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和公共债务

《经济增长的财政中性》首先从经济最简单的形态开始探究，即在封闭经济下的标准宏观模型中，仅生产一种产品，这也是经济理论家们通常的理论起点。（参考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此设定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债务已经出现，其对劳动供给和储蓄供给的财富效应是否可以在这个经济体中被中和？答案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适量的一次性总税收，提高当前及预期未来的税收，从而中和债务的影响……这种中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税收只对消费需求和劳动供给产生财富（或净值）效应。同一项税收既可以中和债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也可以中和债务对劳动供给的影响。^[12]

但是，一次性税收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一视同仁，会被视为不公平。那么，如果只剩下非一次性税收，债务是否仍能被抵销？答案是否定的。

支出税无法同时中和……对消费需求和劳动供给的影响……如果债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被中和（需要恢复财富），那么债务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取决于工资率和财富）就不能被中和。^[13]

反之，如果劳动供给被中和了，那么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无法被中和。

书中一个更复杂的论证表明，所得税无法抵销政府债务。复杂之处在于，与消费需求相关的利率和与劳动供给相关的工资率都受到了所得税率的影响。“如果有一种税率既能中和债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又能中和债务对劳动供给的影响，那将是一种偶然巧合。因此，通常不可能通过所得税来完全中和初始的政府债务。”^[14]

总的来说，政府债务增加了社会财富，但在正常情况下，它会减少投资，从而缩小资本存量，降低工资率的增长速度，并提高实际利率，尽管资本存量的缩小程度远小于债务的增加速度（莫迪利安尼的不同模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人们常说，这一理论只适用于为公共部门提供融资服务（从国防到公共卫生）的公共债务。我记得这个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末莫迪利安尼在于雅典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我乘飞机返回东海岸。我坐在托宾和才华横溢的芬兰经济学家彭蒂·库里对面，库里专注于国际宏观经济学。我一定是说了些关于公共债务挤压投资的话，因为托宾说，用于资助政府投资项目的公共债务并不会阻碍私人部门资本的积累，这是标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原则。因为考虑到赤字支出会取代一些储蓄或一些投资，从而让财富和资本之间产生差距，所以我对此感到困惑。托宾拿出了他的铅笔开始计算，但我们在飞机着陆时仍未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我坚持《经济增长的财政中性》一书中所研究的设定。当然，政府项目的公共债务融资并不会阻碍投资，其费用预计通过未来用户来承担，但是，所有其他公共支出的赤字融资确实会阻碍投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