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的凭借

“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我以为总得先有了“人”，然后一篇小说有处下手。不过一个“人”他在卧室里对待他的夫人是一种面目，在客厅里接见他的朋友亲戚又是一种面目，在写字间里见他的上司或下属又另有一种面目，他独自关在一间房里盘算心事的时候更有别人不大见得到的一种面目；因此要研究“人”便不能把他和其余的“人”分隔开来单独“研究”，不能像研究一张树叶子似的，可以从枝头摘下来带到书桌上，照样地描。“人”和“人”的关系，因而便成为研究“人”的时候的第一义了。

于是单有了“人”还不够，必得有“人”和“人”的关系；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成了一篇小说的主题，由此生发出“人”。而这些生发出来的“人”当然不能是凭空地想。

我以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如果要研究的话，就应是研究“人”。应不是“小说作法”之类。

“人”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了，问题就落到实际的写作。我想仍旧讲我自己罢。最初，我并不觉得这方面也不能单在书桌上研究。但是许多文学上的先例以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我：如果要借书中“人”的嘴巴里很简单的两三句话把那“人”的典型的性格写出来，或是要使书中“人”嘴巴里说的确实是活人的话，那也仍得抛开了书桌上的推敲而向活人群中研究。

没有读过若干的前人的名著，并且是读得很入迷，而忽然写起小说来，并且又写得很好的作家，大概世界上并不多罢。劳动阶级或农民出身的作家，虽然并没受过学校教育，可是在他从事文艺创作以前，大都先和前人的名著有过接触的。自然，世间也有未尝读过前人的名著而就能够写了好的作品的人，但是他即使没有受到前人的名著的影响，他大概总受到过民间的口头文学的影响；他从民间故事、歌谣等等民间的无名作家的集体作品（而这些作品经过长久时代的锻炼和增饰，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一定受到过很多的好处。赤手空拳毫无凭借的作家，事实上是不会有的。所以写小说的人倘使除了研究“人”而外还有什么应得研究的，就是前人的名著以及累代相传的民间文学。

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我读得很杂。英国方面，我最多读的，是狄更斯和司各特；法国的是大仲马和莫泊桑、左拉；俄国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这几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开多少时后拿来再读一遍。除了英国，其余各国的作品我都从英文的译本读的。记得我的《幻灭》发表了后，有一位批评家说我很受屠格涅夫的影响，我当时觉得很惊异，因为屠格涅夫我最读得少，他是不在我爱读之列。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高尔基以及新俄诸作家是最近才读起来的。高尔基的中篇《起码人》（Prcman）我读了译为“Out Cast”的一个英译本，也读了译为“Creatures Once Were Men”的一个英译本，我觉得倘使我能直接读原文，我一定还能读得入迷些罢。就这两个英译本而言，我觉得前者胜于后者，但究竟何者为近于原文的风格，我不知道。

本国的旧小说中，我喜欢《水浒》和《儒林外史》。这也是最近的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相信旧小说对于我们完全无用。但是我仍旧怀疑于这些旧小说对于我们的写作技术究竟有多少帮助。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发展史上自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青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愿意推荐《海上花》[6]——但这决不是暗示年青人去写跳舞场之类。

自家写的东西写过出版后就不愿意再去看。偶然再看了时，心里总发生了“这是我写的么？”的感想。刚脱稿不久的小说自然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夜里睡不着时回想起来，便想出毛病来了；但特别是夜里读着西洋名著读出了味的时候，更能回想出自家的毛病来。我以为一个人开始新写一篇的时候，最好能把他的旧作统统忘记；最好是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动笔，努力把“已成的我”的势力摆脱。

1955年上半年，茅盾两次到上海搜集创作素材。这是他在上海参观

《谈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