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一
白井道也是个文士。
八年前大学毕业后，一直辗转流落于乡下的几所中学，终于在去年春天飘然回到了东京。“流落”是用来形容沿门卖唱的艺人的，“飘然”意为来来去去全不以为意。至于用它们来形容道也的进退是否合适，就是作者我也说不清楚。因为一团乱丝如果你着眼于一端，看到的也只不过是一根丝的末端而已。但是你该知道，也许这根丝在这一团里缠了几千几万重呢？就是燕子、鸿雁的南来北往这么简单的事，若让鸟儿们自己来说的话那也会有相当多的理由，是相当复杂的。
他最先赴任的是越后
的某个地方。越后是有名的石油产地。他所供职的学校，隔着四五条街就是一家大的石油公司。这家公司支撑着该镇经济的三分之二，维持着小镇的繁荣。这家石油公司在镇上居民眼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慢说一个中学，就是几个中学加起来也不能与它相比。
公司的上层因为有钱所以很绅士，中学教师因为贫穷所以很卑贱。卑贱的教师若与有钱的绅士发生矛盾，谁输谁赢那就不用说了。
某次演讲会上，道也以“金钱与人品”为题，解释了二者并不一定画等号的理由，暗讽石油公司有钱人的傲慢，告诫青年不能没有主见而一味信奉金钱万能主义。
公司上层说他出言不逊。小镇报纸评价他是无能教师在傲慢地发泄不满。就是他自己的同事也怪他多管闲事，损害学校地位，很愚蠢。校长也摆出石油公司和小镇的关系，训斥他平地起风波非常不明智。最后，连道也所寄予希望的学生们也听信家长的意见，说他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教师。因此，道也飘然离开了越后。
第二个目的地在九州。如果没有北部的工业，九州就一无所有。在这里，如果你不是每天笼罩在煤矿的烟尘里，如果你呼出的气息不是黑色的，你就不配做人。穿着污垢锃亮的西服，扬着一张苍白的脸，奢谈世间如何、社会如何、未来的国民如何，这种人是没有生存权利的，因为这些空话没有生产性，一个铜板都换不来。没有生存权利却被允许活着，靠的是实业家的慈悲。废话连篇的学者和留声机一样只会重复的教师，他们每月赖以糊口的几张纸币，都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实业家一拍巴掌，巨大的财富就能从天而降。学者是什么？文士是什么？教师又是什么？他们就是靠有钱人赏些残羹冷炙而活着的人。
明明没有金钱活不了，却又在那里大骂金钱，那就等于咒骂生你养你的父母。既然看不起创造财富的实业家，那有本事你就别吃饭。去死吧，不想死就老实点。听了这些话，道也又飘然离开了九州。
第三个地方是在中部地区偏远的乡下，这里并没有狂热的拜金主义，只是本地人势力太强大，把非本地人称做“外国人”。如果只是叫人“外国人”倒也罢了，他们还要想尽办法要征服这“外国人”。遇到宴会，就在宴会上冷嘲，遇到演讲就在演讲时热讽，而且还要写在报纸上。学生也欺负老师。他们这样做没别的目的，就是想把外地人同化成和自己一模一样，否则他们就感到不安。当然，同化是社会要素之一，法国学者塔尔德甚至说过，社会就是模仿。也许同化很重要，其重要的程度道也心里也很明白，而且不是一般的明白，因为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广义的社会观，他比一般人更明白同化的功能。但问题是往高处同化还是往低处同化，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一味地搞同化，对社会不会有帮助，自己也会感到脸上无光。
某天，旧藩主来学校参观。旧藩主是主上，是贵族，在本地人的眼里就是至高无上的神。当这“神”走进道也的教室时，道也并没在意，继续上他的课。当然，“神”也并没有打招呼。但接下来事情就有点不妙了。道也认为教室是神圣的地方，教师站在讲台上就像战士全副武装上战场一样，就算是贵族、曾经的藩主，他也没有权利让自己中断讲课。但是，因为道也的这种想法，他又不得不飘然离开了这个地方。据说，他走的时候，本地人目送着他的背影，异口同声地感叹着他的“冥顽不化”。道也就在这“冥顽不化”声中飘然而去。
道也三次飘然辞职，又飘然回到东京，再无动静。东京是日本最不易居住之地。就算领有乡下时的薪水，在这里也不能过得很舒服，更何况他扔了工作，现在两手空空。只能说他就是一具站着的木乃伊，已经麻木，没有知觉了。
道也有妻子。既然叫妻子，那他就有养活的义务。就算自己甘心做木乃伊，也没有理由让妻子成为干尸。不过，妻子在远没等到变干之前，就已经开始抱怨他了。
离开越后时，道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妻子讲了。那时妻子说了声“岂有此理”，就开始利利索索地收拾行李。离开九州的时候，也解释了原委。这次妻子只说了一句“怎么又这样”就不言语了。离开中部地区时妻子的语气已经是训诫他了：“你这样死脑筋，去哪里都不能长久的。”七年之间三次漂泊，每漂泊一次，他感觉妻子就好像离自己远了些。
妻子离自己越来越远，是因为漂泊的原因，还是因为丢掉了饭碗？就算是漂泊，如果每次漂泊之后工资上涨，那会怎样呢？妻子还会不情不愿，抱怨说“像你这样……”吗？如果成了博士，做了大学教授，她还会不停地说“像你这样……”吗？到底会不会这样，只有问她本人才知道了。
然而，成了博士，做了教授，在空虚的世间留下虚名，妻子便因此改变对丈夫的态度，变得殷勤，那这妻子就算不得是丈夫的知己。因世间对丈夫的待遇而改变丈夫在自己心中的地位，那在评价丈夫时，这妻子跟外人就没有任何区别，与她出嫁前，他们互相不认识时的她没有区别。那么，在丈夫看来她就是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出嫁后一起生活却仍然不了解丈夫，单从这一点看她就不像个妻子。但是世间到处都是这种不像妻子的妻子。道也明白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吗？处处不为人所容，甚至连朝夕相处的妻子也不理解自己，如果他了解这层的话，那一定是非常寂寞的吧。
刚才说过世间到处都是不像妻子的妻子，虽如此，但大家生活得都很圆满。人在顺境时没必要如此剖析妻子的内心，就像得了皮肤病才需要研究皮肤，没病没痛的，就没有人整天拿着显微镜观察那些脏兮兮的东西。但是，一旦顺境发生逆转，堕入命运的深渊时，任是什么样的夫妻都会发生矛盾。父子感情都会破裂更何况是夫妻。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美丽的仅仅是她们血液上覆盖着的那层皮而已。但这个道理很难说道也明白到了哪一层。
道也三次辞职，目的并不是为了让自己陷入困境，更不是为了让没有任何过错的妻子受苦。只是因为世间不容他，他实在不得已。那么，既然世人接纳不了你，那你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努力融进世间？道也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念头的，若有，那他就不是道也了，那道也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因为道也坚信自己人格高尚，高于世俗。越是高于世俗就越应该拉着世俗的手往高处走。明知自己高尚却仍然要去俯就世俗，这就等于否定他多年所受的教育，等于土中埋金。如果自己的人格不能影响他人，岂不是这些年的修养都白费了。教英语，教历史，甚至有时还教伦理，这些都是修养人格时顺带积累的技艺，他只是在教这些东西而已。如果受教育只是为了学习技艺，那只要在教室打开书本照本宣科就行。满足于以教书本为生，与靠走钢丝为生，靠转盘子为生，理论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受教育与学习走钢丝或转盘子是不同的。学会某种技艺，只是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教育，是为了培养人，培养识大小、知轻重、辨善恶、明是非，能明白无误地分辨贤愚、真伪、正邪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以上是道也的想法。在他看来，卖艺糊口并不丢人，但同时也觉得教育就该扎根学问，离了这个根本就是卑劣。他之所以无处容身，乃是因为他太注重学问这个根本，他内心深处并无内疚之情，也不认为无处容身是因为自己没有长性。别人骂他“冥顽不化”什么的，他就算是把这几个字置于掌上，在朗朗夏日对着阳光灿烂的窗户用显微镜去观察，也无法明白其中的缘由。
三次成为教师，又三次被赶出校门，每被赶出来一次他都感觉是得了比博士还大的功名。博士也许很伟大，但那只不过是个技艺的称号而已，就如同富豪捐献一艘军舰的费用就可得到从五品的官位一样。道也之所以被赶出门，是因为他人格高尚。上帝创造了世界，而世界上最高贵的就是正直的人，这是西洋的诗人说的。“守护正道的人比上帝更为高贵”，每当被赶出校门时道也都要在心里不断重复这句话。只是，他的妻子从未从他的嘴里听到过这句话，就算听到也不会明白的。
正因为不明白，所以在还没饿死之前，她便抱怨自己的丈夫。道也倒也理解妻子的埋怨，并心怀歉疚，但他不是那种为了取悦妻子而放弃自己原则的丈夫。世间的“人”，娶妻则为夫，与人交往则为友，牵手的是哥，被牵的是弟。立于社会可成先驱者，进入校园则无疑是教师。一人身兼多种角色，而世间只简单称之为“人”。如果真能如这“人”的称呼这么简单，那世界是简单的。妻子就经常居住在这样简单的世界里。在他妻子的眼里，道也就只是个丈夫，她看不到作为学者、作为志士的道也，更看不到坚持真理与世俗抗争的道也。她甚至认为，道也到处被人诟病是因为他能力不够，一直不断辞职是因为他任性而为。
道也连续三次“任性”，后来到了东京，说再也不想去乡下，也明确跟妻子说再也不想当教师了。他对学校不抱希望，也终于明白了要改变这种让人绝望的社会现状只能依靠笔的力量。一直以来，他以为，不管在什么场所，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要自己正直，那么歪风邪气就该像麻秆一样向别处弯曲。他不求盛名，不求威望，只求用自己人格的力量，为承担国家未来的青年们做出一个好的榜样，以自身为例给出一个如何正确取舍的示范。他这样想，并按照这想法亲身实践了六年，但最终一败涂地。他天真地以为社会并没那么糟，他同情正确的东西，高尚的东西，条理明确的东西，总期待着下一次能成功，但对经验不足的他来说，这些年等来的是一生的错误。世间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尚，那么有见识。同情是只跟强者、富人如影随形的。
世间并没有进步多少，他高估了世间的进步，所以一头扎进了乡下。这正如地基还没打好就急着建一座坚实的房子，着手建房很容易，但经不起中途风雨之类的破坏。如果地基也不打，风雨也无法抵挡，这房子是无法令人在世上安居的。把这无法安心居住的世间改造成能够安心居住的家园就是天下之士的职责。
既无钱财又无权势的人要想成就一番天下之士的事业，就必须依靠笔头的力量，就必须借助舌头的力量，就必须绞尽脑汁生出利他的智慧。如果绞尽了脑汁，说烂了舌头，写秃了几支笔之后，世人还是置若罔闻，那时才可罢休。
不过，即使是天下之士也得填饱肚子才能干活。退一万步说，就算自己可以不食烟火，但妻子是不可能忍受饿肚子的。不能挣钱养家的丈夫在妻子眼里就是个大罪人。今年春天，从乡下出来到达芝琴平町的廉价旅馆时，道也与妻子之间有过以下对话。
“你说不教书了，那打算做什么？”
“还没有打算。到时，总有办法的吧。”
“‘到时’，那现在岂不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是没底。不知道会怎样。”
“你还这么悠闲，一点都不急吗？！你是男人，或许可以无所谓，但你也得为我想想啊……”
“所以啊，我决定以后不去乡下，也不教书了。”
“怎么决定是你的事，但决定了也拿不到薪水，那还不是枉然？”
“拿不到薪水但能拿到钱，行吧？”
“能拿到钱……那也可以。”
“那不就行了。”
“行是行，但能拿到钱吗？你啊？”
“是啊，我想我能拿到。”
“凭什么？”
“这个我正在考虑。哪能那么快就能有计划呢。”
“所以我很担心啊。虽说决定待在东京，但只是决定，心里没个主意那不还是句空话？”
“你动不动就担心，这不好。”
“能不担心嘛！你到哪里都跟人合不来，弄到最后只好辞职。还说我喜欢担心，我看是你脾气大，动不动就生气。”
“可能吧。可我脾气大是……算了，不跟你争了。我会想办法让我们在东京活下去的。”
“去求求哥哥吧，怎么样？”
“嗯，是个法子。但你知道哥哥可不是个喜欢揽事的人。”
“你看你，就是什么事只认自己的理。他昨天不是很热心，跟你说了很多吗？”
“昨天？昨天好像说了要帮忙。不过，说归说……”
“他不能说啊？”
“不是不能。这么说是好事啊……只是不能指望他……”
“为什么？”
“到时你就会明白的。”
“那去找找你的那些朋友，明天开始去走动走动，怎么样？”
“我也没啥朋友。同学都没啥联系了。”
“不是还有一个每年寄贺年卡的叫什么足立先生的吗？他在东京不是混得不错？”
“足立吗？嗯，他是大学教授啊。”
“是啊，你总那么清高会讨人嫌的。大学教授怎么了？做大学老师不是挺好的吗？”
“是吧。好，我去找找足立看。不过，只要能拿到钱，就没必要非去找足立不可了吧？”
“怎么又说那样的话？！你可真是固执啊。”
“是啊，我真是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