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名号与名号系统及其在北魏时代的意义

在北魏王朝的政治实践中，“正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正名”的过程，传统的儒学、黄老政治思想，宗教、谶纬的神学思想，与北族传统一起，成为北魏政权治道与治术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概念“名号”，正是由“正名”思想衍生出来的。在正名思想的基础上，不同的王朝乃至不同的统治者，都可以通过对单个或者成组名号的规划设计，制造出一套能够贯彻自己政治理念和政治意图的名号系统。对于北魏王朝来说，每个名号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名号作为一种简洁的政治符号，比繁冗复杂的政治文本或法律文书更易于广泛传播，甚至可以直接渗入社会的最基层。在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对各种名号如国号、年号的使用也是司空见惯。相较于其他媒介，名号能够更有效地向社会表达背后的政治信息，以达成宣示政治理想、塑造国家权威的效果。时人在塑造名号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对传统政治学说的运用，也经常会对这些学说进行改造和重释。这种政治实践中的“解经”与“注经”行为，也推动着学术文化的发展。北魏一朝的“正名”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也就成为观察此期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一扇窗口。

1．名号与名号系统

在讨论相关问题之前，还需要对古代名号的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各类名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互相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王朝的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不只是单个的名号，而是一个以君主名号为中心的互相关联的名号系统(1)。为此，在确定研究对象的同时，还需要先对中国古代的名号系统有一个概观。

对于“名号”所包含的内容，全面总结东汉今古文讨论成果的《白虎通》即有系统的总结(2)。《白虎通》虽然不能代表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也不能机械地强加到北魏时期，但其所涉诸名号，还是基本能够代表汉代以来政治体系建构的某种共识的，在北魏时期也能看到这些名号的影响。本书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只是参照《白虎通》的说法限定研究范围，并以此观察北魏对若干类型名号的吸收和改造。以《白虎通》所见的“称”“名”“号”来看，名号的范畴可以包括：（1）爵称，如天子、公侯、内爵等(3)；（2）改元立号，即年号(4)；（3）国号(5)；（4）号谥和帝王庙号(6)；（5）五行之号(7)；（6）礼乐之号(8)；（7）京邑之号(9)；（8）夷狄名号(10)。以上所见之各类名号，与儒家基本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谶纬神学观念相配合，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可以说，在汉儒的观念里，名号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以《白虎通》的观点来看，政治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年号、德运、乐名、京邑称号、四夷族称，皆可以进入名号的范畴之中。

如果结合历朝历代各类名号的实际使用情况，可以看到每类名号的使用范畴都有特殊性。从使用时段来说，“天子”爵称与“皇帝”称号使用的年限达数千年，除去十六国和北周曾出现改用“天王”号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大多数的朝代都不会随意改变；按照固定次序传承的德运、正朔系统，则在若干个朝代之间循环往复，除非特殊情况，其传承次序一般不会随意改变；国号则每个朝代都会改变，而王朝建立后一旦确立国号就不再轻易改变；帝王的尊号、谥号与庙号往往都会伴随某个君主的生前与身后，标示这个帝王统治的时代；年号使用的时间则可能更短，有时某位君主会对其年号进行多次改易，随政治变迁的变化最为频繁。这些使用时间长短不一的名号相互结合，共同组成了王朝的名号系统。大体而言，对于一个刚建立的王朝而言，需要确立的名号较多，解释空间也相对较大；对于短期的历史阶段而言，越到朝代的晚期，能够重新改易的名号种类也越来越少。处于王朝不同阶段的君主经常在不同类别的名号上做文章，其实质却都是利用名号来达成某种政治目标。

对于单个的王朝来说，王朝一旦建立，在王朝的开国建制中就会建构名号系统和相应的解释体系，作为不容置疑的祖宗家法被后世帝王祗畏敬奉。这些名号都是在当时的知识基础上贴合新王朝建立之际的需要而确立的，一般都会有传诸子孙的规定和要求。不过，不少王朝由于制度草创，对重要名号的选取和解释不免粗疏，其后的数代君臣又不得不进行修补重构，但仍旧会以开国建制为基础。随着历史的推移，其后的“守成之主”对已有名号进行再解释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进行改弦更张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也即是说，名号系统一旦确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一种“活力衰减”的趋势。

名号学说的发展过程主要受思想文化层面因素的影响，但要付诸实际运作却必须以政治为依托，以“发号施令”的方式起作用。名号以语言符号的形式被政治化，成为特定的“符号话语”，并进一步使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得到延续、认同和再生，从而使本不具备稳定性的政治因素制度化、规范化。对名号的研究，最重要的因素仍旧是古人于名号体系所关注的两个层面“名”与“实”，也即是名号本身的思想涵义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北魏孝文帝曾对太子恂说：“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11)拓跋恂的字背后，正是孝文帝希望太子能够继承其华化之大业的表现。对于今人来说，“寻名求义”也是解读名号背后历史的重要途径。

2．北魏时期名号及背后政治与文化之特殊性

北魏政权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统治北方地区一百多年。与其他朝代相比，北魏名号系统的建立与变革，有很多独特之处。就名号本身来说，北魏王朝至少有如下特征与之前的王朝不同：（1）国号，拓跋珪一定程度上保留中原王朝所赐予的“代”国号而同时又自立“魏”国号，是对王莽以来禅让模式下的国号获取方式的变革；（2）北族名号的使用，如早期使用“代王”乃至“皇帝”号的同时，可能还使用过“可汗”“单于”等北族名号；（3）谥号，从拓跋珪以来的皇帝皆是二言为谥，与前朝君主以一言为谥为主的传统不同，且北魏开创了“神”“道”等字入谥的先例；（4）太武帝“太平”号，这是皇帝生前拥有专属称号的特例，与其后隋唐皇帝的尊号则有类似；（5）太后的尊谥问题，如太武帝、文成帝将乳母奉为太后并尊以“保太后”之号，还有文明太后不从夫谥，灵太后尊父以“太上”之号；（6）北魏承晋为水德是自王莽开启禅让模式之后的德运传承的创新，之前的类似事例只有汉越秦承周一次；（7）北魏庙制问题之复杂导致庙号变迁纷繁，“元魏两太祖”早为前代史家注意，而孝文帝以自道武帝之后的第六代皇帝而获得“高祖”庙号，亦为北魏所仅有；（8）北魏时代出现的各色其他名号，如太后与皇帝并称“二圣”，尔朱荣所用之“柱国”等号，对北周乃至隋唐的历史影响深远。这些名号背后的政治文化，大多数都有分析和讨论的必要。

与《白虎通》所见的规范化、理论化的名号系统不同，北魏的名号系统可看作被动接受和主动使用的结合，若干名号出现和阐释的情况也与其他时代有很大的差异。与大多数王朝不同的是，北魏王朝的名号系统不是在建国之初一次性确定的，而是在政权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的。也正是与孝文帝才使用“高祖”庙号相一致，其他王朝往往在开国君主时代已经定型的名号系统，在北魏要到孝文帝时期才最终确立。孝文帝时期对北魏发展历程中陆续形成的名号系统进行了重新确认和修改规范，对原有体系和新体系的矛盾进行调和，对原来出现的“不典”“非礼”的内容或废弃、或修改、或重新解释，创造出一个符合中原传统的、儒家化的名号体系。就北魏王朝而言，名号系统“活力衰减”的趋势并不明显，而孝文帝所创名号体系以及背后政治文化的影响则远及隋唐。这一名号系统创立和规范的变化过程，对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有重要意义。

与北魏时期一般的政治制度可能带有大量“鲜卑旧俗”成分不同，“正名”思想背后的名号系统从一开始就是华夏的文化，在北族传统那里并无太多的原始材料可供利用。随着以华夏传统的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理念逐渐进入拓跋氏的政治生活中，北魏政权逐渐接受传统的名号系统，政治文化也向汉晋历史的旧传统靠拢。拓跋氏自身的各类名号，则要么被废弃，要么被赋予新的内涵。这一变迁过程往往伴随着对鲜卑旧俗的扬弃，也经常会有对华夏旧传统的权变和调整，而早期已经确立的某些名号则需要进行反复修订和重新解释。这也是北魏的名号系统直到孝文帝时代才掀起最大规模的讨论并最终确立的基本背景。代国时代与“代王”同时使用的“可汗”“单于”号，北魏早期追尊诸帝之“圣”“神”“道”等含有极美之词的谥号，“真人”“太平王”与“太平真君”等带有道家和道教色彩的尊号，以及“保太后”一类在后世看来的“非礼”之号，乃至“代”“魏”混用的国号，“土德”到“水德”的变迁，“北魏两太祖”与“两高祖”的争议，背后其实都是这一曲折发展过程留下的鲜明足迹。到孝文帝时代，北魏的名号体系才真正完成了和中原传统的儒家名号系统的对接，直到孝文帝死后还在继续完善。这一趋向与思想史发展变迁的脉络相对一致，如孝文帝就曾说：“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12)孝文帝依据“上古”和“经籍”定名行礼，不过是名号系统发展到接近定型状态的一个表征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先“正名”而后“行礼”自北魏建立之初就有体现，但名号所代表的政治理念是一回事，北魏政权对这些政治理念的运用是另一回事。或者如陈侃理所说，政治理念背后多偏重于学术思想的“学理”层面，而政治文化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是学术思想的“实用”层面(13)。名号虽然主要是在以传统政治理念为中心的背景下生成的，但与世家大族所秉承的那些深奥的政治理论或者繁文缛节的礼乐形式不同，它具有简洁的表达形式和易于理解的基本内容，因而能在传统政治学说之前被文化水平不甚发达的拓跋政权所接受。因此，“正名”往往能较早完成。而以一种政治符号的状态而存在的名号，通过何种方式与现实政治结合则是士人所反复思考的问题；作为凝聚一种政治理念的名号，必然会涉及华夏文化的种种观念和理想，其与政治活动本身的冲突也许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名号与皇权、部族、门阀的关系，名号的确立与民族融合、胡汉冲突、胡族之间的冲突、南北冲突的互动，也构成北魏名号研究的重要环节。名号与北魏的政治现实之间如何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是较之名号本身来说复杂得多的问题。为此，本书的问题方向就在于通过考察名号及北魏政治文化两者之间的名实互动关系，进入北魏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深入考察其发展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