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凛冬将至，百卉渐腓，唯有岭南的康乐园，尚留一片青葱。在略显晦暗的深冬之季，及门郭硕博士的新著《北魏时代的名号变迁与政权转型》即将出版，看到新一代青年学者不断成长并走向成熟，内心仍不由得感觉欣慰。郭君请我作序，虽自知在郭君研究的领域难以置喙，但义不敢辞，因就此书的由来及其学术价值谈一点粗陋的看法。

郭硕君自2012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读博研治魏晋南北朝史，迄今已十余年。他在读期间勤学善思，对汉魏至隋唐时期各类传世文献典籍及前人研究论著，一一深入阅读，其刻苦专注，令人印象深刻。其时我正主持南朝齐、梁、陈三书修订工作，因他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仍做北朝方面的博士论文选题，对北魏史料相对熟悉，便尝试让他处理《南齐书·魏虏传》的初步校订工作。他认真投入，完成质量甚佳，其后遂正式加入《南齐书》修订组，除《魏虏传》，还承担了若干卷纪、传的修订任务。作为修订团队主力，他积极参与集体讨论，贡献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在修订工作中任劳任怨，不计得失，表现出极佳的团队合作精神，专业研究能力也在此中得到锻炼和加强，尤其解读文献和处理史料的能力，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在传世文献版本目录校勘方面受到的实践训练，为他的博士论文写作乃至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郭君进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我以先师缪彦威先生“为人耿介，治学谨严，做事勤敏”十二字箴言为嘱，期待他在工作岗位能够勤恳尽责，治学也要做到熟读深思。七八年间，郭君浸润于川大史学悠久深远的传统之中，专心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学术上也越来越走向成熟。

郭君此书，脱胎于其博士学位论文《名号与北魏政治文化变迁研究》。该论文从名号入手，探讨北魏早中期政治文化变迁，涉及中古民族、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诸多重大问题，意在通过考察名号与北魏政治文化两者之间的名实互动关系，进入北魏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选题甚具价值，写作准备亦较充分，不仅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做了详尽的梳理考察，更充分发掘利用北魏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探寻北魏时期名号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特殊性，进而深化和更新对北魏不同时期尤其是早中期政治文化的认识。由于论文对北魏王朝政治文化变迁的基本脉络有较准确的把握，论证翔实可信，颇多新见，因此得到评审专家和答辩专家的较高评价。博士毕业以后，郭君又经过数年时间的修改打磨，在研究时段与具体问题方面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修改，将研究时段拓展到北魏一朝，并对南北政权之间的名号竞争进行了讨论，不仅对选题的把握更臻完善，在研究理路上也颇有开辟新境之感。

所谓“名号”，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概念，古人认为其关涉到王朝之治乱兴衰。昔秦始皇建“皇帝”之号，即谓“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郭君此书，乃从儒家“正名”思想出发，提出拓跋鲜卑在建立政权的不同阶段，经常会在不同类别的名号上做文章，都是利用名号来达成某种政治目标，实际上反映了北魏王朝不同时期独特的政治文化。全书以名号为突破点，深入追寻名号背后的历史真实，通过精细研读史料，钩深致隐，梳理了几大类名号与北魏政治文化的关系，深入发掘“代”“魏”国号、“代都”与“中京”等名号背后所反映出的北魏立国的地域性及政治文化基础，又探索分析“道武”“太平”等名号所呈现的特定的治道与治术以及其所反映的北魏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政治思想理念，还利用南北政权互动竞争下的“自称”与“他称”剖析南北朝华夷观的深刻变迁。考辨道武帝相关名号以及作为其背景的以黄帝祖先为核心的土德说的思想渊源，指出了北魏立国之初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鲜明黄老风格，并对北魏道武、明元两朝政治中的黄老特色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对太武帝时期的“太平”和“天师”号，也敏锐地指出名号背后崔浩和寇谦之实践“太平”理想的方式是“偃武修文”，这是对北魏统一北方后王朝发展方向的重新设计；崔浩自居“帝师”身份而以师行教，超越了当时君臣关系可接受的范围，乃是崔浩悲剧的重要原因。该书对孝文帝太和改制中的若干名号以及当时庙制、爵制、德运改革等内容，也有十分详细的分析，并对其政治文化由黄老向儒学复归的倾向进行了论证。该书对北魏后期的高肇弄权、胡太后秉政、尔朱荣专权诸名号的讨论，则敏锐地观察到北魏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对北魏后期以迄北魏分裂以后历史的影响。该书还提出南北朝史书中司空见惯的“鲜卑”“索头”乃至“索虏”“魏虏”“岛夷”等名号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进而探析了族称背后是华夷观在南北互动中重新熔铸的事实，接续和充实了陈寅恪先生“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观点。

选择以名号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在现有史料空间不大的情况下，通过深挖名号背后的知识来源与文化语境、制度传统与现实需求、社会接受与传播效果等因素，以求还原历史真相、获得史事新解。决定研究质量的关键，是理清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辨识这些名号究竟只是徒有虚名的浮泛口号，还是确实可看作某个时代政治文化的象征，因此要求研究者必须对所研究的时代有深切的了解，以通贯的眼光体会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郭君此书，最突出的优点是能“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见识敏锐，读书得间，其研究建立在熟谙北朝史料，对北朝历史发展的脉络有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因此能够立论扎实、言之有物。书中的很多章节，都是通过对名号的细致讨论，追寻北魏时代在权力结构、学术变化和社会变革方面的独特之处，以及这些特质对整体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因此澄清了学界许多争论已久的重要问题，指出许多在历史中已消失了的或者看似微末不足道的名号，其实都曾经对北魏王朝的政治与观念的转型起过重要作用。如代国时代的“单于”号、太武帝时代的“太平”号、北魏独特的太后名号、南北朝对敌对政权的各种贬称等，作者都对其与北魏政权的发展与转型之关系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探讨。又如由猗卢之后“代王”号之兴废清理出拓跋历史的曲折发展历程；北魏由“土德”改为“水德”所涉祖先世系的调和；由敌对政权对北魏的称谓从“索头”到“魏虏”“伪魏”之变化观察北魏形象的变化；从“岛夷”名号出发，对十六国北朝华夷观的变化过程提出解释；等等。以上都是依据常见材料，从较新角度提炼出问题而加以深入讨论，故其结论既合乎历史情境，又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在学术层面有新的推进。

如作者所说，名号是一种简洁的语言符号。不过简洁不等于简单，要准确解读名号背后的历史内涵，需要对史料下很细致的考索工夫。本书所涉各种名号的史料文本，多数经史臣的增删改窜，文献流传过程中又多有散佚增补，辨析考订的工作非常重要。作者在解决诸多复杂问题时，史料运用方面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广泛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该书对墓志碑刻的运用充分细致，各种造像记、官印，乃至墓葬规制等，也都融入到具体问题的讨论中。第二是对各种不同史源的史料，不仅考虑其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更重视其相异的内容，充分考虑其生成的语境，分层、分类处理。本书在处理《晋书·石季龙载记》和《南齐书·魏虏传》所见拓跋氏“单于”称号时，就注意到文本修撰的不同目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符合逻辑的解读。《魏书》所见北魏君臣言论皆不言“鲜卑”族称，而南朝史书也对“鲜卑”予以回避，作者强调这种表面的相似，其实各有不同的背景，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三是充分利用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将名号有关的史料放在制度、思想、民族的背景下分析，观察名号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作者在讨论学界已有较深认识的北魏国号问题时，特别强调北魏的国号也遵循其时从胙土分茅的爵号到“有天下之号”的制度程序，指出“代”“魏”国号在确定和使用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地域属性；在分析崔宏关于“代”“魏”兼行的言论时，又拈出其中“殷商兼行”之义，结合“相州”得名史料中商王迁相之旧典进行解读，对“代”“魏”国号的象征意义及其变化有了精到的诠释，借此清晰呈现这类国号的内涵与功能，丰富了学界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了一些新的考据工具，比如第三章考证“太平王”的涵义时，将今人的天象计算与史书记载相参证，也颇见新意。

治学的过程，必定会充满艰辛曲折。在寂寞的治学环境中恪守本心，日拱一卒，功不唐捐，也总会有所收获。师弟过从多年，深知郭君禀性厚重，笃志敬业，期待他能够在未来的教学科研工作中，继续砥砺精进，探赜发微，取得更多的成果。

景蜀慧

2023年12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马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