优选取各个时代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好的或较好的各体文章。实质上,《文选》是以文章总集的编撰方式,反映了战国到梁初的文化历史发展,反映了文化艺术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即文风的发展变化。应当说,萧统的文化艺术观念,具有通识,比较客观,能够兼容并存,反映历史发展的实际。这也是《文选》整体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清孙梅评《文选》一大长处便是“通识”,认为可比美《尔雅》之通识《五经》训诂, 《史记》之通述诸史纪传,概括了自周至梁千余年间的质文升降、风雅正变的源流(见《四六丛话》卷一小序)。其论不为过誉。章学诚把它视为一种历史文献总集,认为“括代总选,须以史例观之,昭明草创,与马迁略同” (《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肯定萧统开创通代总集的历史贡献,指出它虽有“例疏而文约”的不足,却有补于历史文献的考订。《文选》这一效用显然为萧统始所未料,却来自他的文化艺术观念,也是《文选》整体功能经受历史考验而形成的分体价值之一。

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历代都很重视文化的统治功用,逐渐形成一个文化传统。从周代到南朝梁初,这个文化传统的实质始终是以各类精神的、物质的文化手段对社会各阶层等级的成员进行道德教化和性情陶冶,与行政的、刑律的手段相配合,要求人们自我精神约束和行为节制。其显著特点便是为国家政治服务,因而其发展也是随国家兴亡而波动,与政治治乱共消长。易代之际往往就是文化传统受到冲击之时。而经过矛盾冲突,文化传统获得改造更新,向前推进。从周到梁的漫长年代里,存在过周、汉两个长久统一的帝国,也经历了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两个动荡分裂的阶段,在文化传统的发展中便发生两次大的冲突,经过两次大的论争。

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周公神圣化,礼、乐、诗教经典化,受到了诸子异端的猛烈冲击,引起了百家学说的群起争鸣,结果是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墨、道、名、法、阴阳各家思想的汉代前期的文化传统。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发展到东汉,孔子被圣化而神化,五经为外学,谶纬术数为内学,儒家陷于荒谬的迷信泥坑。于是异端纷起,对谶纬化的儒家、天命化的名教进行冲击。魏晋之际,老、庄的道家崛起,出现了儒、玄大论争。玄学家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何晏《无名论》引夏侯玄语),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养生论》),提出了有生于无、才性不同、言不尽意、声无哀乐等一系列针对儒家思想的玄学命题,意图动摇儒家的理论基础,冲破思想行为的桎梏,而其实是代表寒庶下属在封建阶级内部争取生存的合理权利,虽然有时激烈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争论的结果是调和折中,儒家仍居正统,道家也不为异端,承认《老子》《庄子》为道家经典,取代了东汉谶纬的内学地位,调和儒家哲理,便是以自然为道,名教为用。从而使禁锢思想的神化僵化迷信化了的儒家文化传统,增添思辨色彩,减少烦琐枷锁,有了豁口,便成活水。在东晋南朝,谈玄为名士风流,思想通达,析理精微,而且要语言简洁,声韵清朗。儒、玄合流的结果是以道内儒外取代了乐内礼外及术内儒外,文化功用虽然仍要求规范道德,陶冶性情,但崇尚自然,标榜真实,对历代兴亡治乱持自然发展观点,对国家政治实际渐渐超脱,对人们精神操守较少约束,拘执少了,放达多了。实质上,文化传统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所调整,更新发展了。《文选》就是在文化传统这样发展变化的背景中产生的。

萧统《文选序》虽然没有标榜玄学,揭举自然之道。但如前所述,“时义”观念实质是与观察时变的“天文”相应的观察天下化成的“人文”。时令变化固属自然之道,则与天相应的天下代成也由于自然之道。这是用道家探索根本、考察真实、辨析变化的思辨方法,来理解儒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历史观, 用之于文章便是要求具有历史的时代意义的内容。所以“时义”即是“道”,不过不是拘执于圣人之道,而是可供考察兴亡治乱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之道。与之相适应的形式便是“随时变改”的“文”。按照儒家传统观念,内容的朴直形式谓之“质”,修饰表现谓之“文”。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萧统“随时变改”的观念,既肯定了“文”“质”的涵义,又强调了两者的历史变化的发展运动,认为质为本始形式,文为发展表现,从朴质向华巧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他重视“翰藻”,要求文章有文采。可见这也是用道家思辨来调整了儒家观念。正因如此, 他对“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解和要求,不提“文” “质”,而改“典” “丽”。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典”指经典依据,“丽”指词藻骈丽,“野”是质直,“浮”是空洞。这是就一篇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说的,正可帮助理解萧统的“文”的发展观念,也可说明他的文论观点并不唯艺术。

总之,《文选》是古代文化传统发展到南朝齐、梁间的必然产物,是儒玄合流之后形成的道内儒外的文化艺术思潮的一种反映。实质是按照“时义”与“随时变改”的内容形式相结合的观念,选编战国到梁初的有代表性的有文采的各体单篇文章的总集,大体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文章写作和文风演变的情况。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和认识《文选》整体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二、历史地辨析文选学的学术源流

一般地说,对《文选》进行评论研究,使之传播推广,便构成历代的文选学,形成其学术源流。但是,由于对《文选》整体价值的认识不同,实际上形成的文选学的学术发展,源流并非如此单纯。综观隋唐至今,就学术内容实质和特点看,其源非一,流派有三。一是传统的文选学,二是古文家的文选学,三是文论家的文选学。

传统的文选学,起于隋、唐。“文选学”之称便始于唐初李善注《文选》,讲授《文选》(见《新唐书·李邕传》)。从萧统的从弟萧该撰《文选音义》开始,经隋、唐之际曹宪撰《文选音义》,授之许淹等,至李善注《文选》,这最初阶段的文选学,实质是把《文选》作为一部七代众体的范文总集加以传播推广,所以李善认为萧统编《文选》是使“后进英髦,咸资准的”(《上〈文选〉注表》)。对萧该来说,为《文选》注音义,也许是弘扬家学;对曹宪来说,或者是阐发训诂。但在唐初得以从江淮而广传海内,则是由于《文选》恰恰适应社会政治、文化的时代需要。

隋辟科举,唐承其制,对于压抑于南朝门阀制度的广大寒庶文士无疑是大开仕路。但是,科举要考试。唐初六十年间,明经科试经,进士科试策,应试的士子必须熟读经典,贯通学识,善于作文。其时试策文是一篇回答试题的骈体论述文。虽然南北朝末至隋文帝都曾试图倡导以切于时用的古文反对浮华的骈文,但是并无成效。在文化艺术观念尚未发生实质改变之前,用行政手段强迫改变文风,都是速效而短时的。汉、魏以来,辞赋骈文的发展,既已形成一种传统观念,则以骈丽文章表达切于时用的内容,便成为唐初的文风中和雅正的要求和趋势。因此,以“时义”与“随时变改”的文化艺术观念指导编选的《文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作文要求,又以体立类,以时编次,这样一部文章选集,便应运而受到欢迎,得到推广。而文选学也随之受到重视。

《文选》是文章总集,属于文化艺术范畴,文选学是对《文选》的评论研究,属于文化学术范畴。隋平江南,统一天下。至唐贞观年间,南北文风以中和雅正趋于一致,而学风则以崇实为主,不尚清谈。曹宪是文字训诂学者,以注《广雅》著闻,其《文选音义》亦重训诂。李善注《文选》,传自曹宪,而“弋钓书部,愿言注辑”,至于四订注稿,可见其注释力求审核,正是唐初学风崇实的表现。但是《文选》所收七代文章,诗歌辞赋骈文众体,除注音训义外,还须释事,查出典故,说明用意。这就比字典式的文字训诂的《尔雅》《广雅》扩展一步,从词入语,实际上是根据文章写作的发展而推进了汉、魏以来传统的训诂学,适应需要,以便学者。这就是说,以李善《文选》注为标志的传统文选学,实质是以训诂为主而兼及释事铨典的,基本上属于小学,不涉文体古今及声律骈偶。所以受到后来的古文家赞许,更为清代朴学家所重视。

唐高宗永隆二年(681) ,进士考试作了调整,士子必须先“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 (《唐会要·贡举上》引高宗敕语)。据清徐松考证,“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登科记考》卷一)。则所谓“文律”,其初并不专指声律,而是指各类文体的功用格式,属于应用文章的写作本事。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才发展到专试诗赋,而讲究声律。这就是说,从高宗末,经武后、中宗朝,四十年间,进士试以应用杂文为考试主要内容,促使文士不仅会写骈文,而且要熟悉各体文章功用格式。正是在这样的文风趋势中,五臣注《文选》应时而出。开元六年(718) ,吕延祚上五臣注《文选》表中,指责李善注“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 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而自诩五臣注为“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志,森乎可观”。这是从写作文章的角度出发的,重在“述作之由”,要求注出“作者为志”,便于学者揣摩。因而五臣注不求训诂精确、释事翔实,不多征引,而以疏通文义为主。既要疏通文义,又轻视训诂,便不免以意释词,甚至对不知者作臆解。实质上这是文人作注,与学者李善作注迥不相同。但是对于学习写作、揣摩文章的士子来说,五臣注的简注详疏,比较便宜。所以尽管在唐代就颇遭呵斥,但直到北宋,五臣注仍较李善注为士子欢迎。大约为了两全其美,南宋以后便合二为一,出了六臣注,流传更广,以至于李善注本、五臣注本都失传。于是文选学便多了一个课题,以李还李,以五臣还五臣,从六臣注中把它们分辨出来。

传统的文选学从李善注及五臣注发展起来。实际上李善和五臣都肯定《文选》是一部堪为典范的七代文章总集,因而都不评论研究《文选》整体的“选”,而是注解其中一篇篇具体的“文”。初唐学者李善继承汉儒注经的传统,主要注释《文选》所收文章的读音、词义及典故,其学术性质属于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范围。所以宋、元以后一部分文选学者继承李善注的传统,深入于音韵训诂、校订补正的研究。到了清代“以小学校经”的朴学昌盛年代,李善注获得高度评价,跃居传统文选学的主流地位。盛唐学者吕延祚率领了五位词臣,采取近乎魏、晋名士注经的精神,主要为了阐明述作之由,便于习文,利于科试,所以简注详疏,而有普及意义。其学术性质属于讲解文章的辞章范围。所以宋、元也有学者继续走这条道路,出现了专供写作骈文用的《文选》词、句分类摘编,士子便读用的删注、简疏的《文选》以及《文选》选本。而随古文运动的深入,骈文的衰落,又出现了增广《文选》的风气。到明代,科试八股时文,于是这路文选学便从辞章转向评点,在文章鉴赏方面寻找出路,也曾泛滥一时。但真知灼见无多,支离破碎,不成其流,反而拖累五臣注更遭贬薄。

古文家的文选学从唐、宋古文运动中来。唐代自安、史乱后,虽有宪宗“中兴”,但衰势已成,难以挽回,终于覆灭。而古代封建制度也从此开始了它的衰落时期。中唐韩愈倡导古文,鼓吹“道统”,排斥佛、老,复兴儒学,便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图谋振兴大唐的运动,而实质是维护、巩固封建制度。因此,到宋代,古文运动随着政治革新思潮发展而深入,从反对僵化的骈文而对《文选》的整体提出批评指责。陆游《老学庵笔记》说,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 “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李善文选学“自成一家”,但“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正说明批评《文选》从仁宗庆历间范仲淹革新开始,而到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石变法,因推行王安石对儒家经典新说及其《字说》,便连李善注一起否定。显然,否定李善注是不符合儒学传统的,但整体否定《文选》却符合古文家思想。在这方面,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中最突出的一位。

苏轼贬薄《文选》是整体否定。元丰七年《题〈文选〉》中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 《文选引》斯可见矣。”在《答刘沔书》中说: “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指出《文选》中存在误赋为序、真伪不辨等错误。但他对李善注十分赞赏,认为“本末详备,极可喜”;而斥五臣注为“真俚儒之荒陋者”(《书谢瞻诗》), “荒陋愚儒” (《书 〈文选〉后》),并认为“萧统亦其流耳”。在苏轼看来,萧统学识文才都不可取,所编《文选》必然亦无可取,选也不好,编也不好。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萧统只是“齐、梁文章衰陋”之尤者,体现了时代文风衰弱。这是古文家否定《文选》及五臣注的根本原因和原则观点。苏轼论赞韩愈有两句名言: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潮州韩文公庙碑》)而萧统《文选》恰是汇编这“八代”中的七代文,并且是按“时义”而不据儒学来编选的。苏轼又说:“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 (《六一居士集叙》)而萧统“时义”与“随时变改”的观点又恰是魏、晋以来儒、玄合流在文化艺术上的产物,这就与古文家的观点不仅分歧,而且对立。因为古文家要求以儒家“道统”贯串于文,应以孔、孟之道为选文的思想政治标准,而“时义”观点只要求反映历史时代,并不要求划一思想;古文家倡导古文;而“随时变改”观点肯定骈丽翰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肯定了骈文。所以苏轼既要否定《文选》整体的“选”,还要否定萧统的学识和文才。而因为唐代文选学实质是文章注疏,所以他肯定了继承汉学传统的李善注而否定具有魏晋名士色彩的五臣注,并且视萧统与五臣同流。

以苏轼为代表的古文家,其实未必认真系统地研究过《文选》。但他们对《文选》整体提出批评,对《文选》及五臣注都是猛烈冲击,有深远影响,以至于后来的文选学往往带有古文、骈文之争的味道。大概地看,古文家直接造成文选学的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推重李善注,贬薄五臣注,使李善注渐居传统文选学主流地位。到清代,与朴学结合,几乎造成文选学主要研究李善注的趋势。二是否定萧统的“选”,直接导致元、明产生对《文选》选目的具体批评,对《文选》进行补遗广续的编选刊行。到清代骈文复兴,文论发展,引起了对《文选》整体评价的争论,逐渐形成文论家的文选学。此外,应当指出,由于苏轼指责萧统不辨真伪,选择不当,因而也引出了一些魏、晋以来文学悬案如苏、李诗,蔡琰《悲愤诗》以及五言古诗成立时代等的考辨;加上对骈文的否定,更对汉魏六朝的文学发展的认识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于今。

文论家的文选学是指对《文选》的整体研究评论。古文家的文选学实质亦属此类。例如苏轼批评《文选》,南宋张戒便有不同见解,其《岁寒堂诗话》中说:“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便是从《文选》整体价值出发,反对否定《文选》的倾向。但是这样的整体论争,在元、明并未深入展开,其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日趋下坡,封建文化传统日趋封闭。程、朱理学兴起,文化传统从道内儒外变为理内儒外。理学家把封建礼法制度的外在约束说成是人的天赋本性需要,是天然正常的性情理气,从哲理上论证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就是“道”,是根本法则。用之于文化艺术,便是“文所以载道也” (周敦颐《通书·文辞》),只是运载手段,不是内容所决定的形式。所以朱熹认为“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指骈文)”, “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 (《答徐载叔赓》),连骈文带古文一概视为有害理学,予以否定。这种思想文化统治下,明代时文便从骈文变为八股,文风复古拟古,而文选学则从注疏转向评点,更不留意《文选》的整体研究。

封建制度在清代进入解体阶段,加上民族统治的矛盾,封建文化传统既面临日益发展的市民思想意识潮流的根本矛盾和猛烈冲击,更以保守中华民族传统的顽强要求,努力恢复在文化艺术和学术领域里的统治,所以小学治经的朴学昌盛,古文振兴,骈文也随之复兴。到清代中叶,出于维护封建文化传统,桐城派调和融合程朱理学和唐宋古文以及清初朴学,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 (姚鼐《述庵文集序》)的主张,批评《文选》 “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 (《古文辞类纂序》),重新分体设类,编选古文总集。与此同时,从清初骈文复兴中涌现的骈文家则为骈文申辩,批驳桐城派搬用宋代古文家所谓“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和“《文选》不是学”之说。袁枚认为, “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并认为“骈文必征典,骈文废则悦学者少” (胡稚威《骈体文序》)。其后,史学家章学诚认为文章“源皆出于六艺”,“文体备于战国”, 《文选》诸体“皆备于战国”,所以肯定《文选》为“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但批评《文选》义例“淆乱芜秽,不可殚诘”(《文史通义·诗教》)。经学家阮元则认为“万世文章之祖”的《周易·文言》原是“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古文、骈文只是“分于奇偶之间”,唐、宋古文是经、史、子类文章, “多奇而少偶”;《文选》则是“沉思” “翰藻”的骈文, “多偶而少奇”;各有所尚。如果以古文为正而以骈文为卑,则《文言》“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凡三十有五,岂可以为非文之正体而卑之乎”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而李兆洛则编《骈体文钞》以对抗《古文辞类纂》。他们其实都不薄古文,而是从文的艺术形式的历史发展和骈文的形式特点及写作要求上,肯定骈文的历史地位和形式功用,因而是从文论的角度和“选”的整体来为骈文和《文选》争辩的。从此,从整体评论研究《文选》的文选学在古、骈之争中逐渐展开,而同时作为文选学的一种发展,或者说是派生物,便是产生了一批“八代文”“八代诗”的选本和一批六朝骈文选本,也是以“选”为学术的。实质上,这些都属于文论家的文选学范围。于此可见,桐城派恰恰是排斥《文选》,也不重传统文选学的,所以视选学为桐城妖孽的谬种,其实是一种笼统的误解。

从近代到现代,新、旧文化经历激烈斗争,文化传统改造更新,历史文化遗产受到淘汰扬弃的考验。《文选》和文选学虽然颇遭冷遇,但是经受考验而日益显示出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在经历那场浩劫之后,六臣注《文选》和胡刻本李善注《文选》先后影印出版,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已由曹道衡、沈玉成校点问世,正表明《文选》和传统文选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有着一定价值。大概地看,近一个半世纪中,对《文选》的整体研究日益开展,对传统文选学的研究则趋向小学发展。在整体研究方面,出现了骆鸿凯《文选学》,将《文选》和传统文选结合一体,进行全面归纳。它“首叙《文选》之义例,以及往昔治斯学者之涂辙,明选学之源流也。末篇所述,则以文史、文体、文术诸方,析观斯集,为研习《文选》者导之津梁也”(《文选学序》)。这是把《文选》作为一部七代文章总集,继承清代文论家、史学家重视《文选》的义例和选学家、朴学家重视传统文选学的学术,同时吸取了现代分析归纳方法进行全面总结研究。应当承认,它在搜集归纳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文选》和文选学的整体研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与此同时出现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则是传统文选学的继承发展,可惜并未完成。

现代的文选学研究,主要是从文论角度对《文选》进行整体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也毋庸讳言,曾经出现过否定过多,甚至根本否定的偏向。从文论看,产生这类偏向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观念,简单地套用于《文选》,要求萧统具备现代先进的文论观念,选择符合现代标准的文学作品,提出了超越历史条件的苛求。齐、梁时代“文”的观念,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因而只应把《文选》的“文”的观念和选择标准,与它的前代相比较,鉴别它是否有新的进步的认识。二是用现代的文学历史发展的进步主流观念,要求汉魏六朝文学应当这样那样的发展,实际是无视历史客观的臆想。汉魏六朝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以辞赋诗歌骈文为主的,《文选》大体上也选入许多好的或基本好的文章。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种种偏见,几乎要否定骈文的合理存在,却并未切实研究《文选》的整体价值,也未分析产生《文选》的历史必然。所以,深入开展《文选》的整体研究,充分认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发挥它的各类分体功能的必要前提,看来也是当前整理研究《文选》的关键。

三、关于《文选》和文选学的整理研究

《文选》只有一部,而历代的文选学著述评论浩瀚。说到底,《文选》是一部七代各体文章的选集,文选学是研究评论《文选》的“选”,注疏《文选》所收文章,以及对注疏的辨正。不言而喻,今天整理研究《文选》,已不复具有唐、宋揣摩骈文以应科试的意义,也不再存在宋、元以来围绕骈、古文之争的需要,而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份可贵遗产,使之为中外学者和读者了解、比较、研究及鉴赏。隋唐至今一千五百年,《文选》所经历的可谓坎坷的遭遇,有着历史必然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成为镜鉴。今天整理研究历代的文选学著述,也同样需要摒弃种种历史成见,而把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一笔可观遗产,从中汲取切实有用、可资借鉴的成果,使之为今日注疏《文选》及为有关的各学科研究发挥效用。不论李善注或五臣注,小学或辞章学,汉学或宋学,凡属正确有用的学术和知识,都应珍视和汲取。全面整理《文选》,深入研究《文选》,此其时矣。

整理《文选》,有几项基础工作似应首先完成。一是影印六臣注《文选》和胡刻李善注《文选》以供学者研究的基本资料,也可供高层次读者阅读,这已由中华书局做了。二是整理出比较完整的《文选》校本,汇集异文资料,审慎订正勘讹,保存疑伪辨正,以为研究基础。三是撰著今语注疏及译的《文选》读本,准确注音,精要注词,注出典故,疏通句意,也可进行准确的今译,以供学者研读及不同层次读者阅读。四是编纂《文选》词典,以便查检考索。《文选》索引已有,进而编纂词典是更为适用的。进行这几项基础工作的必要性无须多说。应当说,其有利条件是前所未备的。除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和环境外,更有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利用,大量的抄录分类编制工作,可以也应当使用计算机进行。而以《文选》为整理研究古文献的一种开发项目也许较之单一体裁的总集和某一作家的别集更为合适而有益,更显出计算机的优点和特点。

开展《文选》的学术研究,应当多方鼓励进行整体及分体的专题研究,可以采取各种新旧方法深入传统课题,开拓新的领域。但是当前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缺少组织、规划和交流。在重视信息、讲究效益的现代社会,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在许多新学科勃起的今天,即使仅数十百人从事《文选》和文选学研究,如果各自埋头钻研,而不注意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更缺少组织和规划,则不免课题重复,前后撞车,也不能互补长短,集腋成裘。其结果可以想象,效益不难预料。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届《文选》学术会议召开之际,愿向有关领导和从事《文选》整理研究工作的同志建议:组织起来,同心协力,规划安排,深入研究,交流学术,沟通信息,互补长短,增进效益,使《文选》真正成为一份可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使文学切实成为有关各学科互有效用的文化学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7年12月北京大学燕东园

( 《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