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无处安放的迷梦

如果现代人将自己而不是外物作为终极意义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又会在诸多社会现实的冲击下变得空心与疲惫，那么，究竟要将意义安放在何处呢？难道退回到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重新将意义还给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神圣吗？因此，现代人遇到的与其说是“意义消逝”的难题，不如说是一场意义无处安放的迷梦。

实际上，人类在步入现代社会这个庞大系统，面对一个祛魅的世界时，尝试过为终极意义寻找“落地方案”。韦伯在关于新教伦理的讨论中明确将现代社会中的“职业”称为“天职”，英文为“calling”，其内在含义是一种来自上天的召唤。简单来说，在韦伯看来，现代文明中的个体所迈入的职业生涯，可不只是简单的生计和赚钱，而是践行上帝所赋予的神圣使命，而生活的意义也就此安放。实际上，不只是韦伯，另一位同时代的社会学思想家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也敏锐地看到，当人类社会从机械团结进入有机团结，整个社会分工系统越发复杂，职业生活占据着现代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时候，职业实质上承载了培育公民道德的职责，只不过与宗教通过教义、政治通过忠义、血缘通过孝义来培育道德不同，现代社会中的职业系统是通过所谓职业伦理来实现的。[1]

我在学校给学生上社会学理论课的时候，讲到韦伯的天职观念，曾有学生在课后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按照你在课上的说法，难道说现在的西方人在从事自身职业的时候，还会想着这不是在赚钱，也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或生计需要，而是在践行上帝的使命和实现生活的意义吗？”

如果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需要对当下的西方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但是，即便不做调查，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也会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这并不是说韦伯错了，恰恰相反，韦伯既看到了作为天职与神启的职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又预言了现代社会的命运——被工具理性的牢笼困住的现代人。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文明的人，在高度竞争和“内卷”的职业系统中，在以效率为理念、绩效考核为机制的职业系统中，所谓“意义”问题都早已经被摩擦得连火花都燃不起来了。

职业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蜕变与异化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样，无论是婚姻情感还是职业生涯，抑或是选择彻底“躺平”的生活方式，意义问题在其中都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无处安放以至于任其消逝的迷梦。只不过现代人时常从这个梦中醒来，试图以各种方式实现对意义的“拯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有一个文学流派风行于西方世界，以杰克·凯鲁亚克为代表，该流派作家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听起来很消极的名称呢？就拿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在路上》来说，这本小说表面上是在写一群放荡不羁、放浪形骸、浪迹天涯的年轻人，但其本质呈现的是“意义何处安放”“现代生活是否需要终极意义”这样的“元问题”。书名准确地传达了这样一种意象：我们经常说“活在当下”，但是“当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为我们提供意义呢？拼命“卷”起来就有意义吗？彻底“躺平”就不烦恼了吗？我们还经常会说“活出自我”，究竟什么是“自我”？如果“自我”是空心的，那活出自我又有什么意义？所谓“在路上”，其实有两种解法：其一，“在路上”的每一刻就是意义本身，这种理解实质上已经将终极意义从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就如本章开头所讲的那样，“混吃等死”的每一刻就是生活的意义本身；其二，“在路上”描摹出了现代人的普遍命运，即始终走在寻找意义的旅途上，或许就是意义本身。

对于“生活的意义”这一问题，我也无法给出答案。正如何勇在《钟鼓楼》中唱道：“是谁出的题这么地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但至少，我对为什么会出现“生活意义的安放与消逝”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现代性是普遍历史的具体展开，每个现代人都处于逃无可逃的状态。因此，一个人需不需要意义，去哪里寻找和安放意义，一个人的生活意义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然而，现代人需要的或许根本不是标准答案，而是真实的勇气。因为现代人必须意识到，如果还想将终极意义加载在个体的肉身之上，那就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或轻或重的“意义”。

[1]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