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异样还是怒火慢烧的反抗？
2016年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是《罗马条约》签署59年后第一次有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在这59年中，欧盟的成员国从6个增加到28个。很多评论家认为，英国退出欧盟只是一次简单的民粹主义偶发事件，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类似。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事实上，英国人民投票退出欧盟的原因有很多。“脱欧运动”缔结了一个原本不可能形成的联盟，它让英国中产阶级“疑欧派”、年长的工人阶级和反对移民的贫穷选民团结在一起。不同的英国选民表达了他们各自的担忧，但是他们的担忧集中在英国对本国边境、法律和金融的控制上。甚至于，整个欧洲一体化计划都遭到了英国人的质疑。有些英国人认为，与英国在1973年加入的更为直接坦率的欧洲关税同盟相比，欧洲一体化计划始终经历着“使命偏离”的过程。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英国的超民族主义者似乎在更为谨慎的一体化主义者和不情愿成为欧洲人的英国人面前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英国参与欧盟事务时依旧迟钝麻木。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选民的投票率始终低迷，仅仅从32%增长到36%。而且，随着欧盟推动成立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这一数字在1999年暴跌至24%。在此期间，欧洲大陆似乎受到了英国“疑欧主义”的困扰，整个欧盟范围内的欧洲议会投票率从62%下降到43%。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疑欧主义”越发尖锐。这要部分归咎于“精英”政客、公务员、新闻记者、学者和商人，他们认为，欧洲一体化议题的某些方面过于敏感，不适合公众讨论。相反，英国选民被要求跟随其他欧洲国家民众的步伐，朝欧盟前进，甚至要拿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但是本书认为，对于例外论，要鼓励解释说明，而非谴责。在我看来，综观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因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要寻求不同的方法，而非一刀切。新闻记者和评论家们未能把握历史差异，故而无法理解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复杂性。于是，英国脱欧被误认为一个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插曲，没人觉得它反映了欧洲国家特有的历史遗产，即鼓励各国在安全阀门内进行融合。
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以及2019年3月前完成“退出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英国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尽管欧盟的谈判立场强硬，而且脱欧预期将给英国带来经济损失，但是在英国民调中支持“离开”的呼声仍然出乎意料地强劲。那些要求进行“人民投票”（或是第二次公投）的人也坦承，这样的投票结果不确定性太强。最重要的是，有“天然的执政党”之称的英国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同时，英国两大主要政党中的另一个政党——工党，也在努力达成一个统一的脱欧政策。事情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想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
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欧洲的形象肯定是下滑了。圣西蒙伯爵写出《欧洲社会的重组》一书时，正值拿破仑战争结束，通过武力征服统一欧洲的方法已告失败。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中担任约克城的法国炮兵队长的圣西蒙，督促英国和法国建立了一个联合议会。英国当时是世界大国，且自由传统气息浓厚，所以它向这个新立法机构派出的代表数量是法国的两倍。但是这种数量差异后来逐渐消失了，因为法国向商业和政治都已成熟的英国取了经。圣西蒙认为，当时的德国正在变成欧洲第三大国，它虽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但前景是光明的。德国邦国之一普鲁士和其他说德语的强国，将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古老的国家那里学会如何加入欧洲三大强国组成的团体。的确，有英国和法国做自己的高级伙伴，德国可能会避免一场查理一世或路易十六经历过的破坏性革命，这两位都是欧洲弑君革命的受害人。
圣西蒙清楚地认识到，在欧洲事务中，英国已经从主导者沦为边缘角色。在圣西蒙身后，到夏尔·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时期，英国已经变成了欧洲事务的旁观者。后来，在科尔任德国（联邦德国）总理、密特朗任法国总统时期，德、法两国关系亲密，英国的地位也一直没有改变。终于，到了默克尔时期，这位德国总理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将英国描述成了欧洲的“问题儿童”。简而言之，英国的发展下行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三个领导欧洲的国家。在了解这三国的发展过程后，我们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英国会被排挤出或者说自愿退出欧洲强国之列。
法国和英国是成熟的统一民族国家。但是德国历史特殊，是否是“民族国家”颇具争议，因为德国直到1871年才实现统一。在此之前，它是德意志及其他国家（帝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20世纪，我们所理解的“德国”的边境一直在变化。不过，圣西蒙和其他一些人都意识到，这个帝国中可能会发展出一股说德语的力量。1806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占领柏林，这个帝国崩溃了。但是，1871年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方案，部分重建了昔日的帝国。
尽管这个帝国里有人不说德语，但是排除讲德语的瑞士人、大匈牙利人以及东普鲁士人，1648年后，在这个由多个国家和城市组成的松散联邦里，说德语的人依然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并入大普鲁士范围的勃兰登堡州崛起了强大的霍亨索伦家族，成为推动这个欧洲第三大国发展的动力。后来，在普鲁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成了现代欧洲不逊于法国和英国的存在。英、法、德这三个不同的语言区一直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
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几乎代表了自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1)重新划分欧洲版图之后的主要历史。而且，这也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趋势。但是，个别欧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会阻挡这个趋势，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并且应对英国脱欧这样的事情。简而言之，广义上的欧洲一体化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巩固加强外交、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三个国家同时关系融洽的情况十分罕见。一般是其中两个国家寻求建立友好关系，而这样会损害第三个国家的利益，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都曾因此蒙上阴影。这就佐证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两人是伴，三人不欢。
从欧洲三大强国的角度来讲述欧洲一体化的故事时，我们预设了这三个国家是最重要的。不可否认，如此突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重要性，我们会冒着目的论的风险。不过，英国和法国是1648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两大民族国家，而人口最多的德国语言区是从最早的联邦制实验中发展出的民族国家，所以，将注意力放在这三国上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们不仅仅是20世纪的欧洲强国，而且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贵格会教徒威廉·佩恩或圣西蒙本人设计的任何欧洲众议院中都能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不用担心欧洲其他国家会被排除在外，因为从三个不同文化区的角度来综合审视欧洲是可控且深刻的。此外，它也不会阻碍我们在做比较时考虑包括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比如，美国1788年生效的《联邦宪法》就激励或哄骗了很多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人。1778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结成了反英同盟，此举是为了压制英国的海上力量和整个大英帝国的实力。在一些人看来，这表明了欧洲的立场。
如今欧洲再次面临挑战，读者们可以退一步来考虑问题，避免对英国脱欧做出恐慌性反应。毕竟，英国历史表明，英国人对有决策权的联邦组织或跨国组织会感到不安。确实，2016年的英国全民公投，揭示了英国人在货币政策、人员流动和司法等领域对超民族主义的抗拒。最近，英国政客们都在讨论退出欧盟后是否应该留在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欧洲关税同盟。但是，英国两大主要政党并未强烈反对脱欧。在2017年6月的大选中，工党和保守党获得了1970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总选票（87.5%）。两党都在竞选活动中发表了“支持脱欧”的宣言，几乎没有为举行第二次公投留下余地。这使得英国很可能会离开欧盟（无论是“软脱欧”还是“硬脱欧”）。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它只是让欧洲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现实。
2017年3月，欧洲三国集团中被孤立的英国，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启动退出欧盟程序。此后，媒体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进行了跟踪报道和评论。英国新闻界对脱欧运动主要倡导者的个人情况以及这件“离婚案”细节，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但是，除了让-克洛德·容克（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米歇尔·巴尼耶（时任欧盟首席谈判代表，负责与英国就脱欧事宜展开谈判）、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时任欧洲议会脱欧谈判代表）和其他的媒体宠儿，幕后谈判主要由英、法、德三国主导。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样才能了解它们的谈判立场。所以，作为旁观者的英国人，无法理解法国对超民族主义的支持，除非他们能理解法国的历史及其对欧洲的持久抱负。同样地，德国的动机似乎出自天然的经济野心和守旧的官房主义(2)本能，其根源来自早期联邦德国各邦的动态。
与此同时，德国也乐于让法国在外交和战略事务上发挥带头作用。可以理解，德国希望避免过度介入那些在20世纪里产生过灾难的领域。对比之下，英国推行源自约翰·穆勒和自由贸易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对所有的中央集权体系结构都视而不见。当然，现实要比上面这几句概述更加微妙和精彩。这些微妙之处，正是我们将要研究的。其实，主导谈判的是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而它们是由战争、经济、帝国和宗教等方面的经验决定的。
更通俗地说，欧洲一体化（及欧洲的分崩离析）的进程，正是通过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展现出来的。而且，从欧洲人在过去的1648―2018年的370年里对变化和逆转做出的反应中，我们可以找出推动英国与欧洲建立更深层次联系的模式。事实上，战争、政治革命、宪法改革、工业革命、经济周期、去殖民化、移民、宗教问题和欧洲“其他势力”的挑战等，都使得这三个国家不得不进行合作。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都在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与他国有制度性的联系。毕竟，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而人们也提高了对经济的预期，多个欧洲国家经济崩溃，世俗主义成了一体化的影响因素。伴随着冷战和核战争的威胁，“其他势力”的威胁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同时，欧洲担心自己的经济无法与其他经济体竞争，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日本（时间比较短暂），最近的则是中国。因此，在这些危险面前，三大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成了当务之急。在经济、贸易、外交和国防上，三大国一直在寻求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在此过程中，它们依靠的是欧洲国家的身份，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这是一种长远的观点，但它是非正统的。很多学者以1950年的“莫内计划”为界，对欧洲历史做了一个时间上的划分。在他们的解读中，早期的特点是宏大的计划和哲学文本，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供了有形的立法（基于条约）变化。但是，将通过协议实现一体化、通过正式制度安排促进一体化进行绝对区分，是有误导性的。毕竟，协议可以被撕毁和修改，倾向于一体化的机构（如国际联盟）可以不复存在，欧盟或是欧元区也可能会有成员国退出（例如英国和有潜在可能的希腊）。对欧洲人而言，一体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例如，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强调，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是“人员自由流动”，这一点已经通过近年来的条约修改实现了。对于像法国前总理白里安、法国前外长罗贝尔·舒曼、战后“欧洲之父”让·莫内、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这样的欧洲一体化主义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同样地，对于早期的作家萨利、托马斯·佩恩和圣皮埃尔神父来说，这也的确是不可接受（并且不切实际）的。当然，由于现在欧洲申根区开放边境遭到异议，“人员自由流动”可能再次成为问题。
然而，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法、英、德关系中再次出现的民族差异问题，正在威胁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英国接受了自己常被提及的“半脱离”外交形象。英国似乎决心在不成文的宪法下采纳一种务实的、符合“常识”的方法建设国家。“老奸巨猾的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演绎”推理法、宏伟计划、《拿破仑法典》和联邦制度仍然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精英们努力通过货币、财政和政治联盟寻求深度的一体化。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凸显了三大国之间同时保持亲密关系的困难性。英国试图就阻拦东欧移民举行谈判，但显然这一尝试在法、德两国方面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法、德两国在挑战“人员自由流动”上都有所保留。法国行政长官们对变更欧盟条约深恶痛绝，他们的宪法和法规思想根深蒂固。同样地，德国的行政长官们依然畏惧撕毁规则，也许是因为想起了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创伤。
但是，本书认为，英国脱欧不会破坏欧洲合众国的联邦梦。毕竟，这个联邦计划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国家联合体。颇为讽刺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之所以在1787—1788年创作出了《联邦党人文集》，正是因为他们被英国在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时的联邦制创新所打动；看到了奥地利在17―18世纪的苦苦挣扎后，他们对软弱无力的帝国机制印象不佳。
现今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仍然会是一个强大的机构，还有很多国家等着加入。而且，随着英国的离开，欧盟内部非欧元区的比重大大降低了，剩下的8个非欧元国家可能会面对与欧洲中央银行（ECB）保持一致架构的压力。简而言之，建立欧洲合众国有着十分强劲的历史动力。正如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妙语一样：欧洲将“尽一切努力”让一体化计划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读者们对1648―2018年的370年的漫长历史没有概念，那么他们就会被这些表面的趋势所迷惑。德拉吉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使用的“巨型火箭筒”策略已经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稳健性，这是欧洲在几个世纪的联合史中积累的成果。过程中的挫折，让人们更加专注于团结统一。
事实上，欧盟剩下的“两大巨头”现在有机会主导欧洲一体化计划，可以不再受到英国“疑欧主义”的困扰。马克龙领导的法国可以继续影响欧盟的官僚文化，尤其是对欧盟委员会。法国的这一角色反映出，在过去，欧洲大陆的影响力才是首要的，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冒险永远是次要的。这一点和英国不同，英国的重中之重是贸易和海事。此外，法国的文化和社团主义可以在欧盟蓬勃发展，并控制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因撒切尔夫人带来的单一市场制度化。只要能确保自己是这些长远安排的架构师，法国就可以接受在经济主导国德国面前扮演辅助角色。
的确，本书揭示了欧洲人一直不愿意接受单一经济强国德国主导下的稳定，但是德国的经济霸权今天仍然因为虚弱的外交和军事受到掣肘。尤其是德国的武装力量一般，没有核武器，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德国可以继续在“中欧”的俄罗斯及前军事盟友土耳其之间扮演传统的中间人角色，而且它现在还是大规模移民前往欧洲的通道。德国在这些地区的支点地位，使得法、德联盟能在欧洲重新发挥领导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不会被迫不及待的东欧人破坏。在众所周知的波兰与沙皇凯瑟琳大帝的决裂中，沙俄和德国牢固的历史联系帮助波兰巩固了其在中欧的特殊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法、德两大强国寻求欧盟伙伴国关系，英国只得在欧盟以外发挥作用。英国半脱离于欧盟正式框架外，却享受着慷慨的欧盟贸易协议，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积累的帝国贸易经验，毕竟先前英国一直是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以“资本主义绅士”做派，长期斡旋在美国促成的全球化与德国促成的欧盟社会市场之间。置身于欧盟之外的英国，能够继续走这样的居间路线，充分利用其自由、统一且务实的帝国历史经验。因而，这三个欧洲关键国家的一体化能够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继续下去，每个国家都会在历史特殊论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对英国而言，最终获得50多年前与迪安·艾奇逊（时任美国国务卿）一起竞争的地位并非易事。毕竟，法国和德国质疑英国是否有充当美国和欧洲之间桥梁的价值。本书一再讨论的欧洲历史表明，欧洲各国如果感觉到被逼入了绝境，或是寡不敌众，就会陷入集体不安，甚至最后会发生暴力。对待欧洲，不能过于乐观。
所以，欧洲投入的赌注已经到达了峰值。在此背景下，研究一波三折的英国脱欧谈判能带来一些启发。英国不得不在民族主义（边境控制与疏远欧盟法院）和自由贸易（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成员身份）之间寻求平衡了。英国保守党和下议院内部很难就此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欧盟已经展示出了其余27个成员国在面对英国这一“其他势力”时惊人的团结。的确，由于英国继续寻求与欧洲保持“半脱离”状态，被很多人视为远期目标的欧洲合众国再次激励了法国和德国。尤其是马克龙，已经欣然接受了为达成经济与货币联盟采取的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措施。他提出了一个由欧盟各国共同承担的“欧元区预算”，不过德国担忧自己会在欧盟中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默克尔可能无法在任期内看到最近有所缓和的法、德关系开花结果，但这再一次展现了法、德伙伴关系在经过一段长期发展后产生的力量。
一千多年前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分裂而无疾而终的谋划，将因法、德的正式伙伴关系重启，但这不一定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和经济就会崩溃。有了稳固的欧洲基础，英国可能会与欧洲合众国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同样地，如果欧盟放弃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而选择更为务实的政府间主义，这也不失为一种不同形式的欧洲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意味着组织安排更为宽松，但它的基础同样是厚重的历史与规模经济逻辑。
因此，得益于这三个国家丰富多彩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相互关系，我们试图总结出事情发展的方向。同时，我们必须警惕历史学家经常提出的警告：过去未必能够指引未来。
(1)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结束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和约。1648年10月在威斯特发里亚签订。和约规定：德意志境内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和旧教（天主教）地位平等，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大部，并继续保有洛林的梅斯、土尔、凡尔登等地；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全部、东波美拉尼亚一部分、不来梅和维尔登两主教区，以及维斯马城。承认荷兰和瑞士独立。它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译者注
(2) 一种重商主义的形式，强调促进国家福利状况，认为增加国家的货币财富就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