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体现出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的基本特征，概括来说，有以下几项。

一　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

伦理道德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2000多年来，许多国家和民族以宗教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中国却一直没有踏上宗教社会的阶梯。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现实生活方面，以伦理道德为立身之本，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而有人说中国古代哲学是一部伦理哲学。在哲学光芒辐射下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也都或多或少地被罩上了一层伦理色彩。

相较于西方社会以利益驱动为纽带而建立的城邦制，西周统治者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家国一体的宗法制。这一制度在西周时已经非常完备，成为当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这种宗法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儒家宣扬的“德治”“仁政”与“王道”就是典型的政治伦理体系，其中包含着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体现出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的重要特征。同时，宗法制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礼乐文化，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就是以特定的礼来约束和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以此来促进人际和谐和社会秩序稳定。人们还习惯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取向，去分析和评判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求忠君爱国、孝敬父母、友兄悌弟、舍生取义、诚实守信。如果忠孝不能两全，则舍孝取忠，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以集体利益、忠君爱国为最高价值取向。而这些思想一直渗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等方面，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鲜明的政治伦理特色。

二　唯物辩证与直觉体悟

传统思维方式是指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被普遍接受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哲学家从初始阶段就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和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萌芽于原始宗教观念的中国哲学，从初始阶段就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与辩证的元素。《尚书·洪范》的“五行说”与《周易》对阴阳、八卦的阐释，都表明古代先哲试图对自然现象作出带有朴素唯物辩证的诠释。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开始，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此后的发展方向。老子提出的“道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鬼神的权威，是中国传统哲学理性认识世界的开端。此后，《管子》提出的“精气说”，《易传》中的“阴阳二气论”以及《荀子》中“天命有常”的观点，都是对老子“道体论”继承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东汉的王充，南朝的范缜，宋代的张载、陈亮和叶适，明清时期的王夫之、顾炎武和戴震等，虽各自主张不尽相同，但都带有明显的继承性和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

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主要体现为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合统一。“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虽各有不同特性，但绝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以“相生相克”的方式相互依存。这种认识就是辩证思维的萌芽形态。春秋以后，老子首先开始论证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规律，他不仅阐释了动静、高下、强弱、先后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哲学范畴，还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福相依”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一再表明老子哲学的辩证思维属性。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在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而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阴阳的此消彼长，刚柔的相互激荡。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其最佳的理论概括。其后，无论是汉代的扬雄、魏晋的玄学家，还是佛教，非但没有改变中国哲学固有的辩证思维传统，反而使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特性更加精致，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后来，宋代邵雍的“一分为二”（《观物外篇》），张载的“一物两体”（《正蒙·参两》），乃至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方动而静”“方静而动”（《思问录·外篇》）理论，都在反复证明这一点。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另一特征就是具有显著的直觉体悟性，强调思维应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类比和类推。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道”，无论是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及“养浩然之气”，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还是魏晋玄学家讲的“言意之辨”“得意忘象”，都是一种不能由语言概念来确指和表现，而只能靠主体依其价值取向在经验范围内体悟的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家重理智、逻辑、推理、演绎，讲究刨根究底，同时倾心于在彼世、彼生借助神的力量即凡而圣，中国哲学家重道德、直觉、归纳、综合，讲究得其大要，同时倾心于在此世、此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中国哲学家只注重现实生活的实证，或主体的直觉体验，体验既久，有所感悟，以前的种种疑惑一旦豁然贯通，这样于心也就有所得、有所悟。由于是所得所悟的记录，因此，中国哲学著作少有西方哲学那样严密的逻辑论证结构，而更多的是一些先哲的思维片段。

可见，直觉思维的优点是以经验为参照，能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有时能体悟出逻辑思维不能揭示的意境；缺点是认知不够周严，对对象的认识模糊不清，其结论带有很大的或然性。从哲学思想方法而言，直觉与理智并无根本冲突，当代世界哲学的趋势，乃是直觉体悟方法与理智分析方法的综合贯通。只用直觉体悟，不要科学分析，是存在弊病的。

三　言行一致与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还包括强调知行合一，“知”即思想学说，“行”即生活实践，“知”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而是指导生活实践，进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讨论过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轻重等问题。孔子提出“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要求学生依义而行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注意实施，落到实处。他还说衡量一个人的道德，不能只听他怎么说，关键看他怎么做。“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在此，孔子强调了“知”对“行”的指导，以及把“知”转化为“行”的重要性。

至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朱熹强调“以知为本”“知先行后”。他所谓的“知”是明心中固有之理，“行”是道德伦理的践履。朱熹认为，从逻辑上讲，知先行后，知主行从；从价值上讲，知行应合一，穷理与践履应兼备。王阳明也提倡“知行合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他还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认为主观的意念活动也是行，如见父自知孝、见兄自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知往救等，即心即理，即知即行，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建立在高远理想上的分而后合的知行合一论。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朱熹、王阳明的思想，把知行统一建立在“行”的基础上，反对“离行以为知”，提出了“行先知后”说。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完全否定了行的必要，因而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中庸衍》），肯定了知与行各有功效。他批评朱熹的“先知后行”说是“立一划然之秩序”，并提出“行先知后”说，肯定了实践的优先性。王夫之的“知行合一”强调由行得知，由知知行，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先后互相促进，该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知行关系”的讨论，是以道德与修身为主旨，其意义在于把人的道德生活、道德实践理解为“行”的重要内容。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道德实践与道德建设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因而，批判地继承古代哲学家关于“知行合一”的思想，对于道德实践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四　追求崇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传统人生观的终极表现是境界论，境界论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境界是指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是中国哲学家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致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大地。孔子的“不知老之将至”“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人格，以及颜渊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坚守精神，即是宋明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孔颜乐处”问题。还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和庄子通过齐物而达到逍遥游的真人、至人和神人，魏晋的名士们以“放达”和“飘逸”形造出的“魏晋风度”，均是对理想人格的描述与践行。此外，佛家追求不断净化超升，向往众人脱离苦海的涅槃境界。禅宗的境界，简易直接，明心见性，当下肯认，顿悟成佛。到了宋明时期，周敦颐主张不断实现自我追求。程颢追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同时，他在《秋日偶成》中写道：“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从容的气度，把儒的真性、道的飘逸、禅的机趣有机融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中国哲学的境界。张载的“横渠四句教”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儒家人生理想的充分表达，后来成为众多儒生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大体上说，因为注重内在体验和自省的修养功夫，中国哲学最终必走向对于即内在即超越的生命境界的体认，成为一种境界论的哲学。

学而有思

1.为什么说中国佛教也是哲学？

2.当代大学生应该怎样做到知行合一？

旁搜博采

中国古代哲学以其独有的民族语言和思辨范畴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等基本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天人之辩、动静（常变）之辩、知行之辩、名实之辩、形神之辩、人性善恶之辩、义利之辩、欲理（道）之辩、人我（群己）之辩、生死之辩等。试选取一个辩题分小组进行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