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宋辽夏金元文化

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剧烈动荡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文化也出现了多极化的态势。

一　两宋文化——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

如果说唐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那么两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样式，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风习，都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两宋文化的特有风貌。

（一）体系完备的理学

理学是两宋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理学把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也就是“天理”，同时还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理学大师朱熹改造了汉儒编撰的《大学》，强调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也就是达到自律，有了这一自律，才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德天下的功业。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甚大。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如顾炎武在明清更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之言；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铁骨铮铮，都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

（二）景致细腻的宋词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的介入而趋于雅化。它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词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惆怅，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宋代词坛还有别有一番风貌的词作，即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

（三）意趣高雅的士大夫文化

苏轼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种文化心理为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豪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士大夫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无不表现出与宋词、宋画相通的性格；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聪训斋语》）“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大观茶论》）；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宋代的服饰也“惟务洁净”（《袁氏世范》），以简朴清秀为雅。

（四）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宋词、宋画、宋文以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还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戏、散乐、诸宫调、角抵、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五）发达的教育和科技

发达的教育和科技是两宋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

教育方面，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如官学向宗学转化后不管亲疏都可入学，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也不问门第，择优入学，这样一种变化无疑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庶子弟脱颖而出。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深刻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宋文化繁盛的基础正在于此。

在中国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三大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且创见迭出”。这一时期，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一书作的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就指出了两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两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都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贾岛之诗成为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苏轼的诗更为辽人熟悉和喜爱。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西夏文字译本，至宋仁宗时，西夏已开始任用中土贤才，读中土书籍，用中土车马，行中土法令了。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国学除学习经书外，还要学习《老子》《荀子》等诸子典籍。汉地流行的典章制度也在金朝推行，其考试办法也仿照汉唐的考试制度。之后的蒙古族，尽管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化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便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并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蒙古族，终于又一次步入征服者被征服的轨道。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践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于是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以其有用之才”，“舒其拂郁感慨之怀”（《珍珠船》），表达他们在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迁居中国，造成“回民遍天下”的态势，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浸润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的民族渐趋形成。

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汲取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完全相同。

在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中国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入欧洲。中国历法、数学、瓷器、茶、丝绸、绘画、算盘也通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更为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