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部分

第一章
绪论

天下只有平庸的人不被责怪，也不受赞誉。如果一个人被全天下的人憎恨，那么他可说是超乎寻常的奸雄了。虽然，天下说这些话的，大部分都是平常人，千百人里也难找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那么，以平常人的眼光和见识来评论非常之人，是可信的吗？所以，享誉满天下的，未必不是被人厌恶的伪君子；遭天下诽谤的，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论定（即死后才给一个人下结论）。我看有不少人死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对他的评价也还是没个定论的。各自认为自己所评论的是非没问题，那么，后世的史家或论者将如何从中甄别鉴定呢？如：有的人被千万人赞誉，同时也被千万人诋毁；对其称颂达到顶点，对其诽谤也达到顶点。他今天所遭到的诋毁，正好可以与他当初受到的赞誉相抵消；他今天所受的赞誉，正好与他当初所受的诋毁相抵消，像这样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回答是：这种人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人了。他是非常人的奸雄，还是非常人的豪杰，我们暂且不论，而看他所处的位置和所做的事情，就不是平庸之人的眼光和见识随便可以信口雌黄的。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读我的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他见识的不足，我又同情他的遭遇。李鸿章曾环游欧洲，在德国面见当时的宰相俾斯麦，曾请教地问道：“作为一国的大臣，想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事，但满朝的人与自己意见不合，大家合力阻挠，束缚你的手脚，此种情况下，仍想不放弃自己志向，应从何处入手，怎么做呢？”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得到皇上的支持，有他支持你就获得了特别权力，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李鸿章说：“比如现有这么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什么人的话都能听进去，君主身边的近臣和侍卫人员，又经常狐假虎威，借主子名义把持着大局。那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深思了良久说：“作为大臣，如果他是以忠诚之心操劳国事，估计就没有不被君主理解体谅的，只有与妇人女子共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对此，李鸿章沉默认同。唉，我看李鸿章胸中的气闷不快和牢骚忧郁，不是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因此批评他，我也因此理解他。

李鸿章

自从李鸿章在全世界扬名以来，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李鸿章，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了。以甲国人的身份来评论乙国人的事，是必然不能得知其真相的，原因自不必说，但若举出重要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的重要人物。读中国近代史，势必不能不说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势必不能不参见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识之士都认同的。所以我现在这本书，也可命名为“同光以来大事记”了。

不仅如此。大凡一个国家今天之现象，必然与它之前的历史有因应关系，所以，过去的历史是今天现象出现的原因，而今天的现象是之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以李鸿章与今日中国的深切关系，那么要想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就势必要以高远而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势、中国各民族的此消彼长与兴衰的发展方向，及当今中外交涉中的隐情内幕，如此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独特位置。孟子说：知人论世。世情世事固然不容易评论，而人难道是容易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的一些时评家，往往以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为李鸿章的功绩，以数次与外国的谈判议和为李鸿章的罪过。我以为这种功罪评价都有失妥当。过去，俾斯麦曾对李鸿章说：“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异族入侵当作功绩。为保全一家的利益而自相残杀，是欧洲人不赞赏的做法。”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可说是兄弟间同室操戈，兄长得胜罢了，如果以此为功劳，那天下兄弟们都会忧惧不安啊。国人因为国耻，积愤已久，痛恨与外国的和议，从而把怨恨都迁怒、集中到李鸿章一人身上，事出固然有因，然而如果设身处地想想，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〇〇年八九月之交，假使这些批评者也处在李鸿章的位置，那么他们的举措和行为，果真就能比李鸿章表现出色吗？对李鸿章批评指责的人，不过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嬉笑怒骂，图一时口舌之快罢了。所以，我对李鸿章对于中国的功罪评价，恰恰是与此不同的。

李鸿章与俾斯麦交谈

李鸿章现在已经去世了。国外的评论者，都把李鸿章当成当今中国的第一人。有人说：李鸿章的死，势必会带来中国局势的大变动。李鸿章果真可称得上中国第一人与否，我不敢说，但现在年龄一般在五十岁以上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人比得上李鸿章的，这个是我可以断言的；李鸿章的死，与中国全局有无关系，我不敢说，但现今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如同虎失去其伥，失去得力助手，瞎子失去说唱的本领，可说是情势危险，前途堪忧，此后麻烦事会越来越多，这个也是我敢断言的。而我又希望外国人对李鸿章的评论有失其真，假使这些评论是真的，那么以我诺大一个中国，只靠一个李鸿章来支撑吗？中国还有病愈的时候吗？

西方有哲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不称他为英雄。虽然，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的英雄，是平常的英雄。天下如此之大，历史这么久远，何时何代没有时势？所以读一读二十四史，像他李鸿章这样的英雄，可说是为数众多，车载斗量；而造时势的英雄，阅尽历史，往往千年也不出一个啊。这就是我中国历史一直以来因循守旧、缺少创造活力、终不能大放异彩、震撼世界的原因。我写这本书时，胸中自始至终有着这种感慨。

历史学家评价霍光时，常感叹其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非常的英雄，也因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国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原理，不通晓世界的大趋势，不懂政治的民生之本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加剧的时代，只知道做些添补缺漏的改良工作，苟且偷安，不为休养并扩充国民实力做些事情，把国家建成威名远扬的强大国家，仅仅捡拾了点西方的皮毛，取水却忘了源头，就此自足自安，甚至还凭借自己的那点小才智，想与世界上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让出大的利益，却争竞蝇头小利，这不是他不鞠躬尽瘁，但这于事何补呢？孟子说：在尊长面前大吃猛喝，却讲求不要用牙齿啃干肉，这就叫做不知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说得很对啊。李鸿章晚年所做的事桩桩失败，都因为此。尽管如此，这又何必深加指责他？他李鸿章本来就不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大凡一个人，生于一个社会当中，总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思想、习俗和观念所束缚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生在欧洲而生在中国，没生活在今日而生在数十年前，先于他而生和与他同时代的人，并没出现一个能造时势的英雄来引导他、帮助他，而当时中国所孕育培养的人物，也就是这样了，自然不能把责任归咎于李鸿章一人。况且他的遭遇也和他的心志在当时形势下难以得到实现有关吧？所以我说：我敬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而哀怜李鸿章的遭遇。但自此后会有沿着李鸿章的道路有所成就的人吗？时势既然已变，那能称为英雄的，自然与以往也不一样，希望他不要用我为李鸿章开脱的话来自我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