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一　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所谓传统美德，是指那些在自觉的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中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而且是古今一以贯之的，在现代仍发挥着积极影响的那些德目。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等于传统道德规范，而是传统道德规范中的精华，是这些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它对当代及后代社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仁爱孝悌

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一种共德和恒德。“仁”的核心是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慈是爱子女，孝是爱父母，悌是兄弟互爱，都是爱亲人，所谓“亲亲”之道。

仁爱观念源于家庭血缘亲情而又超越了血缘亲情，它要求在尊亲敬长的自然道德情感的基础上，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层层向外递推，最终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正是基于此，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所有物类皆我伙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宽广情怀和爱洒人间的社会风尚，形成了和睦友爱的家庭理想，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使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充满了浓烈的人情味和多样和谐的生活情趣，从而对家庭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乃至民族的团结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谦和好礼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素有注重礼仪的美誉。“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精神。好礼、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所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孔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可见，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其根本要求之一就是要以“礼”行事立身，凡违背“礼”道之人都是被社会道德所谴责、被人们所不齿的人。说到好礼，古代礼法是十分严格的，如《周礼》记载，臣下参见皇上要九拜，即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就是臣下在拜见皇上时要完成九个动作。现代也讲礼仪，如仪表、言谈、体态、社交、婚嫁、丧葬、书信等都讲礼仪。作为伦理制度的“礼教”在历史上曾起过消极作用，但作为道德修养和文明象征的礼貌、礼节、礼让，是中华民族传统好礼美德的体现。礼可以节制人们的行为，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由此逐渐形成中华民族讲礼貌、守礼节的传统美德。礼根源于人的恭敬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所以，礼包含着谦和。“谦”是谦虚、谦让，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谦也是传统美德之一，表现为荣誉、利益面前的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而“和”，表现为待人接物中的和气、人际关系中的和睦、价值取向上的和谐。如尧舜禅让帝位，尧在位70年，最后经多方面考察，让位给舜；后来舜也以同样的方式让位给禹。尧舜在退位时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征询众人的意见“选贤任能”，这就是谦和的典范。因此，“致中和”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和”被认为是君子的重要品质。礼、谦、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谦和好礼亦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

（三）诚信知报

中国传统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其道德理念中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诚”的基本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所谓诚者，毋自欺也”（《大学》）。“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美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追求内心的光明真诚。“信”与“诚”是相通的，诚实不欺，谓之“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国家大事，前人均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如《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自此有了尾生之约；诸葛亮为使孟获心服口服，信守承诺，七纵七擒；等等。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报”即知恩思报，这是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又一传统美德，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都表达了这种思想。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皆不能忘，应当知恩思报。因此，在中国人眼里，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人都是被谴责的对象，《农夫与蛇》就是这种寓言。在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中，知报已成为中国人道德良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世俗生活中公认的美德。

（四）精忠爱国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生存与发展中，逐步凝结巩固起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了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精忠”之“忠”便是延续民族的血脉和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它应是一种进步的价值观念，是爱国主义的情怀。它已跳出为一姓一家奋斗的狭隘主义，上升到为民族为国家赴汤蹈火、奉献奋斗的大我、大爱和大无畏。无论何时，精忠报国都有其宝贵的精神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具有恒久的光辉。由于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祖国”，对其具有强烈的依恋意识，祖国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情感之源。同时它又是爱家爱亲情感的升华，中国人爱家爱国的情感升华为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在中国文化中，爱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大节”。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忠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这种观念被提升为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后，在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这种精神成为反抗侵略、保卫国家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曾出现过杨家将、抗金名将岳飞、抗倭名将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这些人都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君国同体，在封建社会里，忠君与爱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等同的，所以虽然精忠爱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试图力挽狂澜的英雄，他们践行着当时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激励并影响着很多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

（五）克己奉公

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熏陶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国家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体现。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力，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传统道德认为，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这就是说，自我是整个行为的出发点，立人达人，首先以立己达己为前提；同时，主体在立己、达己时，又应推己及人，由立己、达己而推展到立人、达人。把立己与立人联系起来，也就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己之域，而导向群体的认同，群体的认同在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便表现为“群而不党”的原则。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奉公就是服从于整体。克己奉公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本质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克己奉公的精神境界。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祭遵传》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中的祭遵是克己奉公的典型。这种“公”的精神培育强化了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在这种精神培育下，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爱国爱民、为民族为社会舍小家顾大家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六）修己慎独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这就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同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1975年湖北睡虎地11号汉墓出土的秦简中有《为吏之道》一文，此文的开篇首句就是“欲赦其身，止欲去恶”。意思是作为官吏，首先要遵循的原则是严格管好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去除自己身上的恶习。实际上这就是加强自身修养的首要原则。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

（七）见利思义

对义利关系的认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并不否定利，对于合“义”之私利是承认的，“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不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不过，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利的追求必须始终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子贡向孔子请教“完人”的条件时，孔子说了三条，其中第一条是“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很明显，孔子否定的是不义之利。孔子还要求人们“欲而不贪”，正确地对待利益的“得”，而对待利益的“失”，要做到没有怨悔。但是传统道德对于合“义”之私利，并不加以提倡，有时对于私利是轻视的，并把追逐利的人称为“小人”。

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南宋文天祥，47岁时被杀害，他就义前写的既不是《正气歌》，也不是《过零丁洋》，而是在自己的衣带上写下的这样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生死当前而不变，舍生取义，以身任天下的坚贞之志等道德观念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人格的光辉写照。

（八）勤俭廉正

中国人民历来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著称于世。中华民族有尚“俭”的传统。对劳动者来说，“俭”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就反映了“俭”与“勤”的关系。孔子提出的“温良恭俭让”是重要的道德要求，老子提出人生有“三宝”——慈爱、勤俭、谦让，墨子提出了“节用”，反对浪费。中国古代道德还十分重视清正廉洁，儒家就非常推崇尧、舜、禹的廉洁勤政品质。“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意思是，舜、禹是多么高尚啊！身为一国君主管理着天下，整天为老百姓操劳，却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儒家主张“非其道”“非其义”（《孟子·告子上》）不取，反对官吏贪污受贿，那些“不辨礼义而受之”的贪官污吏，是“失去本心”（《孟子·告子上》）的人。如北宋的包拯、明朝的海瑞，为官清正廉明、执法严峻、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包拯信奉“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信条。明朝于谦信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信条。勤俭廉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共有的美德。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各种困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与这些美德是分不开的。历史上的那些清官谏臣，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体现了“廉政”的美德，才受到人民的尊重。

（九）笃实宽厚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长期的农耕生活，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道德形成了许多以“实”为价值标准的规范和美德，如老实、求实、诚实、忠实、踏实、实在等，形成了崇尚实干、反对空谈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待人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中国人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为原则，在互助中达到人伦的和谐和人格的实现。中国人常以宽厚的道德人格感动别人，达到人我的沟通。宽厚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都是中华民族重视宽厚品德的体现。古时候，有一个人叫曾子。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上街，孩子闹，就对孩子说：“等我上街回来杀猪给你吃。”妻子上街回来，看见曾子正准备杀猪，急忙阻止说：“怎么真的杀猪给孩子吃呢？我只是哄哄孩子的。”“怎么能说谎呢？”曾子说着就把猪杀掉了，曾子杀了一头猪，留下了诚实的美名。笃实宽厚的美德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以崇实性和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能够和睦相处，拥有了连绵不绝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活力。

（十）勇毅力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道德践履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勇，是孔子强调的“三德”——知、仁、勇之一。孟子则把“勇”分为三种：凭力气的血气之勇，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大勇”。孟子强调的是第三种勇，他认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一种“大勇”。毅，则是指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循道德标准方面的毅力，毅的美德的突出体现就是养气守节、固守高尚的情操。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也是以毅为基础和前提的。要坚持成圣成仁的目标，就必须坚持“力行”，所谓“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就是强调“力行”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照此推理，一个人若拥有勇毅力行的品质，就会拥有一切。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使中华民族得以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前进。

中华民族的十大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作为华夏儿女，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美德。

二　十大美德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自它形成之日起，就被中华民族传承并积淀成集体潜意识，尽管时代变迁，但它对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影响。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正是在这种意义和基础上的继承，它不仅不是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包袱，反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容忽视的宝贵财富。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不间断性、包容性的特点，依据对优秀传统道德的分析以及人类认识的规律，我们能够断定：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现代价值。

（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集体潜意识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存在与发展的精神旗帜之一。历史的教训告诫国人，民族要生存，国家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和保证。然而“凝聚力”不是封闭地抱作一团，而应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优秀的道德文化为向心力的国民心理和精神的整合与团结一致。现代社会再现人的个体性的同时，更强化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因此，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之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还包括文化现代化，而实现文化现代化就是要建设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高度的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的建设又必须基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不断继承并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新道德文化。因此，继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既是建设现代社会新道德的客观要求，又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要求。

（三）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不仅是东亚文明的主要标志，而且对西方文明也有重要的影响。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需要用儒家传统道德来医治。它表明儒家的道德传统，尤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对于抑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转变社会风气，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地运转，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且能产生巨大的道德力量。

（四）帮助个体寻求在社会中的平衡点

现代社会在为个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舞台和机会的同时，亦对个体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金钱诱惑造成的人际关系倾斜，竞争导致的心理失衡，物欲横流冲击下的个人利益过分膨胀，都会给个体安身立命带来危害。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一定层面和意义上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弊端相抗衡，从而能够为个体的安身立命提供一副自律的良药。

（五）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当前社会的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现象，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此外，当前社会也存在一些不实的网络信息，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作为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将优秀的传统道德大力发扬，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纵深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