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伟大的地理志
《山海经》所记录的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看似不大,却在学界引出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今天都没有定论。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华夏论,也就是说,它代表了整个华夏地区,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第二是区域论,就是它描述了中国的某个局部地区;第三是世界论,认为它的涉及范围超越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边界,而覆盖了全球。[10]
区域论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只是古代中国的某个局部区域。比如,第一种著名的说法是山东说,它认为《山海经》记录的是夏代中国的山川风貌,其范围大概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属于齐鲁文化的一部分;第二种是湖北说,即认为《山海经》记录的是上古湖北的山脉、河流和物产;第三种是云南说,部分云南籍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了云南西部的地理特征,甚至把《旧约》里所说的伊甸园也定位到古云南区域;第四种是四川说,主要由四川籍学者提出,他们坚持认为,《山海经》是由居住于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古代历史文献来编撰的,在战国初期或中期,这些文献被集结成了以《山海经》之名流传后世的著作。这种地域化的“乡学主义”心态,非常耐人寻味,因为每个地域的研究者,都希望《山海经》仅属于自己的故乡。
所谓世界论,就是把《山海经》放入全球地理的视野中,持守这种观点的,既有中国学者,也有西方学者。中国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很早就发表《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开了中国学者探讨这个问题的先河。此后,学者卫聚贤也提出,殷商被灭以后,部分族人逃到美洲,而《山海经》这样的文献,可能就记载了一些美洲特有的动植物和矿物。作家兼学者苏雪林也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海,实际上是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她断定此书是描述阿拉伯海与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地理书,而作者则来自古巴比伦,在战国时期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
以上是1949年前部分中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如凌纯声)认为,《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亚洲西南,北迄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志。
一些西方学者也持这类观点。法国学者维宁(Edward Payson Vining)就认为,《山海经》中有部分记录是围绕科罗拉多大峡谷而展开的,它叙述了包括北美洲、中美洲和墨西哥湾地区在内的美洲地理。
美国芝加哥的古代史学者亨莉埃特·默茨(Henrietta Mertz),二战期间曾担任过美国政府加密机构的密码破译者。她运用密码学技术,试图证明《荷马史诗》里描述的奥德修斯和阿尔戈英雄的远征记并非神话,他们前往的金羊毛所在地,就在南美洲的蒂瓦纳科(Tihuanaco)。
不仅如此,她还根据有限的《山海经》英文译本,按照三华里折合一英里的方式,实地考察了四条美洲山脉,发现《大荒东经》及《东山经》等章节记录的山脉,跟北美洲地图上的各山峰之间,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她把这些奇妙的发现绘成地图,写了一本十分有趣的“《山海经》学”专著——《几近退色的记录》(Pale Ink)。
默茨认为,《山海经》相当精确地描写了美国内华达山脉的黑曜石和金块、旧金山湾的海豹以及会装死的美洲负鼠(opossum)。试举一例,《大荒东经》里的第一句话是,“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意即东海之外有一个巨大的裂谷,那里是“少昊”的国家。“少昊”就是朝阳神,或者直接指早晨的太阳。默茨认为,此处所说的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壑”即峡谷,“少昊”在此是一个隐喻,指太阳升起的地方。她甚至认为“扶桑”指的就是玉米,是一种中美洲特有的农作物。[11]
她还认为,《东山经》中记录的被称为“犰狳”的动物,就是会装死的美洲负鼠。《山海经》描写它形似兔子,嘴巴像鸟一样尖,眼睛像猫头鹰一样黑,尾巴像蛇一样细,一见人就装死。这可以说是精确地描写了美洲负鼠的长相,分毫不差。
更有意思的是,这段描述后面又还加了一句:“见则螽蝗为败。”“螽”是螽虫,“蝗”是飞蝗,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种生物,即蝗虫。“为败”,通常释作“为害”,其实不妨解释成“为其所败”,也就是被它所消灭。因为美洲负鼠以昆虫为食,专吃这些虫子,所以当它们大量出现的时候,蝗虫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
默茨深感惊讶的是,在跟《东山经》“余峨之山”对应的一个叫作药弓岭(Medicine Bow Peak)的地方,刚好出产负鼠,而且还有摧毁牧草的蝗虫出没。两者之间几乎严密对应。[12]
默茨的研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那就是她很难解释:中国人是凭借什么技术来精密勘探美洲大地的?他们不远万里调研美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回答这些问题,她的研究就无法令人信服。
地理学方面的另一场争论在于,中国人是否“发现”过美洲?公元前11世纪,周朝军队消灭了殷商,末代国王帝辛自焚。此时有一支殷商军队,它的统帅叫作攸侯喜,他率领的一个十五万人的军团,突然间全部失踪,下落不明,成为殷周史上的千古疑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他们乘船逃到了美洲,成为那里的居民。这个说法得到了部分人的赞同。从这一方面来看,殷商文化,或者说,华夏文化和印第安文化之间,似乎存在一些耐人寻味的对应关系。[13]
第一,相似的多日和射日神话。许多美洲印第安民族中,都流传着天上有多个太阳的神话,由于太阳肆虐,造成灾难,所以要将它们射下来。这类神话酷似中国的大羿射日。在另一则印第安神话中,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后来,天狗吃掉了九个,只剩现存的一个。这个神话与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说也基本吻合。[14]
第二,相似的玉石崇拜。美洲各地的印第安文化遗址出土过大量玉器,显示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长期保持着玉石崇拜的习俗,在世界各民族当中,只有中国人拥有相同的玉石崇拜传统。
第三,共同的雨神崇拜。长着翅膀的羽蛇神,在玛雅神话里是专门带来雨季的神,跟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为人类带来丰收。而中国人称雨神为应龙,这是一种长着翅膀的龙蛇。《大荒东经》中提到应龙居住在南极,当年应黄帝之请,杀掉了叛乱的蚩尤,还杀掉了夸父,因此得罪了天帝。可见他原来是天神,“不得复上”,就是不得再回到天上去了。这段文字接着说道,“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意即他由于不能回到天上,所以不能行使行雨的职责,从而导致“下数旱”。《大荒北经》又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再次说明他是专司降雨的神祇。
第四,共同的日神崇拜。在印加帝国著名建筑太阳门上,雕刻着日神的形象,它的头部是方的,眼睛是怒睁的,头上戴有四面发散的羽状帽冠,并且两手向外伸出,握着某种棍状物体。而在良渚文化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把梳子,它的背面刻着一个方头圆眼的太阳神像,戴有向四面发散的羽状帽冠,并且两手向外伸出,只是棍状物变成了一些装饰性的流线体。[15]这两件来自不同时空的雕刻作品,表达了共同的图像学特征,这绝非偶然,而必定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所有这些考古发现,揭示了《山海经》的世界地理志本性。它记载的事物遍及世界各地,向我们描述了上古时代的全球化景观。而这必定是那些辛勤的移民、商人和旅行者的集体记忆的结晶。在后面的神话讲述中,我们还会反复应用它所提供的资讯。毫无疑问,《山海经》中栖居着中华神话最伟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