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启发作用

通过识别不同的传播和变异机制，将此方法推广到知识演化理论中，然后看看生物学类比和工具能够为知识的“种群动态”提供何种程度的洞察，这可能是很诱人的。但是，这不是本书所遵循的方法。我既不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包括并支配文化及其动态的总体过程，也不认为通过与生物学的类比，可以为文化历史的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该框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具有类似于达尔文理论对生命科学那样的整合功能。前者会无视文化的自主性，后者则会无视文化研究的自主性，二者都相当于某种形式的还原主义。

相反，我认为，生物进化理论是任何关于复杂适应性系统（如人类文化）之长期发展的历史理论的标准。然而，这些历史理论必须以它们自己从数个世纪的研究和众多学科的传统中获得的真正洞见开始。换言之，我没有将文化分析领域的概念，例如制度和权力、记忆和压抑、学习和反思等，与大体上从生物学中借鉴而来的进化框架相匹配，而是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一方法始于概念、理论，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深入研究，并试图建立起一个解释性框架，以捕捉这些研究中蕴藏的财富。但要记住，人类历史的解释性框架应遵循从生命科学的进化论中学到的一些基本经验。[46]

这些经验包括整个过程的时间性指向和特定发展的异步性，即缺乏全球统一的发展。进化论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进步”。通常，进化的结果既不由其初始条件决定，也不由最后要达到的某种最终目标决定——可以说进化既不是宿命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实际上，现代生物学早已放弃了任何关于进化是向最“高度”发达的生命形式（以人类为创造之冠）胜利迈进的想法。相反，进化理论坚持的是，整个生命在地球上展开的过程，其全球连通性通常隐藏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本地形式之下。就文化史和知识史而言，我们距离这种全球性描述还很遥远。

另一个经验是，进化过程不仅允许偶然事件的发生，而且允许它们产生长远影响。进化过程是路径依赖的，即尽管过去的情况可能不再重要，但当前的发展取决于过去的事件。然而，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后期发展对早期发展的依赖性，以及偶然性在此类过程中的作用，绝不会迫使我们屈从于仅仅是描述性的或分类学的说明，也不会使我们仅仅止步于对地方叙事加以集合。进化论的确具有解释潜力，但首先是要意识到完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在以下两者结合时出现：确保连续性的机制，以及变化和选择的可能性。

进化过程不仅会对外部条件做出反应，而且可能会塑造自己的环境，从而变得具有自我指涉性——这一特征在进化生物学中被称为“生态位构建”（例如，建造水坝的河狸）。这显然也是文化演化的特征。另一个需要与知识史进行比较的进化论特征在于这一洞察，即进化过程后期出现的生命形式并不一定会消灭早期的生命形式。相反，简单的生命形式是迄今为止进化过程所产生的最成功的生命模式，例如细菌。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史也是如此。复杂的知识形式很难完全替代较早的知识形式，例如，高等数学就无法完全替代简单的算术。

进化过程可能会导致趋同，就像多个物种都独立发育出了眼睛一样。这种现象在科学的并行发现中也很常见。生物进化通常与模块化的组成部分一起运作，当某些器官重新目的化以适应新环境时，模块化的组成部分会被重塑为形成新生命形式的建造材料。物质环境的重新利用是文化演化中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历史赋予的物质条件塑造了“可能性视域”（horizon of possibilities），它总是比在任何特定时刻实际实现的可能性要更为广泛。[47]

生物进化涉及基因及其在表型中的表达，后者是发育生物学的主题。我并不是要暗示可以将这种结构简单地类推到文化领域，但是，如果缺乏知识的概念和知识发展的理论，文化演化似乎就像缺乏基因和发育生物学的生物进化一样。事实上，有些人甚至在生态位构建的背景下，从知识获得和知识的社会传播角度界定了文化。[48]在任何情况下，人类文化的传播都超出了上述与生态位构建相关的生态继承体系，它涉及社会学习以及物质性的人工制品和符号的传递，这些物质性的人工制品和符号存在于整体知识系统之内，但又与直接使用环境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