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报业革命
1788年至1790年
1787年，法国王室已经濒临崩溃。国家财政被无限膨胀的巨额赤字压垮，君主的威望也随着欧陆征战的失利与殖民地的大面积丧失而日渐式微。法国丢掉了加拿大和绝大部分印度领地。值此关头，法国王室意识到，几个世纪来支撑自己在国际舞台、海上力量和殖民地事务上地位的资本已然丧失。从1750年开始，法国不仅在美洲、亚洲和非洲被英国打得一败涂地，还在欧洲大陆的权力角逐中落后于对手，最近的一次是1787年的荷兰政治危机，当时普鲁士的新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英国首相皮特的怂恿下——“凭借强盗的权利”，米兰激进哲学家朱塞佩·戈拉尼如是形容——入侵荷兰联省共和国。普鲁士一举颠覆了荷兰民主革命（其领导者与法国结盟），恢复了英国与普鲁士的忠实盟友——奥兰治家族的统治。欧洲的大多数统治者都因荷兰民主运动的失败而欢欣鼓舞。然而英-普势力在荷兰的胜利对法国来说是国际事务中的一次重大挫折，这无疑意味着国力的衰弱。1
国家被飙升的债务击垮，陆军、要塞和海军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为继，面对重重困难，凡尔赛宫廷能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整顿和改革财政制度，开源节流。这包括规劝占有大部分财富的特权精英们放弃一些免税权和豁免权，以为国家增收。随之而来的讨论涉及如何对君主制国家的财政、律法和行政体制进行改革，这一进程让旧制度开始崩塌。精英们十分愿意让出部分特权和豁免权，用来交换在君主制下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既能维持原有特权，也能对王权的行使进行更直接的干预。确实，到了1788年，王权已经被削弱到可能使法国变成一个贵族共和国的地步，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不过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起初，三个主要的精英阶层——贵族、教士和高等法院的法官——似乎在主持大局方面各司其职。法国的国内形势并不稳定。面包价格高涨，民怨沸腾。不过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经验表明，大多数时候，民众的不满都能被精英们巧妙引导到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上去。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法国传统的精英政治；部分精英热切盼望着重新构建的那个复杂、持久但明显有可能改善的制度框架，看起来亦是岿然不可动摇。
1786年，皇家财政总监卡洛纳公布了他的改革计划，包括重组国家财政，改革行政体制和地方政府，在中央和外省之间建立新的议事机构。反对主要来自巴黎高等法院，这是法国最重要的地方高等法院，有着阻挠王室财政和政治改革的悠久传统。为了绕过高等法院这一障碍，卡洛纳建议国王召开显贵会议征询意见，会议代表一切社会阶层，但由贵族和高级教士把持。但他失算了。即便王室债台高筑，预估债务高达1.13亿里弗尔，显贵会议还是否决了卡洛纳的计划。正如过去常见的那样，自大又顽固的贵族、法官和教士与王室作对，总能得到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1787年4月，路易十六任命艾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耶纳接替卡洛纳。此人是图卢兹大主教，也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可以想见，这位大主教能做的也就是将其前任的改革计划书在细节上稍做改动，重新呈上御前。然而来自法官和贵族的阻挠还是难以撼动。地方高等法院在诸如此类的冲突中经验十足，动员起同党来易如反掌，他们不仅有贵族和教士撑腰，还能得到地方首府街头巷尾的群众支持，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在政治上，王权接连遭受挫败。值此关头，在巴黎高等法院的煽动下，贵族、教士和法官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过），以求打破僵局。他们指望三级会议由特权等级主导，并批准特权精英攫取法国的财政和行政大权。2 引人深思的是，在那些省议会等级传统最为森严，高等法院和贵族势力最为强大的省份中（例如布列塔尼、贝阿恩、纳瓦拉和多菲内），民众对王权的反抗最为激烈。但不论民怨对精英阶层的诉求有着多大的巩固作用，它始终是反复无常且易于操纵的。过去，报纸和小册子总是遭到王室审查机构的查封，极少有人料到出版物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制衡力量，为人们开辟了传播行动计划与思想原则的新阵地。
雷恩和格勒诺布尔（布列塔尼和多菲内的首府）爆发了大规模游行，后者更是大张旗鼓地拥护特权阶层、旧有组织和高等法院，反对王权。在多菲内，1787年至1788年间中央政府为财政改革所做的努力，使得特权阶层即贵族和法官，与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王室。1788年6月7日，格勒诺布尔爆发特大骚乱，史称“砖瓦之日”。这场骚乱支持现有等级秩序，也支持当地的高等法院和省级议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附近乡下愤怒的农民干的，他们涌进城来，原本是为了参加平常的集市日贸易，却导致数人横尸街头。贝阿恩发生的骚乱也属于支持贵族和地方法官、反对王室改革的行动，农民再次表现突出。当地人民一听说国王的官员试图强迫地方高等法院法官服从王室命令，就开始自发地叛乱。3 四起的怨言一致反映了民众并不赞同新税法和三级会议召开前的准备程序。
对封建税负的反抗也在相当程度上波及法国部分乡村地区，包括多菲内、洛林、纳瓦拉、巴斯克和诺曼底，不过这些地区的矛盾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并不严重。4 然而，1787年至1788年间，还是存在若干足以令城乡精英都感到不安的早期预警迹象。首先，城市居民有了独立获悉公共事件的新渠道，那就是观点强硬、话题性十足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影响力在1787年就初现端倪——那一年一共发行了217种——到1788年后期已经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潮流。1788年一共发行了819种，1789年则至少有3305种。5 它们成为煽动反抗王室的主力军。更让人感到不安的则是王室在财政改革进程中造成的社会分裂，虽然这种分裂只出现在少数地区。最明显的是在普罗旺斯和布列塔尼，第三等级与国王和特权阶层的对立业已成形。在贝阿恩、纳瓦拉等地区，也出现了贵族与第三等级间矛盾日益尖锐的迹象。6
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国王除了屈服于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别无他法。8月，国王宣布三级会议将于1789年5月1日召开，这时候特权阶层和平民的诉求相同，都希望维护原有法律并尊重高等法院的权力。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巴黎和外省的政治议程都集中于筹备这次大会。一开始，讨论尚且基于先例和章程进行。然而，1788年夏季期间，王室和特权精英的斗争转变为特权精英和一群政治舞台上的“初来乍到者”之间的斗争：精英们要求维持三级会议的传统形式，即贵族和教士阶级共同保有两倍于第三等级的投票权；“初来乍到者”大部分是文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抑制特权，要求第三等级获得双倍代表资格，以保证其在投票时与特权等级享有平等的权利（由于只有少数贵族和教士会支持第三等级的主张，因此特权等级总是在投票上占据压倒性优势）。
就这样，一场以颠覆贵族和特权为目标的革命开始孕育。近几年乃至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地方俱乐部和读书社团（尽管直到1788年它们还严格保持着非政治化的属性），7还有其他借此机会成立的新兴组织全部联合起来，参与争取第三等级双倍代表资格的造势行动。新组织中有在巴黎成立的“三十人社”，成员包括米拉波、西哀士、克拉维埃、埃罗·德·塞舌尔和尚福。尼古拉·尚福是一个杂货商的私生子，但他天资聪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促进外省俱乐部和巴黎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惯常徜徉于精美画室和文学海洋的子弟，如今奔走于巴黎的街巷，尤其是皇宫区，在这座城市的中心煽动民意。他也像当时其他公开宣扬共和思想的人那样，并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却在号召第三等级夺取领导权方面贡献卓著。8 巴黎皇宫位于塞纳河右岸卢浮宫附近，它将在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马莱·杜庞将其称为“大革命的前厅”。皇宫由拱廊环绕，周边遍布咖啡馆，例如沙特尔咖啡馆、孔蒂咖啡馆和“弗拉芒之窟”，还有众多书店 、餐厅和娱乐设施，因此吸引了形形色色的访客，早已成为巴黎最主要的政治辩论场所。奥尔良公爵的儿子于1780年继承了皇宫，将该区域开放给公众，但由于是私人财产，这里基本免于市警的监控搜查。到了1788年，它已然因为热烈的咖啡馆辩论、成群的妓女、秘密发售禁书与淫秽读物而变得人尽皆知。就是在这里，德穆兰练就了一身煽动人心的本领，他说这里产生的那些颠覆性小册子“把包括士兵在内的所有人都变成了哲学家”。9
不过为第三等级那些胸怀大志的领导者所用的舆论工具中，最主要的当属报刊，其作用甚至超过咖啡馆、俱乐部和读书社团。在过去，贵族、教士和法官很容易掌握权力，资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几乎不可能对其形成制衡。然而到了1788年后期，三级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等级和传统在控制舆论方面的优势开始受到挑战。确实，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一旦其他人开始领导集会和游行，舆论就会变得极难控制。第三等级争取双倍代表资格的要求迅速传播开来。随着斗争的不断激化，激进分子反贵族和反教士的呼声掀起了一股前所未见的浪潮，他们谴责特权、贵族、教士和高等法院——这股浪潮开始左右事态发展的方向。
1788年爆发了一场“政治文化革命”，尤其是政治话语方面的革命，这对日后塑造大革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0 特权精英掌握的政治主导权被一群在职业和经济上没有联系的人夺走，这帮人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而且充满了敌意。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王室审查制度的日渐崩溃，以及出版业获得了全新的舆论引领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失序遍及全国，农民暴乱比比皆是，在普罗旺斯的乡村地区尤为剧烈。11 与大多数人后来的想法不同，大革命并非爆发于1789年的三级会议，而是在筹备会议的那几个月，当“众多作家”开始为第三等级撰写那些影响深远的关键素材，当他们的作品传播开来，并警醒大众捍卫他们的“权利”时，大革命就已经开始了——来自尼姆的新教牧师让-保罗·拉博·圣艾蒂安如是说，他也是大革命之初的领导人之一。12
“新的政治文化”首先通过演说和小册子攻占大城市。在马赛，哲学家纪尧姆-托马·雷纳尔直接参与了最初的骚乱和激进演说热潮；他与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即出版自由的拥护者之一米拉波伯爵合作，“为马赛人在此后令人震惊的大革命中迈出的头几步指明了道路”。13针对旧制度的意识形态攻势不断升温，发动攻击的也不仅仅是各行业专业人士或律师，还包括一部分不满现状的贵族、文人、叛教神父和记者，他们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质的抗议集团，不管从社会阶层还是教育水平上看都相当迥异。但关键不在于人数，也不在于他们的社会背景，而在于他们那惊人的思想凝聚力和左右听众的本事。他们牢牢吸引了城市公众的注意力，为人们构建起一整套关乎革命、平等、民主和公共意志的话语体系。
最初阶段的知识分子领导层都怀有共和主义倾向，盼望着能够削弱教会，即便在那个时候还很少有人公开讨论共和主义和宗教。最具颠覆性的关键小册子，传达的不是源自经验的政治实用主义，也不是任何基于先例、特许状、律法、高等法院或冉森主义（被所有启蒙哲学家痛恨）的东西，而是条理清晰、阐释精到的意识形态，它有一套全新的术语体系作为支撑——这套术语体系在1750年就已产生，但直到审查制度崩溃之后才大行其道。尽管1788年到1789年间最激进的小册子作者都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可即便是最温和的知识分子，在那时也提出了令人震惊的宏伟目标：彻底改变社会的根基和形态。约瑟夫·切鲁蒂（意大利名朱塞佩）就是个有趣的例子，他在政治立场上比起德穆兰、沃尔内、尚福或米拉波都要温和许多。切鲁蒂出生于都灵，曾在里昂做过耶稣会教士，他仰慕霍尔巴赫，憎恶暴力。虽然是坚定的革命先锋之一，但在1788年，他曾避免公开表达自己的民主共和倾向（而私底下他已经是个共和派了）。尽管如此，他的《告法兰西人民书》（Mémoire pour le peuple françois，1788）由于质疑特权秩序和传统的等级制社会结构，还是跻身当时最具颠覆性的小册子之列。虽然他在小册子中恳请第三等级不要发动“一场革命”，不过既然如是说，就证明他已经预见了革命的可能性。“哲学为你们效劳，可别让她失望。”暴力能打碎枷锁，但也会造就更多。人民不该通过暴力摧毁“旧秩序”，而应耐心等待启蒙的曙光普照四方，等待一切依逻辑循序转变，这种改变将由即将形成的采用有限代表制的立法机构领导完成，他认为这一机构很快就会取代三级会议。14
完全颠覆现存秩序和官方宗教的愿景，在1788年到1789年间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仅不现实，甚至完全不可能，除非有人像切鲁蒂这样，完全沉迷于爱尔维修、马布利、普莱斯、雷纳尔、霍尔巴赫、卢梭等当时仅被少数人熟知的启蒙哲学家的著作。除了这部分人，在1788年还有谁会觉得为了彻底改变社会、政治和制度的方方面面，“一场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还有谁会意识到在不为大部分人所察觉的情况下，这场革命早已悄悄展开？所有坚信“非革命不能解决问题”的人——米拉波、西哀士、布里索、沃尔内、尚福、普吕多姆、梅西耶、德穆兰、佩蒂翁、勒德雷尔和切鲁蒂，其实都属于这类不具普遍代表性的边缘人群。埃马纽埃尔·西哀士（1748—1836），是一个邮局管事（另一个叛教神父）的儿子，堪称不谙世事；实际上，他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书海中度过的。尽管如此，1788年11月到1789年1月间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他还是发表了三部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影响甚广。尤其是第一本《论特权》（Essai sur les privilèges）和第三本《“第三等级”是什么？》（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 ?，1789年1月），两部小册子的内容部分来自巴黎“三十人社”的集体讨论，热烈宣扬了1788年的报业为启蒙思想大造声势时运用的那套术语。这些小册子为整个早期革命阶段搭建了语境，与当时其他重要的小册子相同，虽然里面使用了一些卢梭书中的词汇，但并不具备广义上“卢梭主义”的属性。西哀士发表于1788年至1789年间的小册子，其观念基于一系列近期思想家的论述，大体上来自于他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断完善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并由他发展为抨击社会等级的工具。早在1773年西哀士就宣布，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将哲学推上王座”。他的唯物主义巩固了其指导思想，那就是“全民自由”最能保障社会中的个体追求幸福，而自由的最大敌人就是那些把“自由”赋予特定人群的特权、特许状以及社会为贵族和教士服务的现状。15
1788年这场震撼人心的出版浪潮蔓延至法国各地。在布列塔尼，七八百名控制省三级会议的贵族与第三等级发言人，就参加三级会议的布列塔尼代表团是否应该同意“平等分摊税收”和削减穿袍贵族特权一事吵了起来，并很快发展成刻薄的对骂。雷恩的地方法院与记者为敌，因此被某份日报形容为“可能是全法十三座地方高等法院中最无知的一座”，并谴责该法院给予了特权阶层过于慷慨的支持。16 特权、特许状、地方行政贵族、教士和传统的优势地位岌岌可危，而这种优势地位正是等级社会的重要原则。沃尔内连续发表了五本名为《人民的哨兵》（La Sentinelle du peuple）的小册子，在煽动雷恩市的反对势力方面贡献突出，其中第一部发表于1788年11月10日，猛烈炮轰贵族们维护自身权益的阴谋。就在雷恩的旧秩序维护者和“年轻爱国者”之间的冲突变得充满暴力并引发激烈的街头斗殴时，沃尔内更是于1789年1月底公开号召第三等级拒绝特权阶层的一切要求。17
康斯坦丁-弗朗索瓦·沃尔内出身贵族，来自马耶讷省（Mayenne）的名流世家。像西哀士和大部分人一样，他也毫无从政经验，完全是个书呆子。他是个活力十足的东方学学者，也是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狂热信徒，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属于爱尔维修夫人（她蔑视卢梭）身边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员，他鼓吹的是毫不妥协的激进启蒙思想。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将布列塔尼人的不满转化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最早的一本小册子就炮轰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称其为“滥用职权的不合法机构”，还呼吁将教会的过剩财产收归国家。在那些随后刊印的小册子中，沃尔内公开号召布列塔尼人反抗贵族和教士，拒绝承认三级会议中的按等级投票制。“公共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布列塔尼人必须保证他们不会“在席卷整个法兰西的大革命”中落于人后。18 当“温和派”在1788年的辩论中以援引孟德斯鸠和赞颂英国君主立宪制为风气时，1788年12月的沃尔内已在宣扬激进主义方面更进一步，他公然嘲讽英国试图让一位国王来制衡全体国民。他劝诫自己的同胞无视既有的英国模式，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他将布列塔尼贵族阶层比作一位年老体衰、病入膏肓的贵妇，需要大量药物和自下而上（教士和法官阶层）的密集护理才能苟延残喘；只有她早日归天，一切才会变好。19
另一股赞颂并拥护革命的非卢梭主义呼声出自尚福，他来自米拉波的圈子，思维敏捷，言辞刻薄，与贵族制不共戴天。他既对那些生来就继承头衔和财富的人心怀妒忌——这是他自己未曾拥有的东西，又对人民的“无知”充满蔑视。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一旦自己及友人们掌权，他们的步子将“迈得比任何民意授权给他们的范围还要远”。有位熟悉他们的文人马蒙泰尔曾口气尖酸地评论，说某些三级会议代表候选人似乎对需要改变些什么有着自私的看法。“那么，”尚福反唇相讥，“人民知道他们自己要什么吗？”人民是终日找寻草场的羊群，需要有人指引，才知道要去吃他们此前连想都没想过的东西。牧羊人和优秀的牧羊犬在任何地方都能让羊群吃饱。“在勾勒未来的蓝图之时，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要清扫一切。”20 人民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但是共和主义、消灭贵族制和削弱教权已经完全筑起了大革命的基石，这种思想已经在尚福和他的追随者心中逐步形成。
革命领导层那些不断涌现的言论，愈发显现出他们要与那个遭其质疑的过去一刀两断的决心。早在1788年，众多关键发言人就不想向三级会议低头，他们拒绝承认其历史意义上的合法性与合宪性，要求彻底对其进行改革。21 他们活动的舞台是各个选区，还有遍布全国的选举会议——它们由王室授权，负责选举三级会议代表。然而这些人并不为人民发声。1788年的诸多小册子都自称是“人民的”，小册子作者也常常以手工业者、小镇居民、“受压迫者”和农民的形象示人。然而严格说来，这一切都是假冒的，因为这些小册子无一例外均出自受教育程度颇高的论战高手。22 揭示当时未受教育的平民所思所想的证据几乎没有流传下来。然而这些故意以底层人民立场发声的小册子在城镇和乡间到处流传，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煽动起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农民与王室和贵族的对抗，包括发生在多菲内与布列塔尼地区的暴动。23 在首都，当年冬季成立了六个选区，它们被赋予择选“选举人会议”成员的资格，这个会议将为巴黎选出参加三级会议的代表。在这些选区集会中，公众舆论据说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是谁在引导公众舆论？历史学家向来宣称，诸如此类的小册子到头来是为受过教育的富裕资产阶级的需求服务的。24 然而像米拉波、西哀士、卡拉、切鲁蒂、佩蒂翁和德穆兰这些重要作者，都没有专门为任何一个群体发声，我们也看不到任何联系他们与一切主要利益集团的关键纽带。
新的选举系统是王室自己在1788年11月重新召开的显贵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旨在为三级会议选举进行准备工作。王室提议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一倍，而且每人都代表等量选民，以此抵消先前特权阶层决定性的影响力，让第三等级与贵族、教士等级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交锋。但是大臣们并不想改变不同等级分开投票的现状，也不想借此削弱特权。他们希望法国社会继续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维持等级制，让贵族和教士有能力统治第三等级。接下来数月里，王室推行了在大臣们看来是负责任并且公正的策略，意在将冲突最小化：既提高第三等级的地位，同时也继续保持等级森严的社会状态。
在过去，三级会议的代表有权支持或否决具体提案，1788年到1789年间也是如此——会议召开前，一切按照传统程序进行。代表们被视为特定区域和特定等级的代言人，并不代表个人或市民发声。“陈情书” 传达了地方选区的要求，它是所有选区为会议代表起草的指导手册。这种做法合乎先例，而且正常情况下只会强化精英们的主导权，因为这些选区集会都是由贵族、名流和律师主持，并由他们进行公证，而且贵族和教士还有单独的集会。这一回，准备程序却进行得与以往不同，因为反对派的呼声开始出现在俱乐部、文学社团和越来越不受控制的出版业之中。1788年的粮食歉收加剧了民间局势的动荡，为反对声浪的拓展提供了土壤。在很多地方，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都由博学而雄辩的“爱国者”委员会主导。这些委员会由俱乐部成员、编辑和文人所把持，以确保选出的代表立场强硬地反对等级制度以及贵族和教士专权。激进思想就这样渗透进选举委员会和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从而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始于1789年4月末，当时第三等级新选出的600名代表聚集在凡尔赛，反对王室的改革计划和行政指令。整个三级会议共有1200名代表，不过参与此次政治大戏的远不止这些与会者，还包括为数众多未能入选却翘首以盼的评论家、记者和独立观察员，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野心勃勃却未被选为代表的候选人，包括尚福、然格内、布里索、数学家吉贝尔·罗默（他曾在俄国的贵族家庭中当了五年的教师），还有即将成名的安托万-约瑟夫·戈尔萨斯（1752—1793），他曾是小学校长。25 虽然没能入选，但尚福的参与欲望十分强烈。他行动起来，与其来自布列塔尼的记者朋友然格内一样，都在给米拉波提供密切协助。值此关头，萨巴捷记录道，三级会议和法国宫廷都采取了一套全新而独立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在18世纪70年代曾为瑞士和荷兰所用，如今得到追随米拉波和西哀士的非专业人士团体的倡导。这一团体规模有限且不具代表性，但其成员善于辩论且高度理性，他们将这一话语体系用在了三级会议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核心阵营身上，将他们称为“贵族派”和“民主派”。26
历史学家时常提到第三等级的代表中并无农民、手工业者或工人。然而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农民和工人确实缺席，1789年聚集在凡尔赛的第三等级代表中也同样缺少商人、银行家、企业家或其他具备“资产阶级”属性、代表社会中上阶层的主要职业团体代表。埃德蒙·伯克在伦敦深入观察大革命，对第三等级的成分深感愤慨。让他感到恐怖的是有钱人、大地主和高级神职人员在这次会议中惊人地缺席。如果第三等级要仿照英国的方式成立下议院，它必须能够代表对土地、金钱和职位的占有，这一属性在巴黎那个孕育革命的领导层当中如此欠缺，宛如阴谋。伯克确实注意到律师在后来的国民议会中占比颇高，但他像大部分现代历史学家一样，没有注意到在一帮由演说家、小册子作者和革新分子组成的领导集团中，几乎并无各行业专业人士或律师的身影。27
从背景上看，大革命领导层代表的是尚未划分明晰的社会范畴。它主要由编辑、记者、作家、家庭教师、书商以及转变为“文人”的叛教教士和贵族组成。其中最杰出的当属米拉波、西哀士、巴伊、沃尔内和巴纳夫。巴纳夫在背离旧制度以前曾任多菲内地方高等法院法官，是个蛊惑力十足的演说家，像拉博一样，他既是新教徒，又是知识分子，因此在这两个集团中都不具代表性。28 米拉波则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著作等身，他自己本属贵族阶层，却遭其排挤，因此被选为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市的第三等级代表。他们被政治对头讥讽为“第三等级的哲学家”，既不代表任何专业人士，也不代表任何社会群体，却牢牢地掌控着领导权。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最咄咄逼人的一伙，故意使用挑拨性十足的华丽辞藻，排除一切维持贵族和教士特权的可能性，也不接受“第三等级”这一称谓——尽管这是由宪法正式确立的，却还是被他们污蔑为带有“奴隶”“贱民”“黑鬼”的气息。事实上，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过去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在他们的议事厅中进行讨论时，“等级”一词被全面禁止。他们将贵族和教士重新定义为“特权阶层”而不是“更高等级”，以此消除一切社会阶层的先天优越地位。
同样，他们拒绝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1788年至1789年早期始终在强调思想自由的“权利”及如下见解：“人人都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来自行立法，正如布里索在附和“圣贤马布利”时所说，而且“只有在这种时候，人才有伟大、美德和幸福可言”。29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将很快成为核心革命领袖之一，他是一位虔诚的餐馆老板之子（这位父亲因儿子的渎神观点而与其断绝了关系）、经验丰富的作家、法律改革家和反体制辩论家，1784年曾因发表反动作品而在巴士底狱度过了短暂的牢狱生涯。在布里索看来，任何阻止平民出身的人进行自我启蒙、阻止奴隶除去身上枷锁的人，都是人类的敌人。正如“美国革命为我们的革命接生”，他期待着这一新的“革命”可以席卷整个欧洲。西班牙、德意志等地“在目睹自由与幸福的我们时”，也会意识到束缚他们的封建枷锁。就连傲慢的英国，眼看着法国建立起比自己那“缺陷重重的宪法” 更加完善的宪法框架，也会在她的老对手面前感到脸红。30 要指引人民，就不仅要允许更要积极鼓励政治性报纸的出版。31
布里索长期渴望成为哲学家，他了解所有启蒙哲学家，也清楚如何将他们的观点有效应用于宣传造势。起初他格外青睐卢梭和孟德斯鸠，但他对卢梭精神的吸取多少被夸大了。诚然，他十分仰慕卢梭，但对他的很多观点并不赞同，尤其是卢梭关于代议制、爱国主义和审查制度的观点。他将自由视作基本权利之首，因为“自由就是人为了谋求自身幸福而发展自我能力的权利”。写作和出版是发展人类能力最恰当的手段。每个人天生有权独立思考、写作和发表任何他认为有利于自身和他人福祉的东西。任何给言论自由人为设置的障碍，都是“对自然法的侵犯，是犯罪”。任何宪法都不容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因为一切宪法都应该保障而不是侵犯人的自然权利”。32
布里索当时确信，法国人需要一部可以完全“表达公共意志”的宪法。33 如何确保这一点？答案是通过出版自由。他从1780年早期开始就不断论证说，单单出版自由一项，就能保证读书和辩论俱乐部组织活动并传达公共意志。只有出版业革命能改变法国，将其从落后的君主制带进代议民主制，进而维护公民利益，保障公民权利。34 从1789年7月开始，布里索将他新办的报纸发展成了鼓动革命的主要载体。35 1789年6月他评论道，自1787年以来，法国人民迈出的步子是何其巨大。在1787年，谁又能猜到1789年的法国人民会坚决要求“一部自由宪法”？但直到巴士底狱陷落之前，其实也只有他的小圈子——革命宣传家、演说家和代言人组成的哲学先锋队——才在给予法国一部全新宪法方面有所想法，而其他任何人，包括绝大多数三级会议代表都并非如此。
究竟是谁充分“启蒙”法国人民迈出这关键的一步？这位反宗教、反贵族政治的激进启蒙思想代表人物如是问道，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大革命的第一步，毋庸置疑是出版界迈出的——目前主要通过书籍和小册子——而且如果这些“没几个人有能力读懂”的书刊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效果，布里索据此提出，一旦出版获得真正的自由，“当报纸，尤其是人人都读的报纸获得自由”，又会发生什么呢？托克维尔后来注意到，大革命之前，王室在审查报纸时比审查书籍更加警觉。1789年早期，在整个皇家审查机制中只有对报纸的审查还在执行。36 一旦这一机制寿终正寝，如今只集中于“有闲阶层”的“启蒙之光”就会普照所有人的心灵。37 《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等保守组织将布里索准确定义为危险分子、煽动作家、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的公开宿敌、“共和主义的使徒”。38 到了1789年6月，“法兰西已经准备好拥抱基于自然权利的新宪法，并从根本上变革法律”这一信念已根植于布里索集团，该团体成员思想一致，野心勃勃，都是未能当选三级会议代表的“准政治家”，其中包括孔多塞、流放中的日内瓦共和主义者克拉维埃，还有朗特纳斯医生。这一公开了自身革命诉求的派系已经习惯于在“革命”之前冠上一个“大”字，并给1789年前的法国体制贴上“旧制度”的标签，“而且认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具有普世意义”。39
布里索和他的集团参与了波及出版界、戏剧界及整个文化界的全面革命运动，该运动由米拉波、西哀士、戈尔萨斯、谢尼埃、尚福、切鲁蒂、梅西耶、博马舍等支持大革命的文人领导。布里索希望成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知道这可以通过写作来实现。他的报纸尤其注意向所有社会阶层传播“启蒙思想” ，通过其早年对英美法律和宪法及其社会效益的研究，使法国从中获益。或许英美两国早就在享受出版自由带来的巨大好处了，不过布里索认为，美国人比英国人的出版自由更胜一筹，因为美国报纸无须像英国报纸那样承担巨额的印花税。40 简而言之，1789年早期，对于刚刚出现的尚未获得许可的报纸来说，拥有王室和高等法院许可的报纸还能成为掣肘，比方说1789年5月，布里索的报纸刚发行了一期，这些报纸就向王室申请禁止其出版。41 然而，6月28日他就重新出版了《法兰西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该报很快跻身宣扬革命的重要报刊行列。作为记者，他的努力也获得了一些人的帮助，未来他们将成为他在革命阵营中的政治盟友，尤其是朗特纳斯和克拉维埃。从1789年7月起，《法兰西爱国者》定期发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793年6月被雅各宾派民粹主义者取缔。从1789年7月开始，它就声明自己的任务是“让全民族为迎接一部自由宪法而做好准备”。42
1789年7月巴士底狱陷落后，法国王室的审查制度全面崩溃。43 尽管宣扬大革命的主要报纸——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邮报》和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稍早时候便开始发行，大部分革命报刊却是在巴士底狱被攻陷后才开始出现的。这一事件被极力粉饰拔高，7月15日，戈尔萨斯就说它属于“幸福的革命”，如此重要以至于将被人“永远”铭记。44 在当时的主要报刊中，7月18日创刊的《巴黎革命》——其主编是路易-玛丽·普吕多姆，有可能是早期革命报纸中最成功的一份，它从1790年后期开始就由图书馆员、哲学家西尔万·马雷夏尔定期供稿。45 《佩莱日报》（Journal de Perlet）——主编是日内瓦人夏尔·佩莱（1766—1828），于1789年8月1日创刊，亦是影响甚广的报纸（直至1797年果月政变后遭取缔）。紧随其后的，还有露易丝·克拉里奥的《国家与公民日报》（Journal d’état et du citoyen）和其余很多值得注意的报纸。戈尔萨斯的日报，起先叫作《凡尔赛到巴黎邮报》（Le Courrier de Versailles à Paris），尽管有可能较早创刊，但直到7月才开始定期发行。戈尔萨斯致力于帮助人民从他们自己所属的阶级手中获取完满的幸福，并给所有反对左翼共和主义文化先锋的人贴上“贵族独裁主义”的标签。
戈尔萨斯的确憎恶贵族政治，然而他又是这一不具代表性的边缘团体中的典型，因此也蔑视平民的无知和目光短浅。戈尔萨斯曾目睹无数起龌龊的街头事件，他毫无保留地将人民陷入非理性和残忍暴力这一不幸倾向直接记录下来。46 7月中旬至下旬，失序状态开始扩散；8月上旬，阿尔萨斯和洛林发生反犹骚乱；10月，他那份对全法混乱局势最为关注的报纸对不理性的“人民的仇恨”表示强烈谴责，对利克桑（Lixheim）、洛林和阿尔萨斯十九个村庄惨遭劫掠的犹太家庭表示同情，对这一事件以及更广泛的动荡给大革命带来的潜在威胁深感担忧。他呼吁议会设法保护人民，因为他们的轻信与无知根深蒂固：“洛林和阿尔萨斯危机四伏，犹太人周围尤其如此。”47
1789年秋，大革命第一次触及犹太人解放问题。然而消除社会中对犹太人的歧视、允许犹太人自由定居而不受限的观点——旧制度下的法国律法将犹太人居住区域限制在阿尔萨斯-洛林、阿维尼翁、波尔多和巴约讷（Bayonne）——绝对不是大革命本身首次提出的。其实此类观点早在大革命前夕就已出现，并得到米拉波、布里索和另一位革命派核心记者阿纳卡耳西斯·克洛茨的大力宣传，他们全都在1789年之前就谴责过基督教的反犹思想。1787年，在梅斯（Metz）皇家科学艺术协会举办的一次有奖竞赛中，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推广，当时竞赛的题目是“是否有可能使法国的犹太人更幸福并做出更大贡献”。三篇荣获“桂冠”的文章都表达了对全面解放犹太人、消除歧视的热切期望。它们的作者分别是波兰犹太学者扎尔金德·赫维茨，他从1789年起便受雇于国王图书馆（1792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格雷古瓦教士和南锡（Nancy）高等法院的律师克劳德·蒂埃里。48
蒂埃里认为，到了1789年，在受过教育的法国人心中，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革命已经发生，通过批判所有的反犹神学观点，启蒙思想对此做出了贡献。蒂埃里承认，使受过教育的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的最大功臣当属哲学家米拉波，但他同时强调自己也持相同观点。蒂埃里要求的不仅仅是立刻全面解放犹太人，像克洛茨一样，他坚持要把欧洲自基督教世纪伊始就产生的压迫犹太人的罪责统统算到教会和无知百姓头上。49 这种论调充分体现了蒂埃里观点中强烈的革命性，以及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他持续攻击传统偏见，强调要成功解放犹太人、消除种族偏见，就要结束教权主导下的教育中对犹太人区别对待的现状。他要求国家引入世俗的、普世的教育，让基督教儿童和犹太儿童一起上学，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并肩战胜持续了许多世纪的偏见，同时平等地学习启蒙精神、道德观念和公民价值。50
1789年7月发生在出版界和公共辩论界的革命，不只催生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新报纸，也改变了宣传家和记者的角色与地位，使得支持大革命的报纸得以迅猛发展。1789年8月25日，革命报刊中编排最好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巴黎专栏》（La Chronique de Paris）面世，孔多塞、拉博·圣艾蒂安和哲学家让-弗朗索瓦·迪科——他是雷纳尔的朋友，都定期给该报供稿。不久之后，弗朗索瓦-让·博杜安创办了《辩论与决议报》（Journal des débats et des décrets）。1789年10月3日，让-路易·卡拉创办了销量甚佳的《爱国文艺年鉴》（Annales patriotiques et littéraires），他是图书馆员、学者，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服膺激进哲学，也是个准哲学家。51 让-皮埃尔·奥杜安于11月23日创办《普世日报》（Journal universel），该报将存在五年。52 所有报纸都把出版自由奉为基本人权和至高原则。当时也不乏反对派评论家，他们在三级会议召开头几日就发过牢骚，说出版界一下子吸引了过多的关注。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邮报》和戈尔萨斯的《邮报》都受到重点抨击，理由是它们详细的报道造成了过分的影响，歪曲凡尔赛放出的官方消息（部分指控者这样认为），并把这些消息迅速传至巴黎。这些报纸的评论，通过抨击贵族、教士、法官和王室——戈尔萨斯在自己的报纸里如是承认——塑造了巴黎接受和理解政治新闻的方式。
1789年4月三级会议召开之初，一本讽刺性小册子横空出世，攻击那帮自诩为“专家”并就如何管理国家侃侃而谈的小团体。该小册子控诉道，法国人已经被“启蒙哲学”投入悬而未决的巨大不安与恐慌中 。“无与伦比的天才们”突然把持了三级会议，全法国一下子被一帮“其实不过是装腔作势、喋喋不休的记者”迷惑了心智。米拉波、戈尔萨斯、博马舍和图书馆员卡拉（被称为“米拉波的小副官”），全都是这本小册子点名嘲讽的“法兰西天才”。（小册子指出）人民必须认识到，这群放肆的跳梁小丑正在利用他们根本不配获得的影响力，不光把出版界变成其得力工具，也使他们自己成为大权在握却难孚众望的政治代理人。事实证明该小册子极富预见性，其准确程度可能就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想到。53
尽管有些新兴的报纸在革命之初的几个星期里大获成功，但短命的失败者事实上占据了大多数。据估计，1789年5月至1791年10月间，仅仅巴黎一地就有515份新报出现，而其中54%只发行了不到一个月。大量涌现的也不光是支持革命的报纸，右翼的反革命报刊也以同样惊人的势头席卷而来，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793年。比如华佑教士的《国王之友》（L’Ami du Roi），巴纳贝·迪罗祖瓦的《巴黎报》（Gazette de Paris），反启蒙哲学人士萨巴捷教士的《1789大革命和三级会议国民政治日报》（Journal politique national des États-Généraux et de la Révolution de 1789）和马莱·杜庞的《法兰西的墨丘利》（Le Mercure de France）。杜庞是知名的瑞士思想家，后来成为联系巴黎保王党和国外流亡贵族的中间人。54
上述报纸的编辑当中，有的也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只是他们并不接受激进启蒙思想。资质平平的诗人迪罗祖瓦，尽管是个强硬的保王党人，却依然为新教徒、犹太人发声，并支持离婚自由，他甚至建议允许神父结婚。自然神论者马莱·杜庞，认识并崇拜伏尔泰，后来还成了伯克的忠实信徒，其报《墨丘利》大受欢迎（1789年发行了超过1.1万份）55，但同时遭到自由立宪派和共和派的憎恨。马勒生于一个共和国（日内瓦），却是反民主贵族的后裔，他投身于对平等与民主永不止息的批判，并试图动员群众来抵制大革命。56 他尤其否定爱尔维修、雷纳尔和狄德罗的思想，并谴责孔多塞，他对民主的憎恶与他的反哲学主义立场紧密相关。57 自由主义的立宪派主张更多地来自《1789社会日报》（Le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1789），由皮埃尔·塞缪尔·都彭·德·内穆尔、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克洛德-埃马纽埃尔·德·帕斯托雷和安德烈·谢尼埃主编，后者是个沉醉于启蒙哲学的杰出诗人，在恐怖统治期间被处决。
托马-玛丽·华佑是布列塔尼人，大革命前在著名的巴黎路易大帝中学任教，认识狄德罗，却不喜欢他留下的思想。尽管他于1790年5月创办的报纸《国王之友》仅存在了不到两年，却读者甚众，而且大量发往巴黎以外的地区，除了法国北部和布列塔尼，也在普罗旺斯、波尔多、勃艮第广泛传播，在持保守思想的女性、教士和军官当中销量尤其突出。该报销量稳步增加，最终超过5000份，成为大革命早期最重要的报纸之一。58 华佑被称作法国保王派的“马拉”，但与马拉不同的是，他弃绝暴力，十分担心发生内战。他是个激进分子，但只在原则上反对民主共和及启蒙哲学。在政治上，他更接近于穆尼耶那样的右翼温和君主立宪派，而非极端保王党。他的报纸主要由安-弗朗索瓦丝·弗雷龙赞助，她是华佑的妹妹，埃利·弗雷龙的遗孀。弗雷龙是狄德罗的死敌，他主办的《文艺之年》（L’Année Littéraire）几十年来一直在与启蒙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59 1790年秋季，保王党之间的分歧曾使巴黎一度出现三份同样名为《国王之友》的日报，他们还一同引述弗雷龙反启蒙运动的主张。华佑的出版商就此开玩笑说：“国王的朋友从未像现在这样众多。”60
保王党人控诉道，大革命的领袖朝更夕改，是个完全不具备代表性的集团，体现的也不是既有社会阶层的诉求，他们只是些“哲学家”或“半吊子哲学家”。国王、贵族、教士和高等法院的权威和特权遭到这伙人的挑战：他们满嘴浮夸之词玄之又玄，在旧制度下毫无社会地位，被一股含混不清和难以名状的不满之潮暂时推至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位。必须承认，拒绝哲学的还有另外一股力量，那就是较为温和的革命派，他们呼吁法国学习英美模式。比如君主立宪派的尼古拉·贝尔加斯，在1789年2月12日发表的《贝尔加斯先生论三级会议》（Lettre de M. Bergasse sur les États-Generaux）中恳请读者考虑英国议会制度的优越之处，并指出在美国，“人的平等是第一政治要义”，各州的立法机关全都“由两院组成”。贝尔加斯认为两院制对于真正的混合政府来说不可或缺，上院作为中间人可以“独立发声”，调解君主或总统与下院的关系。61 然而，恰恰是要求忘掉哲学并学习令一些人仰慕的英国模式这一呼声，没能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期间或之后成为主导。这一切终将演变至一种闻所未闻、极不寻常的境地。这帮力推彻底革新、既格格不入又自命不凡的革命派小集团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所推崇的“打碎一切过去的限制”只有在“一个哲学的世界”中才可能实现。这些哲学家无视社会对信任和服从的需求，忘了这世上还有嫉妒、贪欲、虚伪和邪恶存在，萨巴捷告诫说，他们终将发现自己不可能成功。62
既然普通民众压根儿没读过他们写的书，就算试着读了也基本上没法读懂，那么1789年的革命派哲学家们为何会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呢？63 其实是那些昙花一现的报纸、廉价传单和小册子——而非书本——使哲学取得了第一次重大成功。萨巴捷、穆尼耶等观察家注意到，民众对1789年一连串事件的反应，基本都是由小册子、海报和报纸引导的——简短而廉价的文字很容易被大众消费，其引用和概括的观点都来自哲学家的拥趸。人民“完美地消化了”这些摘要。64 1789年3月的一个小册子要求雷纳尔提供更为详尽的政治指南，“因为您的确预见了我们正在亲历的伟大事件。您让这个民族知晓他们的权利之正当，并坚信恢复这些权利指日可待，您启发这个民族用勇气、力量和各种手段去成就一场幸福的革命——这场革命已由您的预言准备妥当”。65 萨巴捷指出了一条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几句话的“恶心”转述，出自卡拉1789年4月发行的传单《三级会议演说家》（L’Orateur des États Généraux）。萨巴捷注意到，这份传单渗透“广大群众之深，令人难以置信”，它影响了很多根本没有能力阅读《社会契约论》的普通人。66 德穆兰在《自由法兰西》中指出，正是通过发行讲稿和传单等印刷品，革命领导层才开始解放法兰西民族。民族解放的首要任务是教育，这意味着抵制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牧羊人们”，他们的权利是从至今都是作为“低贱奴隶群体”的法国人手中夺来的。德穆兰声称，1788年到1789年这场致力于激励人民反对专制的舆论浪潮由“雷纳尔、西哀士、沙普利耶、塔尔热、穆尼耶、拉博、巴纳夫、沃尔内和米拉波”领导，而米拉波“为解放我们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人”。67
1789年4月底三级会议召开前，一场全面革命就已经蓄势待发。这一事实在大部分人看来并不明显，但对米拉波、戈尔萨斯、布里索、卡拉等为大革命造势的宣传家来讲确实如此。卡拉是布里索和米拉波的盟友，他与二者一样，早在1788年之前就到处发表文章，从1770年开始就服膺于激进思想。他在《理性或哲学先知》（La Raison ou le prophète philosophe）一书中详细阐述自己支持革命的观点，此书于1773年遭禁，后在布永重新发行修订版，但于1782年再遭查禁。该书的论点是，“理性体系”植根于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一书中提出的唯物主义思想之中。68 该观点认为，一切生物都由无生命物质构成，而人类的历史就是从残忍的动物性向清晰意识和掌握语言的缓慢进化，该进化过程由“宇宙理性”推动。卡拉由此畅想社会将随着理性的发展不断进步，直到人类最终从“无知和假象”中解放出来。卡拉把理性定义为“由所有人类感官传达到我们脑海中的图像汇聚后产生的和谐状态”，只有粗浅的思维才会认为“理性”是与身体割裂的不朽精神实体（灵魂）。69 尽管他和布里索一样，了解英国，会说英语，并仰慕美国革命，但英美因素在卡拉的观点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他的政治信念坚定明了：既然现存法律的唯一功能就是以既得利益的名义压迫弱者，人们就应该把国民而不是国王奉为“首要的、真实的主权”，撤销作为“专制统治拥护者”的皇家大臣们的职务。必须抛弃等级原则，恢复国民的“所有权利和功能”。70 现存法律只是个维护不公的有序体系，卡拉要求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建构“简洁、公正、全民”的全新法律，在“宇宙理性的原则”的基础上规划未来的“普世社会”。71
卡拉与狄德罗、霍尔巴赫以及雷纳尔的《哲学史》持相同观点，对他们来说，人类普遍悲惨的处境直接源自他们无法理解自身情况；再加上人民维护教权，使得无情贪婪之人有机会自封为国王、贵族和教士，他们剥削他人就像剥削一群牲口那样。暴君要想令沉湎迷信的人服从自己轻而易举，特别是利用“宗教神话”，说什么神是赏罚分明的，天堂就是“地上受苦灵魂死后终得和平与幸福”的地方。72 卡拉坚信，每个人都是“普世社会”的组成分子，同样需要被解放。73 一旦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社会就能维持其成员之间的平衡关系，避免最强大和最聪明的人剥削那些在权力和才智上不如他们的人。人类进步的首要动力就是理性发展，或者“真正的哲学”，它能赋予革命和解放以力量，能确保这些“好处”为人人所享。74
“什么引发了大革命？”拉博·圣艾蒂安如是问道。他曾是新教教士，此时则成了三级会议代表。他认为，大革命的起源就埋藏在早已广为流传的思想当中，它们包含着“大革命的一切胚芽”，并在那些哲学家的作品里萌发。他们最为有力地攻击了那个时代的偏见，他们是一帮“高人一等”的学者，他们的作品把“大量有用的真理”传播到方方面面。伏尔泰拉开了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的序幕。他的追随者更进一步，却遭到来自国王、教会和高等法院的迫害。不过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真理”渗透到王国的每个角落，进入“不同等级的家中”，直到1788年，法国对思想进行的“宗教裁判”终于被言论自由的蓬勃生机所压倒，直至终止。他总结得很准确，小册子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是因为出版自由在1788年已是既成事实（除了对新闻报纸依旧存在限制），这是大革命最初的关键一步。75 这些“思想的英雄”催生了“大量信徒”，他们组成一种新的读者群体，催生了一股新的批判观念，最终扮演起集体裁判的角色，审判国王和大臣，并检视更普遍的政府问题。这一行业如此巨大，消息如此灵通，放在从前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那时的人们缺少印刷品。76 《百科全书》尤其为公众提供了讨论政治、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基础，因为它将所有科学统一编纂成册。卢梭发挥了巨大作用。雷纳尔抨击了所有“暴政”，打碎一切伪善；他的《哲学史》是启蒙运动后期阅读量最大的读物，使同代人感受到他那“反对暴政的愤慨之情”。77 最后，1788年的伟大动乱正式爆发，哲学家的信徒们发表的小册子居功至伟，马布利、卢梭和雷纳尔的思想传遍所有辩论会。拉博声称，1788年的巴黎成了启蒙运动演说的“火炉”。君主立宪派的穆尼耶也承认，巴黎的确是大革命的熔炉，火势凶猛到迫使一部分像巴纳夫、巴伊，包括拉博自己那样的革命领导人放弃他们最初温和的本能，进而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78
狄德罗的门徒奈容同样强调了1788年间和在此之前知识分子的骚乱。他对理性革命和“人的权利”充满热情，79日后严厉拒绝了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他而言，这二人的观点违背了大革命的核心价值。1790年，奈容认为，旧制度的崩塌，是新的革命思想传播超越某一限度后的结果，因为它最终触动了所有社会阶层。80 1790年，旧制度的“哥特式建筑”已经在思想层面沦为废墟。然而他警告说，大革命尚未完成，因为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还没有完全得到制度保障，而教权也没有被彻底剥夺。必须修改立法，不论是基督徒、犹太人、自然神论者还是偶像崇拜者，在法律面前皆无差别，“真正的信徒”也不过是“好公民”而已。81 只有先对王室、教会和贵族的权力进行清算，政府才能在“普遍公正”的基础上重建人类权利，而缺乏这一基础的政权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82
这些捍卫出版自由的强硬斗士都提到了基本人权。布里索在他1789年6月写给三级会议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报告中说，出版自由是“一项人的自然权利”。83 他还提出了戏剧审查中的自由问题。他注意到，就连英国都缺少这项自由，在那里戏剧舞台被严格控制在王室的许可之下。戏剧自由在“恢复自由”方面比人们认为的还重要，因为戏剧能对“公众精神”产生极大影响。他还说，由于一位精力过人和天分卓绝的作者已对此有所阐述，他自己就不多赘言了。在这里，布里索指的是诗人谢尼埃的弟弟，剧作家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大革命期间言论自由和戏剧自由的主要拥护者之一。84 到了1789年6月，问题已经不是法国是否应该允许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是这种自由是否需要限制。是否应该允许“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而不追究其诽谤和煽动暴力的法律责任？这一两难困境，抛开其原则本身来看，确实在其现实文化影响方面带来众多令人担心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把哲学带给人民的尝试注定要失败。只有人民的名义才能给出版自由和各种新权利正名，然而，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民读过启蒙哲学家的作品，而仅有千分之一的读者对其拥有充分的认知——老牌共和主义者、后来的国民公会议员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如是告诫——这才是假象背后的现实。无知的平民只通过正直表象和公众声望，而不是才能或知识来评判政治家，这会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可想而知。85
经验很快揭露了言论完全自由的缺点。有人总结说，放任无限制的自由十分危险。因为心怀不轨的家伙凭借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就能将最优秀的人、最有教养的人、最具德行的人诬陷成暗中支持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恶棍”和“叛徒”。德穆兰日后也曾悲叹（他和丹东1793年至1794年间曾试图压制恐怖统治）：86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造就了一类新型的政治骗子——“诬陷式独裁者”。这类人将政治对手全面污名化，在有组织的无知之上，建立起一种新的独裁统治——“贱民专制主义”。德穆兰相信，“下贱流氓的整套艺术”诋毁有原则的人，从而破坏了大革命。这套“艺术”模仿群众的说话腔调和表达习惯，同时散布设计好的欺骗群众的谎言。正是凭借这种几乎不加伪装的谎言和对事实的歪曲，民粹主义最终压倒了大革命，法国首次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尝试也因此夭折。
脚注
1 Gorani, Recherches sur la science, 2:176; La Harpe, Réfutation du livre, 152; Israel, “Failed Enlightenment,” 36–42.
2 Mounier, De l’influence, 27.
3 Campbell, introduction to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3–24; Mounier, De l’influence, 153, 309–10; Martin, Violence et révolution, 49;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4.
4 Campbell, introduction to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 Tlili-Sellaouti, “Pouvoir local,” 120–21; Goyhenetche, Histoire générale du Pays Basque, 4:149, 4:160, 4:162–63.
5 Gruder,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168–79; De Baecque, “Pamphlets,” 165.
6 Goyhenetche, Histoire générale du Pays Basque, 128–29.
7 Lachapelle, Considérations philosophiques, supplement, 73.
8 Marmontel, Mémoires, 3:185; Arnaud, Chamfort, 151–52;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5.
9 Mallet du Pan, Considérations, 11; Kates, Cercle Social, 77; Bertaud, Les Amis du roi, 22;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244–46.
10 Jones, Great Nation, 395–97, 401; Campbell, introduction to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4–26.
11 Applewhite, Political Alignment, 30–33; Campbell, introduction to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4–26.
12 Rabaut Sainte-Étienne, Précis historique, 24, 56–57; Stone, Gene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14–16.
13 Sinéty, “Réflexions importantes,” in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26:661–62, 26:664 (31 May 1791).
14 Cérutti, Mémoire pour le peuple françois, 65–66.
15 Sieyès, Manuscrits, 1773–1799, 99, 361; Sewell,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67–71.
16 Linguet, Annales politiques 15 (1788–89), 431–34, 436, and 16 (1789–90), 272.
17 Volney, Œuvres complètes, 1:32, 1:35, 1:41, 1:46, 1:57, 1:64–65; Gruder,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281; Dupuy, Aux origines idéologiques, 13–15.
18 Volney, La Sentinelle du peuple, no. 1, 6–7; no. 3, 16, 18; no. 4, 7; Eisenstein, “Le Publiciste comme démagogue,” 189; Doyle, Aristocracy and Its Enemies, 173.
19 BL 911 c. 3/5, Lettre de M. C. F. de Volney à M. le Come de S., 14, 17.
20 Marmontel, Mémoires, 3:188; Arnaud, Chamfort, 155.
21 Baker, Condorcet, 248–60, 266; D. Williams, Condorcet and Modernity, 252.
22 Gruder,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282–84.
23 Ibid., 295–97; E. Kennedy, Cultural History, 35, 41.
24 Sewell,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63–64.
25 Garrone, Gilbert Romme, 249–50.
26 Sabatier, Journal Politique 1 (1790), 41–42.
27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36–40; Marmontel, Mémoires, 3:178–79.
28 Mounier, De l’influence, 69–70.
29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46; Tortarolo, L’Invenzione, 137, 148.
30 Ibid., 71; Villette, Lettres choisies, 11; Hampson, Will and Circumstance, 84–85; Lüsebrink et al., The Bastille, 30.
31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22; Gueniffey, “Brissot,” 447.
32 Ibid., 5; Brissot, Mémoires (1734–1793), 2:185–86; Hampson, Will and Circumstance, 86–88.
33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9.
34 Ibid., 10; Gueniffey, “Brissot,” 447–48; Popkin, “Journals,” 145.
35 [Prudhomme], 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8 (29 Aug./4 Sept. 1789), 26; De Luna, “Dean Street,” 172, 176.
36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157.
37 Brissot, Mémoire aux Etats-généraux, 68; Tortarolo, L’Invenzione, 136–37, 148.
38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38; Labrosse and Rétat, Naissance du journal révolutionnaire, 177–78.
39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29; Pétion, Avis, 70; Labrosse and Rétat, Naissance du journal révolutionnaire, 279; Halévi, “Les Girondins,” 148–49.
40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27.
41 Ibid., 34.
42 Ibid., 40; Labrosse and Rétat, Naissance du journal révolutionnaire, 176; Halévi, “Les Girondins,” 148.
43 Brissot, Le Patriote français 1 (28 July 1789), 1; Granié, De l’Assemblée, 61; Andries, “Les imprimeurs-libraires parisiens,” 248; Labrosse and Rétat, Naissance du journal révolutionnaire, 22–23, 89; Hesse, “Economic Upheavals,” 72–73.
44 Gorsas, Courrier 1, no. 9 (15 July 1789), 129; Mortier, Anacharsis Cloots, 114; Wauters, “La naissance,” 111.
45 Censer, Prelude to Power, 22; Dommanget, Sylvain Maréchal, 169–73; Gough, Newspaper Press, 24, 163.
46 Labrosse and Rétat, Naissance du journal révolutionnaire, 169–71.
47 Gorsas, Courrier 1, no. 86 (1 Oct. 1789), 1, 19, 22; Badinter, Libres et égaux, 109–10, 115.
48 Gir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74–91; Mortier, Anacharsis Cloots, 67–69; Badinter, Libres et égaux, 72–74.
49 Thierry, Dissertation sur cette question, 29, 37–38.
50 Ibid., 79–82; Gir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80–81, 84.
51 M. L. Kennedy, “Development of a Political Radical,” 144.
52 Censer, Prelude to Power, 17; Gough, Newspaper Press, 24, 56.
53 BHP pamphl. 958555, Aux Génies de France, 4–5, 17–18; M. L. Kennedy, “Development of a Political Radical,” 144.
54 Murray, Right-Wing Press, 272; Gough, Newspaper Press, 64; Popkin, “Journals,” 150; Wauters, “La naissance,” 110.
55 Acomb, Mallet du Pan (1749–1800), 230–31.
56 Assemblée Nationale, Commune de Paris, no. 468 (16 Nov.1790), 6–7; Acomb, Mallet du Pan (1749–1800), 4–5, 12–19, 24.
57 Acomb, Mallet du Pan (1749–1800), 58, 62–63, 66–73.
58 Chisick,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222–26.
59 Ibid., 34–35;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62–64, 648.
60 Chisick,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37; Popkin, “Journals,” 148.
61 Bergasse, Lettre de M. Bergasse, 28, 32–33.
62 Sabatier, Journal politique 1 (1790), 119–20.
63 Ibid., 121.
64 Ibid., 120–22.
65 D. Bertrand, Lettre à Monsieur Raynal, 22–23.
66 Sabatier, Journal politique 1 (1790), 121;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773.
67 Desmoulins, France libre, 9.
68 [Carra], La Raison, 21–22, 29n.
69 Ibid., 45.
70 [Carra], L’Orateur, 19, 21, 202; Whaley, Radicals, 23.
71 [Carra], L’Orateur, 23–25; Labrosse and Rétat, Naissance du journal révolutionnaire, 183.
72 [Carra], La Raison, 50.
73 Ibid., 1–3, 6, 21–22.
74 Ibid., 182–83, 202; Lüsebrink et al., The Bastille, 82–83.
75 Rabaut Sainte-Étienne, Précis historique, 19–20; Cottebrune, Mythe et réalité, 133.
76 Rabaut Saint-Étienne, Précis historique, 21.
77 Ibid., 22–23.
78 Rabaut Saint-Étienne, Précis historique, 23–24; Mounier, De l’influence, 100–103.
79 Naigeon, Adress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81–83, 86.
80 Ibid., 9.
81 Ibid., 41–42, 53, 71, 77.
82 Naigeon, Adress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113, 122.
83 Brissot, Mémoire aux États-généraux, 4.
84 Ibid., 55–57; Tortarolo, L’Invenzione, 165.
85 Israel, Democratic Republic, 398–99, 646; Dorigny, “L’émergence d’un ‘parti républicain,’ ” 111.
86 Desmoulins, Vieux Cordelier, 74–76, 80, 90, 96,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