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生成背景
一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指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系统,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产生意识或精神的基础。任何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实现,不同的地理环境是不同文化类型出现和不同文化特征形成的深厚物质基础。考察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当对中华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一)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
中国地理的第一大特点是四周天然阻隔、相对封闭。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除东南及东部面向海洋外,东北、北部、西北、西部、西南皆与欧亚大陆连接,但却被河流、沙漠或高原峻岭所阻隔,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具体来说,中国西部被称为“亚洲中轴”的帕米尔高原所阻隔,它向四方延伸出几条大山脉,把亚洲分为东亚、西亚、南亚和北亚。这里高山峻岭、山路崎岖,虽有一线可通,且汉代已开通了丝绸之路,然而这干寒荒凉之地,在古代却是一般人难以逾越的;中国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它是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分界,也难以逾越。另外,西南的横断山脉及其江河、热带丛林也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天然阻隔;中国北部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和沙漠,地势起伏不大,然而中国古代,从贝加尔湖到外兴安岭一线,南、北族人因严寒等原因几无交往,形成了一个人文空间带;中国东部至东南是广阔的海岸线。虽然海上丝绸之路一度颇为兴旺,但是中华民族并不热衷于海洋探险,自郑和下西洋后,很少有征服大洋的壮举。
亚洲:喜马拉雅山脉
中国地理的第二大特点是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现出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具体来说,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以北、以东为第二阶梯,海拔在2000~4000米,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地形复杂多样;第三阶梯为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云贵高原东侧一线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下。海拔200米以下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南红土盆地都分布在这一地区。
中国地理的第三大特点是季风气候显著,各地干湿冷暖差别很大。就干湿度而言,中国大陆以距离海洋远近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由湿润、半干旱到干旱的逐渐递变。东部阶梯除华北以外一般湿润多雨,中部阶梯除云贵高原以外一般为半干旱、干旱气候,西北内陆则为最干旱地区。就冷暖度而言,中国大陆由南向北以名山大川为天然分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的渐次递变。具体来说,台南、滇南一线以南为热带,以北至秦岭、淮河一线为亚热带,以北至长城一线为暖温带,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大兴安岭、黑龙江一带为寒温带。
(二)中国地理环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地理环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疆域辽阔性与完整独立性,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与绵延性。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拥有完整而广阔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从而从未中断自己的发展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其间的冲突本身不仅没有中断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
其二,外部封闭性与相对隔绝性,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与内敛性。大陆型文化所面对的外在环境比较稳定,故较安土重迁、保守,不要求创意创新及想象力,从而形成自我封闭、向心凝聚和独立自足、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如先民曾以中原为天下,对域外知之甚少,加之周边国家文化在历史上又落后于中国,易于产生“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自我陶醉、自我封闭观念。
博古通今
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虽然,惟无校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
——鲁迅《文化偏至论》
其三,地形复杂性与气候多样性,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高原、平原、大山、大川错落相间,构成许多独立的地理单元。从总体上看,中华大地又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地理单元,三级台阶,形如一把躺椅。中华民族这一东方巨龙安详地在这“躺椅”上休憩5000年,依山傍水,面对海洋而内向大陆,产生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气候多样,既有热带,又有寒温带,气温差异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期,对农民的垦殖产生影响,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以年降水量400毫米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为基石的农耕文化;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出以游牧为生、善骑战的游牧文化。
二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的经济基础
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是农耕经济,农业给古老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因此,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古代历史发展中,只有在农业取得发展的地区,文化才能得以繁荣。中国是在大河养育下农业最早得到发展的地区,因此也是文化最早兴盛的国度。
上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炭化稻米
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源很早,目前考古证明,农业至少在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到来之际便已存在。大致说来,黄河中下游一带的远古居民是粟、黍等旱地农作物种植的发明者。而长江下游一带的远古居民是“稻”这种水田作物种植的发明者。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就逐渐超越了狩猎和采集阶段,进入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并且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点。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在此基础上,中华大地才产生了最早的奴隶制农业经济和最初的民族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降,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
纵观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可以看到如下特点:一是成就突出,起步早、水平高、发展稳定且从未中断;二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三是精耕细作,农桑结合,粮棉结合,集约化程度高。
中国文化扎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农业文化的若干特征。
一是勤劳务实。农业生产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而养成了中国人民勤劳务实的精神和民族性格,重实际而黜玄想。中国古代贤哲一向提倡“君子务实”,朴实、勤劳、埋头苦干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另外,中国古代基于实用的农学、天文学、医学等学科十分发达,而纯科学性的玄思、不以实用为目的、探求自然奥秘的文化极少,即使有也得不到社会的重视。
二是安土重迁。农耕生活与土地相连,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农业生产与定居密切相连。农业民族为适应农耕的需要,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如果不是遇到大灾荒、大战乱,很少迁徙。人们往往与外界联系有限,有的世世代代在一个小范围内过着半封闭的生活,于是就有对土地的眷恋,爱故土,重乡情。远离故土的游子,总是对故乡怀有深深的眷恋,希求“叶落归根”。
三是重农抑商。虽然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城邑中就有商品交易,进入封建社会,商业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扼杀了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举入侵,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这种“变局”最基本的层面,便是沿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日益被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以商品经济为动力源的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更新了的环境。
三 中国传统文化依存的政治结构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除受特定的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和其他外来因素的制约外,社会政治结构对其影响也至关重要。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家国同构”,这种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宗法制度的长盛不衰和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达。
1 宗法制度
宗法,即宗族之法,是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度系由氏族社会的父权家长制演变而来。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以父系计算,父权家长支配整个家族成员。父权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按父系继承,于是产生了一定的继承秩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在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权家长制基础上,对政治、经济特权的继承和分配,统治阶级内部成员身份地位的确定,在突出族权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系统的规范,于是出现了宗法制度。至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发展完善,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嫡长子继承制。商代的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始行嫡长子继承制。周制,即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四个等级,财产和地位世世相传,实行世袭制。在各个等级中,继承财产和职位者,必须是嫡妻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立庶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种继承制度与商制相比,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之间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祸乱,从而维护了王权的威严和社会的稳定。
西周分封宗法制示意图
第二,分封制度。西周分封制度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化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具体内容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把同姓子弟分封到各地建立起大小不等的诸侯国,诸侯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周围建立起诸多大夫之家,大夫再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各地做士。所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西周的分封制是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下实行的,即天子的嫡长子世代为天子,余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世代为诸侯,余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世代为大夫,余子为士。从而形成了层层相属、代代相袭的政治结构。从君统上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统上说,周天子是天下大宗,族权与政权互为表里,宗族与国家一体同构。
第三,宗庙制度。上古时代,社会上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奉祀祖宗,二是征伐不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统治阶级利用宗法制度,通过祭祖,把宗族心理升华为阶级意识,从而有效地巩固和强化了现实统治秩序。西周之际,宗庙祭祀制度也发展到完善程度,所谓“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五年》)。从此,尊祖敬宗,昭孝息民,成为人们必须遵行的社会行为模式,“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庄子·天道》),成为人们生来就必须接受的文化秩序。西周以后,宗法制度始终贯彻通行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家天下”
的观念长期存在,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忠孝一体,家国同构。
2 专制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着一个延续了2000余年之久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专制制度,出现于战国末年,完成于秦汉之际,在2000余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的发展趋势是日渐强化和完备。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同时,创建了皇帝独裁、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本身规定“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为了确保皇帝独裁,在地方施行郡县制度,在中央施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官和中央官一律由皇帝任命,实行官僚制度。汉承秦制,使这种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至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发展达到了极限。在皇帝独裁、君主专制的政治氛围下,所有臣民都被剥夺了自由,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毫无民主可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
专制制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君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区别于西方古代(中世纪)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古代中国,既不存在贵族分权执政的共和制,也没有神权凌驾于皇权的教皇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基础之上,国家关系、君臣关系只是家族关系、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在君父权威、家族伦理教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代中国人,陶然于伦理亲情,注重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而对于超越现实的神学说教,则缺乏热情;另一方面,以天下大宗自居的历代君主,视天下如家庭,并通过自然经济陶冶出来的君臣伦理亲情与臣民沟通,直接干预臣民的生活,使自己的权力和威势渗透于社会机体的每个角落。他们所强调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决不容许妨碍皇权专断的政治因素横置其间,更不能容忍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二)古代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宗法制度盛行不衰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显著特征的古代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举其要者概述如下。
第一,社会政治结构的宗法型发展特征,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范式的形成。其积极作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表现为提倡“民胞物与”“克己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做人问题上,表现为强调“慎独”“自省”,注重健康人格的培养,提倡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节;在行事上,表现为脚踏实地、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其消极影响表现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等观念的形成,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第二,专制制度的充分发展,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一方面,使得中华民族在心理上、文化上普遍认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整体观念,因而成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源泉;另一方面,也培植和强化了国人严重迷信权力、服从权威的心态。
第三,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结合,思想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现为“内圣外王”心态的形成。其妙用是以伦理修养来沟通政治关系和家族关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发展定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