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出茅庐：储蓄与公共债务的“黄金律”
耶鲁大学毕业典礼几天后，我飞往洛杉矶，将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任职。该公司已成为经济学、数学、运筹学等领域优秀专家解决重要国防问题的重要场所，其资金主要来自美国空军，似乎还有美国国务院。出乎意料的是，托马斯·谢林也在这里，他正在努力寻找结束冷战的方法。我通过罗伯特·萨默斯结识到的顶级经济理论家肯尼斯·阿罗和刚刚在时间效率优化方面取得突破的数学家理查德·贝尔曼都在忙碌着。由理查德·纳尔逊领导的一个理论家团队正在做关于“技术进步”（更确切地说，是创新）的新工作。午饭后，我们经常在海边的木板路上散步，交流思想，各抒己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地方。
身处洛杉矶，我同样心潮澎湃。我沿着威尔希尔大道漫步，汽车展厅里的阿斯顿·马丁和宾利汽车熠熠生辉，家具展厅里汉斯·瓦格纳和巴塞罗那的椅子琳琅满目。一批新的流行歌手在北圣莫尼卡大道的游吟诗人酒吧开始了音乐生涯。（20世纪70年代是巅峰时期，涌现出埃尔顿·约翰、尼尔·扬、卡洛尔·金、卡莉·西蒙和詹姆斯·泰勒等出色的歌手。）无数电影院遍布全县，此外还有一座歌剧院、一座宏伟的艺术博物馆和一座即将落成的音乐厅。加利福尼亚的风情令人叹为观止，马里布、贝尔艾尔、比弗利山庄、海滩和泳池等，这一切都在1964年抵达此地的画家大卫·霍克尼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加利福尼亚州四处旅行，结识洛杉矶以外的人同样乐趣无穷。一个周末，兰德公司和斯坦福大学的运筹学专家哈维·瓦格纳带我前往伯克利。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同龄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尔·乔根森，我们两人在职业生涯中的交集颇多。还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阿马蒂亚·森，他为我树立了严谨细致的典范，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自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在兰德公司的工作非常具有吸引力。我最初被安排到数理逻辑部门，那里有很多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我通常周一到周四上班，一般都在研究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即飞机零件库存和待修零件库存。在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肯尼斯·阿罗评论说，这是动态规划中解决二维问题的罕见案例之一。（他曾想将其纳入自己正在编辑的一本书，但为时已晚，我对其失去了兴趣。）每周五，我会致力于研究自己设定的课题“一个国家风险资本的最优积累”，这是我后来完成的一个项目。几个月后，我向动态规划理论的创始人理查德·贝尔曼展示了我的方程式，我不确定他会如何评价。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太简单了，资本存量会趋向无穷大。”我答道：“是的，但我研究的是它趋向无穷大的速度！”
虽然在兰德公司的工作非常有趣，但最终我还是觉得有必要重返学术界，从事我能够胜任的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工作。耶鲁大学考尔斯基金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减少教学任务的助理教授职位，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此，我回到美国东部，试图重新开始我的经济理论家职业生涯。
1960年9月，我回到耶鲁大学，一开始对自己在接下来的6年里要做什么理论研究并没有头绪，当然也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成功或失败的结果——事实是，我既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在没有自己的新理论可供研究的情况下，我开始留意现有理论中任何未被注意到的发现或改进空间。
理论家的成就往往体现在他们在学术或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在考尔斯基金会工作期间，我发表了三篇这样的论文，其中第一篇也是阅读量最高的一篇《资本积累的黄金律》，于1961年9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短篇论文部分。[1] 这个想法是基于罗伯特·索洛和特雷弗·斯旺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增长模型提出的，相当简单。[2] 假设世界长期以恒定的速度享受技术进步，并且这种情况将持续很长时间。同样，假设社会选择储蓄的收入比例（简称“储蓄率”）将保持不变，其水平可能过高或过低。通过一些数学运算，我发现能够无限期维持最高消费增长路径的水平，等于收入中利润（而非工资）的百分比，这将使资本回报率接近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这一结论虽然大大简化了许多复杂因素，但它表明（从逻辑上讲）储蓄可能过多了。这一发现也可能质疑了一些规划者提出的观点，即大幅提高储蓄率可以避免由于世界人口急剧上升而导致的人均消费下降。（与消费增长的下行压力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无休止的人口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这篇短篇论文在我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我在构建的数学模型中设置了一个场景，即城镇居民沉浸在方程展开所带来的激动之中。一些读者表示很有趣，比如罗伯特·索洛写了一则续篇寓言，虽然他没有发表。但另一些读者不以为然，有人问我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也许是为了引起人们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关注，也许是为了取悦读者和我自己，也许是为了讽刺经济学家模型的极端简化（我们在模型中简化或省略了太多因素）。也许这反映了我需要表达一点儿想象力——发挥我所拥有的创造力。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经济论文的作者要等上好几年才能等到自己的作品被引用，而这篇短篇论文在几个月内就登上了教科书和期刊论文的版面。后来，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这篇“黄金律”论文足够重要，因此在长达四页的颁奖声明中引用了这篇论文。
我当年在考尔斯基金会写的第二篇论文是《风险资本的积累》，其发表在1962年10月的《计量经济学》期刊上。[3]这篇论文是我在兰德公司时开始写的，在考尔斯基金会完成。我出于好奇，想分析投资回报率的风险增加是否会导致储蓄供应减少，从而压缩投资（在均衡条件下）并减缓资本积累；或者相反，是否会导致储蓄供应增加（因为规避风险的投资者感到更加脆弱并有动力持有更大的缓冲资金），从而为更多的投资腾出空间，加快资本积累。答案是两者都有可能。（这个结果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主要依赖风险资本收入的家庭相对节俭，如农民或富有的继承人。）虽然我并未深入探索这一领域，但我很高兴看到保罗·萨缪尔森在1969年的一篇论文中对此理论进行了扩展，哈佛商学院的其他人也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
在考尔斯基金会工作期间，我构思的第三篇论文是《投资的新视角》，并于1962年11月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上发表。[4] 继20世纪50年代首创“增长模型”之后，索洛又提出了技术进步的概念，即技术进步只有“体现”在新的资本产品中才能产生生产力。正如我所说，新的视角下“投资的作用不仅是深化资本存量，还要实现资本存量的现代化”。我发现，从长远来看，将技术进步引入增长模型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增长率和投资回报率与技术进步必须“体现”在投资中的程度无关。我还研究了这一模型中的短期动态效应，例如在给定投资产出比的情况下，预期的劳动力增长率上升会导致资本存量更加现代化。尽管这篇论文写得很好，也有一定的趣味性，但它并不具有开创性，因此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正是由于在考尔斯基金会工作的这段时光，我深感自己与我和同事在工作中所探讨的世界息息相关。我在那里的第一年，约翰·肯尼迪在与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竞选中获胜，并于1961年1月上任。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当天我接到通知要去伍尔西大厅监考期末考试，而那里离我住的地方有一英里多。当我步行前往时，天空正飘着雪，因此考试结束后，我想尽快回家观看肯尼迪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也很激动曾在阿默斯特见到过他们。然而，人行道上积雪很深，寒风凛冽，当我回到家时，就职典礼已经结束，我错过了肯尼迪的演讲和弗罗斯特的致辞。[5]
肯尼迪政府接替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召集了一批新的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一年后，亚瑟·奥肯接替了他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标志着耶鲁大学地位的提升。然而，就在同一时间，谢林转投哈佛大学，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一些从芝加哥来到考尔斯基金会的明星人物随之离开，比如：杰拉德·德布鲁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雅各布·马尔沙克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不久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索洛应召到委员会帮忙，这使他所在的部门人手不足。1962—1963年，我应邀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副教授，代替罗伯特·蒙代尔讲授一两门课程，其中包括秋季学期为博士生开设的一门具有挑战性的资本理论研讨课。在那门研讨课中，我在拿到课程大纲和阅读清单后，不得不阅读并教授一些我不够熟悉且有时难以理解的材料，而蒙代尔有时会过来旁听。此外，学生们都非常聪明，比如克里斯蒂安·冯·魏茨泽克、迈克尔·因特里加托尔、戴维·勒瓦瑞和艾坦·谢辛斯基。不过，能够证明自己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这种感觉真好。
然而，我和大多数同行一样，并不是为了教书而进入这个行业。我们投身学术界是为了获得开展研究、撰写文章所需的支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为社会和世界做出贡献。我们需要保持自身的教学水平，以便抓住各种机遇：与有天赋的学生互动并给予他们指导，或者分享我们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目睹了经济系的明星学者在那个时代是多么才华横溢、见解独到，也意识到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经济系的发展是多么蒸蒸日上。这里不仅有萨缪尔森、索洛和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等超级巨星，还有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历史学领域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展学界的埃弗塞·多马和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弗朗西斯·巴托。能有机会与这些大师交流切磋，我深感荣幸，这也拓宽了我对他人追求目标的理解与认知。
最重要的是，能与保罗·萨缪尔森保持密切联系，实乃幸事。在他位于贝尔蒙特的家中，他把我介绍给了哈佛大学的一些成功人士。在哈佛广场附近我的住所举办的一次愉快晚宴上，他唱了《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句歌词。萨缪尔森博览群书，有人说他每晚都在读书——也许是为了暂时摆脱白天困扰他的经济问题。他在文化和历史方面兴趣广泛，这就解释了他教科书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我们之间的默契度。我们交流过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尽管交流的次数并不如我所愿。在教师餐厅的一张桌子旁，我们探讨过许多假设和论点。在我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后，萨缪尔森就会长篇大论地质疑我的观点。弗朗西斯·巴托坐在我们中间，他问萨缪尔森是否应该放我一马，但萨缪尔森认为我能够接受质疑，因此坚持对我进行追问。我至今仍怀念那些在麻省理工学院一起共进午餐的时光，我们常常低估这种交流对检验我们思想的重要性。
春天的时候，我的教学任务大大减轻，于是我着手开展了一个关于公共债务的新项目。考虑到其分析方面的挑战和争议性问题，我原本犹豫是否要开展这个项目，但当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邀请我就此主题撰写一篇专著时，我便于六月底毅然投入了这项艰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