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堕入“地狱”
玛莎以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著称，并且非常乐于助人。每当她表演一个又一个善意的恶作剧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在大厅里回荡。大家都很尊重她，因而推选她在高中三年级时担任“狂欢节皇后”的候选人，在高中四年级时出任班委会秘书。她心怀远大理想，充满活力，而且富有幽默感，大家会一直记得她。
——摘自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蒙特卡西诺中学毕业纪念册（1961）
在我高中毕业纪念册上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旁边附有一张我的黑白照片：我的金发梳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格，面带微笑，看起来活力四射、十分乐观。这张照片简直就是那段文字活生生的写照，其下还附有我的一句“名言”：“如果某件事是对的，就大胆去做！”
那时候，我生活在塔尔萨一个颇受尊敬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有5个兄弟姐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家庭。我的爸爸约翰·马斯顿·莱恩汉（John Marston Linehan）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副总裁，在当地算是社会中坚，他以诚实守信著称。爸爸每天晚上都会回家和全家人共进晚餐。他也经常在回家的路上顺道去教堂祈祷，或是去看望我的祖父母。晚饭后，他有时会回办公室加班，有时也会和我一起散步、买份报纸和冰激凌。
我的妈妈是艾拉·玛丽（Ella Marie），大家都叫她蒂塔，她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津人（Louisiana Cajun），她常常以此为荣。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外向、无拘无束，也很热衷参加志愿活动。为了照顾6个年幼的孩子，她和大约20位母亲成立了“妈妈互助俱乐部”，每周开展一次活动（大家一起做缝缝补补之类的家务）。后来，这家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交俱乐部，最终成为附近所有孩子生活的一部分。俱乐部的妈妈们会互相帮助，比如，她们会在有人需要时送来一些食物，在谁家来了很多客人时一起帮忙招待，每逢婚丧嫁娶、祝寿或是有人生病，大家也会齐心协力、伸出援手。（我仍然无法理解妈妈是如何一个人带着6个孩子参与这一切的！）我的妈妈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很风趣，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社交达人。
妈妈也很虔诚，每天早上都会去教堂祈祷，那个时候别人通常还都没有起床。她也很有艺术造诣，去旧货店随手买块布料，就能做出类似迪奥那种大品牌感觉的服装。她去世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貌似出自专业艺术家之手的画作居然都是她自己完成且亲自装裱的，这真的很令人吃惊。她的确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塔尔萨当地的报纸曾经把我妈妈的照片登在头版，并称她为塔尔萨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我有两个哥哥：约翰和厄尔，还有两个弟弟：马斯顿和麦克。他们一表人才，成绩优异，非常招人喜欢。妹妹艾琳比我小一岁半，一直都是既苗条又美丽。所以，在我看来，艾琳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妈妈心目中的理想女儿。据艾琳说，我和她在小时候可算不上是什么好朋友。
爸爸事业成功，我们家自然比较宽裕。我们住在第26大街1300号的一幢漂亮的白色西班牙风格的大房子里。这个街区有很多孩子（这里一度是塔尔萨所有街区中孩子人数最多的地方），而且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步行即可到达。我的妈妈很喜欢精心装饰庭院，院子里常年都有美丽的花坛和盛开的花丛，还有她每年春天都要精心修剪的木兰树。她不仅把房子的外面装饰得很漂亮，她也十分重视室内的美观。直到现在，我也丝毫没有忘记她的信念和教导：为追求美丽而付出努力是值得的。她还教会我们一点：美丽比财富更需要天赋和努力。遗憾的是，尽管我也很喜欢把自己家整理得很漂亮，但我确实花了很长时间才接近妈妈和艾琳的水准，她们真的很有天赋。
我从小就与众不同
接下来说说我自己。其实，我从来都不适合像其他女孩子那样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坦率地讲，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无法安分地待在任何地方。小时候，我有个好朋友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街区，她经常邀请我去她家过夜，每次去她家，我都玩得特别开心。而且，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也是朋友，他们一家人都很好，但我每次去她家过夜时总是特别想家，结果她爸妈不得不每次都给我爸爸打电话让他接我回去。所以，后来她爸妈告诉我爸爸，除非我真的不再吵闹着要回家，否则还是别去他家为好。我小时候就是那副做派。
全家人都去打高尔夫球，唯独我不愿去，因为我不喜欢。尽管爸爸坚持说我是因为不擅长才不愿去，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个原因。我在长途自驾旅行时会晕车，乘坐爸爸公司的商务飞机旅行又会晕机，有一次我甚至不得不中途退出，被送到一个姑妈家里稍作休息。平时，我们一家人去朋友家度过周末，经常会到一个美丽的湖畔游玩。到那儿之后，又是唯独我一人不去湖上玩水上滑板。坐船时，我也不能和家人一同坐在甲板上欣赏风景，因为当船开动时，它会特别颠簸，我坐在甲板上会感觉屁股被颠得很痛。
按照塔尔萨当时的审美标准来看，我是家中仅有的一个体重始终超标的孩子。我没有妈妈和妹妹艾琳那么苗条，而且执拗地不愿按照妈妈的意愿打理自己的头发。在爸爸这边，我的身材比爷爷更强壮，但其实总的来说还可以。因为当我现在看当代青少年的照片时，我明显感觉我那时的体重并非糟糕透顶，但也于事无补。毕竟我的两个英俊的哥哥都有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她们既苗条又精致。虽然，我和两个哥哥还算得上是朋友（我曾经给一个哥哥按摩，帮助他缓解由踢球受伤引起的背痛；我也曾经常在另一个哥哥高中约会时帮他把他的衬衫后延塞进裤子里），但是，我和哥哥们的关系仍然不够亲密，以致我不能在难过时靠在他们的肩膀上哭泣，也很难得到他们的安慰和积极的关注。我从来不记得他们对我说过：“哇，玛莎，你太棒了！”当然，我也不记得他们说过什么伤害我的话，仅有的无非是一些发生在兄妹间的口角。我和妹妹艾琳曾同时申请做男足啦啦队队长，结果显而易见：她当选，我落选，我的外表的确没有什么优势。
妹妹艾琳后来告诉我，重点在于：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真正得到妈妈的认可。妈妈一心想把我塑造成一个可爱、漂亮又善于社交（能够适应当时塔尔萨的社会）的女孩，可惜却总是事与愿违。
都是我的错
在所有这些童年经历中，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我的哥哥们很喜欢拿我开玩笑，每次听到他们那么说我都很难受：“玛莎，玛莎，小心你那百万吨级马达一样的大嘴巴！”问题恰恰在于，我不仅没有其他女孩那样的魅力，而且还天生有一张管不住的大嘴巴（不善于适时闭嘴），这是我一生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像我家这样的家庭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家鼓励的是进行复杂微妙的社交互动。
从我十几岁开始，妈妈就不断努力试图提升我的外在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损害了我的自我认同感和自尊。如果有人用刻薄的话语伤害我，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让我为了取悦他人而改变自己，却从来不会去质问那些人。我甚至从来都没想过，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我的错！直到很久以后，我有一次去看望我的弟媳特蕾西（我弟马斯顿的太太），才发现如果有人对她的女儿出言不逊，她可绝对不会像我妈妈那样做，而是会坚决地挺身而出，保护女儿免受人身攻击。我不禁会想，如果我妈妈能像特蕾西那样该有多好，假如真是那样，我的人生又将如何？不过，在父母看来，他们对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备受欢迎的女孩
虽然我一张嘴就滔滔不绝，在家里也坐不住，但我的这种做派却让我在学校里颇受欢迎。表妹南希这样形容说：“表姐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就是派对的生命和灵魂，身上总有一种感染力，总是主动发起一些活动，常常搞出一些恶作剧，一直都是班上的灵魂人物。”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那时候的“我”了，不过，我觉得或许那才是真正的“我”，那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三年级！最近，南希也和我说起这些事：“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就发现玛莎成了我认识的最深刻的思想家，随时准备解决各种难题。而且，她总是能够以一种特别有趣的视角来看待事物。”
在高中三年级时，我被提名为班级的“狂欢节皇后”。我最终没能当选，因为高中四年级的同学比我们收集了更多可以回收的废报纸。皇后的皇冠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学长们通过卖报纸赚到了这笔费用。每次都是高中四年级的候选人戴上皇冠。但事实上，我作为来自高中三年级的候选人，是学生们投票选出来的，这足以证明我在同学中有多受欢迎。而且，从高中四年级开始，我就被推选为班委会秘书，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毕业纪念册中记载的那样。
尽管我在班上颇受欢迎，并且和所有比我大的女孩都成了好朋友，但无论是在高中四年级还是在那以前，我认识的每个女孩都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而我却没有。我只是偶尔谈过恋爱，但从来没有一段很认真的、长期的关系。眼看高中即将结束，我的朋友们全都和男孩子出双入对，最后，我却只能沮丧地待在自己家里，拒绝外出。
迅速堕入“地狱”
1961年5月，当这本高中毕业纪念册还在同学们的手中传阅时，毕业纪念册中那位“心怀远大理想和崇高精神，而且富有幽默感”的女孩却已经被位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生命学院收容。我立即成了其中的汤普森2号“监狱”的“囚犯”，这是一间戒备森严、有着双重门锁的病区，是这个学院里精神最错乱的患者的家。当时，我完全被淹没在自我憎恨和羞耻的海洋里，感觉到不被爱和不可爱，还有难以言说的情绪痛苦，这种痛苦太强烈了，所以我很想自杀。
我的故事最让人困惑的一点就是：我是一个能力很强、很讨人喜欢又很随和的女孩，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既已如此，我又是如何让自己设法逃脱这个“地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是如何努力创造出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的？
入住生命学院：开始“自我割伤”
1961年4月30日，我还有几周就要高中毕业了，却在那时被送进生命学院，根据病历，我的主诉是“逐渐加剧的紧张感和社会退缩”。在入住生命学院之前，我也一直都被越发严重的头痛所折磨，有时痛得特别厉害，我不得不用学校的公用电话打给妈妈，恳求她带我回家。我不确定她是否每次都相信我说的话，不过她每次都真的会接我回家。我先是在家看的病，我的家庭医生搞不清我得的是什么病，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头痛。于是，我开始去当地精神科医生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那里看病，他最终建议我去哈特福德的生命学院接受为期两周的评估诊断。
关于我在生命学院度过的第一天，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我还记得自己坐在某个开放式病区后门的台阶上，眺望着不远处的草坪和树木。我基本就只记得这些，已经想不起来是谁把我带到那里的，也不记得入院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对住院到底有何感想。
我确实很清楚的就是我在入院几天之内就被发现有“自我割伤”（cutting）行为，但我不记得具体过程和原因。近些年来，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说过“自我割伤”，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自我割伤”还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且我很肯定我在入住这家精神病院之前对“自我割伤”一无所知。
我的病历是这样描述的：“她打碎了自己的眼镜片，并用碎片割伤了左手手腕，导致皮肤表面有伤口。”尽管病历显示我是故意打碎眼镜片的，以便用它来割伤手腕，但我觉得很可能我只是偶然间打碎了镜片，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我始终不得而知。现在，有关“自我割伤”的研究文献表明，这种行为在精神病院具有很高的“传染性”，自伤者经常会发现这种行为几乎不会令人感到疼痛，反倒能够安抚情绪。自伤者的家人通常会将自伤行为视为一种很严重的问题，但自伤者自己却会将其作为缓解情绪痛苦的一剂良药。从现代医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已经了解到，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割伤自己时，血液中就会释放内啡肽，它被视为人体自然产生的麻醉剂，能够减轻压力并让人感觉良好。
无论我那次自我割伤的动机是什么，都得承担这样的后果：我才刚在开放式病区住了几天，就被转移到了生命学院戒备最森严的汤普森2号病区。而且，我当时很可能被要求服用了各种精神药物，药物剂量似乎也在与日俱增。（从我今天的视角来看，他们没把我送回家真是太糟糕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很清楚：精神病院的住院治疗有时是弊大于利的。）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坏人，只是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并且不了解后来才被发现的有关“自我割伤”的知识，他们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应对像我这样的患者。
我在生命学院结交了一位好友，她的名字是塞伯恩·费希尔（Sebern Fisher）。据她回忆，我当时很可能是在穿过一连串味道很刺鼻而且很可怕的地下隧道之后，才被两位护士抬到了汤普森大厦二楼的病区的，我整个人被装进了一个帆布捆绑袋中，那情景就好像她们是在拖着一袋鹿肉。塞伯恩曾是我的“室友”，我们后来失散多年，终于又取得了联系，这份友谊延续至今。
汤普森2号病区的生活
塞伯恩形容当时的汤普森2号病区是“生命学院里的精神病院”，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尿臊味，到处都是粪便涂抹的污迹，精神疾病患者不断尖叫、赤身裸体、打架斗殴。我很难回忆起这些细节，但我确实记得有一位瘦削的老妇人，她整日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如果你走近她，她就会用她那双又大又黑又沉的靴子踢你。还有南希，白发苍苍，精神错乱，一直在哼唱歌曲《美人鱼明妮》（Minnie the Mermaid）中的一段：
啊，我和美人鱼明妮在一起，
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
在那大海的最深处，
在那海水的泡沫里，
我把烦恼通通忘光。
啊，她对我真是太好了，
每当夜幕下的海星出现时，
我就想拥抱和亲吻她，
夜晚海星闪闪发光，
我曾是那般地深爱她。
啊，我和美人鱼明妮在一起，
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
我很肯定她没有把所有歌词都唱对，但那些歌曲片段时至今日却还萦绕在我耳边！
我刚住进汤普森2号病区时会继续自我割伤，而且比刚开始时的那些尝试要严重得多：我打破窗户，用刀片般锋利的玻璃碎片割伤手臂和大腿；我还会用点燃的香烟烫伤自己（那阵子院方还允许我们抽烟）。我变得彻底失控了，除了窗户，有时也会打碎其他东西，因此我会经常接受“冷裹法治疗”（cold pack therapy）以让我平静下来，有时我也会被“关禁闭”，基本上每隔三个月就会被关一次。
我很难说清楚我在生命学院时发生的那些事情。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我一直都表现得好像真的发疯了一样。不知何故，我不仅失去了全部的情绪调节能力，而且也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个来自蒙特卡西诺高中无所不能的优秀女孩消失了，她变成了病历中描述的“精神病院里最疯狂的患者之一”。这不是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那个备受欢迎的女孩。
这个堕入“地狱”的过程是如此快速和彻底，简直令人震惊。我彻底失控、全然迷失。在过去数十年的临床工作中，我都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迅速而残酷地进入失控状态的患者。我说不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者当时的医护人员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切。我很难理解自己早期在生命学院度过的那些时光。
回首望去，似乎当年的那些事情都不是我做的，而是有人想要伤害我。我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不一定会出现阴暗的想法，但不知何故，我突然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我可能想要割伤和烫伤自己，试图打碎一些东西。我很清楚自己就要干出这些事情，所以经常会恳求护士及时阻止我，但我的动作总是比她们更快，所以她们根本无能为力。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被另一个威胁我的人无情地追赶，仿佛始终都有一个偷袭者沿着小巷对我穷追不舍，而我很清楚那个人一定会抓住我。我不停地跑，但我跑得总是不够快。那个人会让我接连打破很多扇窗户，让我在护士阻止之前就残忍地割伤自己的大腿。
即便是在禁闭室里（那里只有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床、一把椅子和一扇带铁栏杆的窗户，还有一位护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依然能够站在椅子上或床上表演“天鹅跳水”，在护士阻止我之前，把头径直朝下撞到地板上。我会反复这么做，彼时冲动占了上风，我根本无法自控。我确信这种行为损害了我的大脑，它是导致我记忆力极为糟糕的部分原因，其他原因可能归结为我在住院期间接受了两个长程的“电击治疗”，那时使用的“电击治疗”在今天来看是很野蛮的。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精神科医生，名叫杰林斯基（Dr. Zielinski），我在从生命学院出院后的几年里，有时会去找他做心理治疗，他认为我有多重人格障碍，但不知何故，我确信我没有。
我会长时间地站在汤普森2号病区的中央位置，那副模样就像是一个铁皮人，完全动弹不得。我的内心空荡荡的，无法与人交流，无法诉说心声，我觉得没有人能够真正帮助我。我在生命学院时的精神科医生是约翰·奥布莱恩（John O'Brien），他一直都竭尽全力地帮助我。我们的会谈应该是为达成当时标准的精神疾病治疗目标，即试图揭示在我异常行为背后的“潜意识”（unconscious）基础。作为病情很严重的患者，我应该可以随时要求和医生面谈，我还记得一次站在他办公室外等待和他面谈时的情形。
下文会提到我给他写的很多信，从中可以看出我显然知道他很关心我。在我离开生命学院多年之后，他才告诉我他在那个时候有多爱我，他说这甚至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困扰。在治疗期间，我前前后后给他写了很多封信，想要和他解释我的情况，有时也会发泄愤怒和沮丧的情绪，但因为那个时候还缺乏相关研究，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帮助到我。
我深陷“地狱”，孤身一人。
深陷“地狱”如同被困在一间无处可逃的小屋里
我深知“地狱”的滋味，时至今日那种感觉都难以言说。我脑海中浮现的每个字都不可能完全描摹“地狱”究竟有多可怕，用“可怕”二字也丝毫无法形容那段经历之一二。回首往事，我常感到，这世间再多的幸福恐怕都难以抵消我多年前遭受的那种灼热、剧烈的情绪痛苦。
为了消磨在生命学院度日如年的时光，我画了很多幅素描，也写了一些诗。几年前，在华盛顿的公寓发生的一场火灾，让大部分日记葬身火海，相关的记忆也随之灰飞烟灭了。
下面这首诗是我在关禁闭时写的，当你读到它时，多少能够瞥见我在那时的心境。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小屋里，
其实却是将我拒之门外，
我的灵魂被抛到角落里，
我的四肢在那里飘来荡去。
他们把一个可爱的人儿，
把她就那么扔在房门口，
但即便是她自己也不能，
拾起我散落一地的灵魂。
房间里只有三件玩意儿，
一张床、一面墙和一把椅，
我轮流陪伴它们中的每一个，
那房间是如此空荡、荒芜。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小屋里，
其实却是将我拒之门外。
我经常会给我妈妈写信，妹妹艾琳告诉我，妈妈每次收到我的信都会整夜哭泣。我的信一定承载了心中不堪承受的痛苦，也记录了我的那些自伤行为。我在信中写道：我很想回家，也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难怪我妈妈看到那些信之后会那么难过。
很久之后，我会给临床医生们上课，教授他们如何理解有自杀倾向的人，我经常给他们讲下面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让人们或多或少地了解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我经历过的“地狱”。
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就像一个被困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的人，房间四面都是纯白色的高墙。这里没有灯，也没有窗户，潮热难忍，如同身处热气蒸腾的“地狱”，令人极度痛苦。在那种痛苦的煎熬下，他们渴望找到一扇通向值得过的生活的大门，但没有找到。无论他们怎么抓挠墙壁都无法脱身，尖叫和撞击也无济于事。有自杀倾向的人可能会从高处直接跌落到地板上，以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这样做同样没用。待在那个房间里实在痛苦万分，片刻也不能忍受，即便慌不择路，也渴望离开。现在，唯一能够找到的出口就是自杀之门，有自杀倾向的人想要打开这扇门的冲动确实会强烈至极。
尊敬的奥布莱恩医生，
我觉得好孤单，请帮帮我。我知道你在很努力地帮我，我觉得我就像在划一条小船，试图划着它离开这个禁闭岛，但是这条船就是原地不动。我该怎么办？真是一团糟！我太讨厌这个地方了，但更痛恨自己。我真希望自己死掉。
真诚的玛莎
风景优美的路线
在生命学院度过的两年多时光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关于那个时期的事情的记忆，而且我的日记也被烧毁了。我顶多能够提供一些“灯泡记忆”，在此要感谢好友塞伯恩有关那段时光的回忆给我带来的帮助。
在那些反复自伤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有一种冲动，渴望从那间没有窗户的白色房间里逃出去，想要逃离汤普森2号“监狱”，逃离那个四面高墙、不见天日、不闻鸟鸣的阴暗之所，即使选择死亡这条出路，也在所不惜！我会跑到公用电话前，绝望地给家里打电话：“妈妈，请带我回家吧，”我恳求道，“拜托了！”可她总是给我同一个答复：“就算你离开那里，你爸爸也会把你送回去。”
其实，从1961年4月算起，就在我要进精神病院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不复存在于父亲生活的世界了。作为在俄亥俄州赖辛森长大并且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在美国大萧条期间险些因为挖沟而丧命，然后自力更生成为DX石油公司的总裁和太阳石油公司的副总裁，我爸爸完全无法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怀疑他认为如果我真有志气，就应该能够重新振作，所以真的不必为我感到难过。他无法忍受我的痛苦，让妈妈也不要再为我担心。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能和我妈妈即他的太太说那种话。难怪妈妈总是打电话给她的姑妈，也就是她的养母坦特·艾琳（Tante Aline），外婆艾琳会更加让她坚信我患有生理性的障碍，妈妈完全无须为此自责。（我的外祖母在我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我们就叫坦特·艾琳“外婆”，她很喜欢我们那样称呼她。）
在那些孤独凄凉的时刻，我有时候也会努力尝试逃离医院。院方有时会允许我们进入汤普森大楼附属的一个封闭小院活动，机不可失，我会翻墙出去为自己争取自由，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是这样的。但是，我最近在参观生命学院时，发现这些墙看起来足有12英尺[1]高，我觉得自己根本就翻不过去。而我在当时确实翻墙出去了，尽管最后总被抓住并被拖了回来。
有一次，我成功地逃出了医院，步行一段路之后进了城，还溜进了一间酒吧。我要了一杯水喝，一饮而尽，然后冲进卫生间，打碎玻璃杯，开始割伤自己的胳膊，情况大致如此。我的伤口并不算大，但是场面很血腥。酒吧老板发现我的所作所为之后立刻报了警。警察很快赶了过来，用绷带帮我包扎好伤口。我恳求其中一位警察说：“请不要把我送回去！”但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说，他们都会把我送回去。不过，那个警察说：“嗯，你是想要走直达路线回去，还是想走一条风景优美的路线？”我很开心地回答说：“当然是风景优美的路线！”于是，他们开车带我转了好一阵子才把我送回精神病院。
对于一个看起来那么疯狂且深陷绝望的女孩来说，这个贴心的善举是那么简单而友好。时至今日，每当想起它时，我都还会深受感动。
尊敬的奥布莱恩医生，
我觉得我无法向你或者别的什么人表达我的感受，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不属于这里。如果还待在这里，我就会和他们一样真正发疯。
我很沮丧、很失望、很泄气、很不开心。我甚至希望自己从未出生。我非常讨厌这个地方。你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么悲惨。我希望我已经死掉，死掉，死掉，死掉。我觉得好孤单，那条小船就是划不动。我真的好孤单。即使是想到我会见到艾琳，也不能让我振作起来。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在家里时，我还可以通过让自己忙碌来掩饰所有这些感受，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可以帮我掩盖，所有的一切都暴露无遗，这真的很恐怖。
真诚的玛莎
冷裹法治疗和关禁闭
我们大约有20个人待在汤普森2号病区。大多数女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她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行为障碍，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但幸运的是，她们还不至于威胁到自身的生命安全，也不太可能尝试自伤。那些有潜在自伤或自杀倾向的患者会有护士严密监视。我们晚上睡在并排的四张床上，感觉就像是睡在走廊里，毫无隐私可言，连去卫生间都必须有人陪同，而且卫生间的门必须敞开。（想想便秘的情况会有多尴尬。）在汤普森2号“监狱”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就是这些饱受折磨的灵魂之一。我们常常制造麻烦，但护士们总有“法宝”维持秩序，那就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冷裹法治疗”。
冷裹法治疗就是让你脱光衣服，再用储存在冰箱里的湿冷床单把你紧紧包裹起来，然后用束带将你绑在床上。你会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长达4个小时。这种疗法的效果就是可以让焦躁不安的人平静下来，有生理数据表明这确实有效，因为它会引发一种主要由心率和血压降低带来的放松反应。最初的寒冷可能会让人非常不适和痛苦，但随着体温慢慢让床单变暖，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大多数人觉得这种不适和身体收缩令人难以忍受，所以仅仅是威胁说要用冷裹法治疗就足以阻止一些问题行为的发生。护士们会用一个很简单但很有效的方法来威慑患者。例如，如果我们光顾着聊天而不好好睡觉，护士们就会摇晃几下金属容器里的冰块，这通常瞬间就能让我们闭嘴。（冷裹法治疗在现代精神疾病治疗中已经很少被使用了。）
然而，冷裹法治疗对我来说往往是一种安慰，它能帮助我控制困扰我的“恶魔”。有时，当我感到失控时，或者当我觉得那个威胁我的人正在跟踪我而我很想阻止她时，我甚至会主动提出接受冷裹法治疗。
禁闭室是唯一能够令我感到有些安全的场所。那个一直在威胁我的人无法跟进来伤害我。通常，将有问题的患者隔离起来有两个理由：第一，这样是为了保护患者的安全，通常是为了防止他们自伤；第二，人们假定，被关禁闭会让人获得消极体验，从而抑制问题行为。然而，第二个理由对我不起作用，因为我喜欢禁闭室内的安全感。在我的病历中曾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越是试图控制我，我的情况就越糟糕。关禁闭并没有减少我的问题行为，而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后来，作为一名治疗师，我也落入了同样的陷阱：当你害怕患者自杀时，你就会变得很焦虑，随着焦虑情绪的增加，你试图控制患者的冲动也会增加。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我和患者沟通的方式与生命学院工作人员对待我的方式是一样的。我最终才明白，试图控制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往往会让他们的情况更加恶化，而不是有所改善。因为这种控制的方式可能会强化或促进他们的功能失调行为，而不是减少那些功能失调行为。作为治疗师，这种洞见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
尊敬的奥布莱恩医生，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难过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超重了，而且变丑了。我曾经认为，如果我像妹妹艾琳或其他朋友一样苗条，我就会非常快乐。现在，我并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
第二，我从来没有很受男孩子们的欢迎，特别是在我高中四年级的时候。从去年5月到现在，没有一个男孩约我出去。我想这是因为我太胖了，但恐怕又并不是那么回事。
真诚的玛莎
看到自己在那个特殊的人生阶段写的信，我真的很震惊，我在生命学院时竟然变得那么冲动、幼稚，这简直和在塔尔萨时那个高功能（high-functioning）的女孩判若两人。后来，我在我治疗的很多有自杀倾向的青春期女孩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立下誓言
汤普森2号病区一端的尽头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我曾经会花很多时间来弹奏钢琴。要知道，我在学校时可是很有成就的“钢琴家”，在我刚刚堕入“地狱”时，我还没有失去钢琴演奏的天赋。但是之后，在接受了多轮电击治疗后，在那些惶恐不安的日子里，我几乎失去了对一切人和事的记忆。不幸的是，我也失去了阅读、记忆音符和弹奏钢琴的能力。以前，弹钢琴一直是我抒发情感的方式，所以我至今仍抱有希望，期待有朝一日能再次弹钢琴。就是在那架钢琴前，我立下了誓言。
在生命学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被持续监视的对象，但在那一小段时期内，对我的监管却有所放松，很可能是因为我的行为确实有所改善。有一天，我再次来到那架钢琴前，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我会坐在那里扪心自问，我近乎绝望地恳求道：“有没有人能够帮助我？”
我也清楚地记得，我站在禁闭室的铁窗前，如同失去至亲一般地重复那句话：“为什么所有人都抛弃我？”
那一天，我独坐在琴房里，如同一个孤独的灵魂被这个病区其他孤独的灵魂所围绕，我曾不确定是什么让我立下影响我一生的誓言。无论如何，我曾在那一刻发誓，我要把自己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一旦我成功自救，我将再次返回“地狱”，帮助其他人“越狱”！从那时起，这个誓言主导了我的大半个人生。
那时，我并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兑现誓言，但我心意已决，这一点至关重要。
[1]1英尺≈0.305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