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以及反对“自由主义”英国的“保守势力”

到了18世纪晚期，帝国主义依然阻碍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英国、法国把目光向西投到了大西洋地区，而普鲁士、俄国则在东欧看到了机会。因此，1772―1773年，沙俄在同为“保守势力”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下，带头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分割。波兰丧失的领土达到了惊人的30%。起初法国是反对这样大规模的领土侵占的，但是由于距离太远，也对此无能为力。波兰惨遭分割表明了当时欧洲外交的一个显著现象：欧洲列强会在东部和西部分别划分割裂欧洲。随后在1793年和1795年，当西欧将目光都集中到法国革命军身上时，波兰又接连被分割。事实上，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巧妙地宣称，18世纪90年代的波兰革命者受到法国革命的启发，正在传播革命的“毒害思想”，必须对此进行遏制。简而言之，地处西欧的法国采取的政策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东边的沙俄。

至关重要的是，划分（实则为暴力吞并）波兰让东欧的三个“专制主义”君主国走到了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在19世纪“神圣同盟”建立后正式确立，让普鲁士进一步远离了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普鲁士背景让普鲁士对分裂“中欧”的执念更加执着。例如，叶卡捷琳娜在1767年颁布的《训令》将俄国定义成具有“欧洲的礼仪和习俗”的“欧洲国家”。与此同时，她在普鲁士的崇拜者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在1752年和1768年的两份《政治遗嘱》中强调了“专制主义”的好处。对弗里德里希二世而言，君主统治的魅力比误入歧途的代议制政府能更加有效地运用“治国之道”。

普鲁士和沙俄的“开明专制”将这些国家带入了欧洲的“文人世界”。但是作为专制国家，它们对“自由的”欧洲继续视而不见。毕竟，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捷琳娜阅读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不能抵消东欧的王朝主义、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文化的影响。开明的独裁者要依靠古老的根基才能生存。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哲学上接触伏尔泰时，他的军费来自对西里西亚征的税。后来欧洲不安分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复制了这种掠夺海外资源的做法。

相比之下，英国则利用早期工业化的成果为战争融资，通常的来源是一般税收、信贷。英国比东边的“开明君主”有更发达的政治经济。与此同时，虽然“自由主义”的英国和“开明专制”的普鲁士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但是这两国在关键的七年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这场战争决定了18世纪中期欧洲的权力和地位格局。对于其他想要模仿出成功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国家而言，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选择。增强经济和战略实力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还有不确定性。欧洲各国即便有确立一个一体化平台的政治意愿，也难以实现。简而言之，即使此时“自由民主”获得了胜利，欧洲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仍相距甚远。

财富迅速逆转的趋势让事情变得复杂。事实上，1756―1763年，受不同意识形态影响的普鲁士、英国，在参加早期的“世界大战”时展现了其军事实力和偿债能力。但是，不同治国模式的成功可能很快就会被颠覆。例如，在18世纪70年代，北美的英国议会模式就遇到了明显的困难。英国的殖民帝国暴露了风险，它可能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制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怪物(4)。在波士顿和费城，人们抗议缴税者没有代表权，体现了提供公平适度的政治权利面临着挑战。普鲁士保留了劫掠波兰和西里西亚的果实，而美国的殖民者们走上了自己独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