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昌古城
——奇穆王国宏伟的土砖都城

CHAN CHAN

在特鲁希略稍作休整，闲来在城中四处走动。

独立大街正举行游行。特鲁希略以水兵舞著称，但这场游行更像雄壮的军乐队游行。年轻的学生们身着戎装，在军乐声中昂首阔步，挺拔硬朗，英姿飒爽，进退有序。特鲁希略曾是秘鲁共和国最早的首都，嘹亮的军号和豪迈的游行很契合这一身份。

西班牙人在这里建立定居点后，以秘鲁征服者皮萨罗的故乡特鲁希略来命名。达·芬奇不会想到，他为佛罗伦萨所做的设计会被特鲁希略直接拿来修建城墙，大约也没有拿到版权费。可惜城墙已被尽数拆除。

而在西北五公里处，一系列远早于特鲁希略，由奇穆（Chimu）王国修建的都城昌昌依然耸立。

莫切文化余韵尚存，莫切河冲积扇又哺育了新的文化。奇穆文化大约于公元1150年兴起，最终在1470年为印加帝国所征服，此时距离西班牙人入侵只有62年时间。而在东方，公元1127年，金人攻占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1417年，明成祖朱棣开始大规模营造紫禁城，四年后，迁都北京。

奇穆王国在莫切河谷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土砖结构城市，也是其首都——昌昌，这里居住着大约4万人，是奇穆境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我国古代也颇多土城，至今还有残存，如三星堆遗址的城墙、新疆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甘肃玉门关与附近的河仓城。不过国内土城多夯土版筑，昌昌则沿用莫切金字塔的建筑方法，采用土砖建造。

远隔大洋，遥遥相对，大明王朝和奇穆王国都修建了瑰丽雄奇的皇宫。紫禁城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昌昌的十座王宫则布局分散，总面积与故宫不相伯仲，可见昌昌古城规模之宏大。

奇穆文化巅峰时期，十座王宫星罗棋布，高墙邃宇，体积庞大，墙体被涂以不同色彩，各种浮雕布满墙面，黄金白银装饰门庭，奇珍异宝充塞宫中，蔚为大观。可惜昌昌古城屡遭风雨侵袭和人为掠取，早已沦为荒丘，惟余残垣断壁，徒作今人凭吊之资。

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西尔维娅乘小巴前往昌昌古城。西尔维娅是我刚结识的旅伴，来自法国，她在南美洲已游荡数月，令我艳羡不已。进入昌昌古城时，尚阳光明媚，但在游览途中，突然阴云密布。

农民也可以成为征服者

历史学家按照口述历史，结合考古发现，重新构建了奇穆王国从建立到毁灭的历程。奇穆是所有前印加文化中，我们唯一能够说出统治者名字的。奇穆的面容似乎略略丰润起来，我对这些统治者也不免有了一点亲切感。

12世纪初，外来贵族塔卡伊纳莫带领随从，带着新的宗教和知识体系，乘木船来到莫切河谷，建立了奇穆王国。其子瓜里苏阿继承领主之位。

奇穆文化初期，人们的活动只限于莫切河谷，尚以农业为本，修建了复杂的运河和灌溉系统，发展农业。奇穆文化是“新世界第一个真正的工程社会”，芝加哥大学人类学院的水利工程师查尔斯·奥尔特洛夫如是说。秘鲁寒流带来丰富的渔业资源，渔获为人们提供了必需的蛋白质，也成为干旱时期的食物。奇穆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过着悠然恬静的田园生活。

但奇穆人的运气着实差了一些，灾难接踵而至。

第一重灾难来自海洋，厄尔尼诺现象光临，暴雨成灾，洪水泛滥，奇穆人辛苦经营的灌溉系统被狂暴的大自然摧毁。

遭受饥馁的奇穆人走上了掠夺之路。大约12世纪下半叶，奇穆王国的领主南辛品科率领奇穆人南征北战，首先征服了谷地上端，继而向南扩张到桑塔河谷，向北占领扎尼亚河谷，征服兰巴耶克文化，吸收了其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坚韧不拔的奇穆人仍不忘本业，试图修复运河，从新占领的河谷引水灌溉。又重建农业体系，向新征服的地区征收贡赋，奇穆重现繁荣景象。

第二重灾难却匪夷所思，带来的毁灭更加彻底。由于地质结构发生变化，奇穆所在的地区大幅度隆起，农田远高于河道，刚刚修建的人工水渠几乎成为废渠，灌溉变成了不可能的事。可以想见，彼时的奇穆人多么沮丧。面对第一次灾难，如游牧民族目睹牛羊冻毙于暴雪，尚可自救；而遭逢第二次灾难，则如草原变为荒漠，完全不可逆转。如同衣食无着的游牧民族开始四处出击，奇穆也从发展农业彻底转向境外掠夺，大约在公元1300年走上扩张道路，成为征服性国家，其间可能经历了六位统治者，其名字已失传。一路行来，异常艰辛。

最后一代奇穆领主闵阐卡曼于1462—1470年在位，带领奇穆王国到达巅峰。王国囊括广阔的疆土，沿秘鲁北部海岸延伸1,300公里，北到今秘鲁与厄瓜多尔交界的通贝斯，向南扩展到苏佩河谷，即前文所述卡拉尔金字塔所在的河谷。

奇穆在扩张早期就已确立等级制度，并在征服中快速建立行政机构，被占领地区的统治者作为较低阶层整合进奇穆的官僚机构，一系列地方行政中心发展起来，它们负责管理土地，分配水资源，通过“米塔”征募制调配劳动力，并将贡赋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昌昌。昌昌保持政治、宗教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其社会发展之迅速，比起早期经营农业之艰辛，堪称一日千里，奔逸绝尘。

但奇穆王国难逃盛极而衰的宿命。印加帝国横空出世，尽管奇穆王国处于巅峰状态，顽强作战，但仍不足以抵御印加人犁庭扫穴之势。末代领主闵阐卡曼不得已投降，被印加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图帕克·尤潘基掳走，黯然告别昌昌的宫墙，一步步远去，做了帕查库特克的女婿，在监视下居住于库斯科；随他而去的还有奇穆的神灵偶像，名为供奉，实为“人质”；金银被掠夺，去装饰印加人的太阳神庙；大批匠人被迁至库斯科，为印加王服务；原奇穆王国的臣民不被允许携带武器，不被征召入印加军队；印加帝国将地方行政管理中心从昌昌搬迁到卡哈马卡，昌昌城从显赫的中心滑向被忽视的边缘，或许并没有遭受严重破坏，但渐趋荒废。

在印加帝国麾下，奇穆王的子孙们仍管理着奇穆地区，直到陷身于西班牙人之手。

昌昌古城占地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有超过万座建筑，核心区域6平方公里，非常富有。彼时，这座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并没有形成统一规划，但凛然不可侵犯的王宫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把统治阶层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王宫、贵族宅邸和平民房屋差异巨大，展现了清晰的社会分层及严明的政治和社会政策。

10座曾经宏伟壮观而极尽奢华的历代奇穆王宫是昌昌的核心，由土砖修建，体量巨大；其周围分布的贵族宅邸，也是土砖建造，恰如小型王宫；大量手工匠人（金匠、木匠、陶工和织工）居住在城市边缘，房屋以黏土建造，狭小且不规则，颇为简陋；再外围则是农民的住所；四个大型瓦卡（土丘形神庙或丧葬平台）分布周边，如顶部平台用于宗教仪式的龙神庙和塔卡伊纳莫瓦卡。

从废墟中辨认旧时的奇穆王宫

王宫代表奇穆的权力巅峰，是等级制度和礼制在建筑方面的反映。每座王宫面积在67300平方米至212000平方米之间，呈长方形，内有王室居住区、王国行政中心、仓库、神庙和王陵等。其内部布局严谨，金银装饰门厅，浮雕精美，色彩华丽，工艺品琳琅满目。

一如印加帝国王室的继承传统，奇穆王国后期，统治者实行分割继承制。奇穆领主驾崩后，新任领主将修建新王宫，其余家庭成员继承前领主的王宫，同时继承一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

王宫主人多不可考，遂以考古学家来命名，于是，曾对秘鲁考古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们纷纷“拥有”了自己的专属王宫。恰瓦克（Chayhuac）、乌勒（Uhle）和迷宫（Laberinto）、特略（Tello）建成于奇穆早期，斯夸尔（Squier）和大奇穆（Gran Chimu）建成于奇穆中期，其余四座王宫修建于晚期，分别是贝拉尔德（Velarde）、班德利尔（Bandelier）、楚迪（Tschudi）和里韦罗（Rivero）。里韦罗王宫属于末代领主闵阐卡曼，是其中规模最小者，最大的王宫大奇穆有其两倍规模，可能在南辛品科时所建。据考古学家估算，仅修建大奇穆，就需要500个劳力花费600万工时，持续数年才能完成，可见王室对王国的控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参观奇穆王宫时，头脑中不免浮现出故宫的情形。尽管中国明朝和奇穆文化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但作为同时期的王宫，它们都代表最高等级的“礼容”。故宫屡经战乱，幸而得以保全，依然显露出雍容华贵的皇家气度。而参观凋敝破败的昌昌古城遗址，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需要想象黄土墙体上有鲜亮的色彩和丰富的浮雕，想象门厅和廊道上闪烁着黄金、白银的光芒，想象壁龛中精美艺术品的魅力。尽管如此，昌昌古城仍有许多值得观瞻之处。将两处王宫略作比较，还是饶有趣味的，二者布局有相通之处，也有巨大差异。

楚迪王宫是目前唯一可供参观的王宫，以瑞士学者约翰·雅各布·冯·楚迪命名，又名“中央房间”（Nik An）。学者们采用奇穆古方，用蒸馏水和仙人掌汁液作为黏合剂，将这座王宫部分修复，使我们的想象力有了驰骋的基础。

楚迪王宫被巨大而厚实的土砖墙壁包围，墙体高9米，局部高12米，下宽上窄，从下部5米往上逐渐收缩至1米。所用土砖并非类似熟砖的长方形砖块，而是酷似大面包的大块土砖，或许这样能缩短建筑工期。高大的外墙庄严肃穆，凸显王家气派，令人肃然起敬。厚重坚固的墙体可以抵御频发的地震，也可以防御来犯之敌，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如许城墙，即使久经沙场的将军也会束手无策。

我享受漫步于历史中的感觉。在我看来，建筑富有情感，宏伟的建筑令人豪气勃发，残垣断壁更能激发探微寻幽的欲望，在沉静不语中，更能让人产生遐想。昌昌古城集宏伟与残破于一体，令我的心情起起伏伏，在叹服和惋惜之间来回转换，而又使我产生透过残缺的表面去寻找谜底的渴望。我走进楚迪王宫，穿行每一条小巷，巡查每一间房屋，用目光摩挲每一块古老的浮雕。

王宫唯一出入口位于北墙。不同于故宫以高大的午门作为入口，气势恢宏，楚迪王宫入口至为朴实，宽约2米，比较狭窄，与高大坚厚的城墙形成鲜明对比。但在奇穆时期，这座王宫大门以金银包裹，熠熠闪光。

楚迪王宫坐南朝北，以接受来自北方的日照，因其临近大海，雾气重重，故西南方墙体最为高大，以阻挡来自海岸的湿冷空气。而故宫建筑群坐北朝南，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上以南为尊的寓意，也可以更好采光，并避开来自西北的寒风。昌昌北向，故宫南向，两者分处南北半球，看似相反，实则同理。

楚迪王宫整体布局严谨，房屋均呈北南走向，大致分为北、中、南三区，北区是官员们的办公场所，中区则是王室住所，南区为仆役劳作区域，每个区域的墙壁颜色都不相同。为确保各区域间的界限，王宫内有窄而长的走廊通向不同分区，道路复杂，如同迷宫。

穿过大门，正对面是另一堵高大厚实的墙壁，左右两侧有狭长的通道。处身于逼仄的空间，顿有压抑之感，想来初入王宫者，如果无人引领，定会不知所措。左侧通道向东延伸百余米，尽头右转，又是数百米甬道，直接通向南区，而不能进入北区和中区。

沿通道向右步行十余米，左侧有狭窄小门，即是北区入口。穿门而入，豁然开朗，立即置身于一座广场内，其长75米，宽65米，中央有七八米见方的平台，高约50厘米。正南方有一道斜坡，通向高约1.5米的平台，平台上有大门通向行政办公区。环绕中央仪式广场的墙体厚4米，墙体底部有连续的海洋动物浮雕，形同海狮或水獭，或它们杂交而生的后代——我们姑且称之为海狮吧。海狮浮雕之上的主墙面布满不间断的水平线条，代表海洋。数百年前，墙壁上曾涂抹着鲜亮的色彩。广场东北角，有一道小门，门后有可以穿行而过的小厅，大约是驻守卫兵之所，其后连接狭长的甬道，向东再折而向南，可以通向中区，而无须经过北区。

广场规格很高，用于举行盛大仪式，恰如穿过太和门，进入太和殿前广场的布局。遥想奇穆时期，身着盛装的领主和高级祭司们站立在南侧平台上，贵族、行政官员和乐师们从王宫大门鱼贯而入，整个广场人头攒动。祭祀仪式当是在中央平台进行，或杀牲，或献奇恰酒，或焚烧古柯叶，各色服饰争奇斗艳，乐声大作，整个广场一片欢腾，热闹非凡。

一只国宝级印加无毛犬懒洋洋地徜徉在广场一角，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的祖先一定出席过奇穆王们组织的盛大典礼，不知道可曾给它遗传一点古老的记忆？

而今风云散尽，历史大戏的主角们已经身影杳然，喧嚣声也归于沉静，只余下空荡荡的庭院，萧条寂寥，默默地倾听着后来者的足音。

南边大门两侧浮雕，各装饰着三只海狮和六只鹈鹕，如对联一般。穿过大门，经过一段被称为“鱼鸟走廊”的墙体。墙面最底部有连续的鹈鹕图案，鹈鹕原本着黑黄两色。墙面大背景是满墙的水平线条，中部有连续的宗教符号安第斯十字“查卡纳”（Chakana），它代表三界，鱼在十字内首尾衔接，似在波浪中游动。

楚迪王宫内充斥着大量海洋环境的浮雕，鹈鹕、海狮、鱼类和渔网。在乌勒王宫，有一幅浮雕描绘了潜水画面，一人在芦苇船上划桨，船下有拴在绳子上的潜水者，还有一些螺旋形的物体代表贝类。这一切都表明，水，特别是大海在奇穆文化中的重要性。浮雕有时写实，有时却很抽象。

一个下沉庭院构成觐见大厅区域的前庭，经主广场和鱼鸟走廊进入办公区域的人员在此分流，庭院墙面装饰着连续的菱形浮雕，代表渔网，原为白色。

办公区墙体原高三米，但破损严重，大部分只余半截墙壁，残存大量浮雕。办公区基本由12个觐见厅和附属仓库组成，觐见厅呈U形，但面积很小，每个觐见厅周边都配备几十个小型仓库。奇穆王国的国家级行政机关即坐落于此，官员们在此忙忙碌碌，其工作内容应是管理贡赋、调配劳动力和财物再分配。

学者们曾考证过不同时期王宫的仓库面积。在开国领主塔卡伊纳莫时期，王宫及其内仓库总面积还比较小，但单体库房较大，经过领主南辛品科的扩张，王宫和仓库面积已是早期王宫的数倍，大奇穆王宫的仓库为最大者，后期王宫和仓库面积再度缩小。学者们猜测，随着奇穆王国走上扩张之路，贡赋增多，对仓库的需求大大提高，王宫作为财富分配中心，规模越来越大，但随着行政管理水平提高，贡赋进入王宫前就已完成二次分配，只有高价值的贡赋才会进入王宫仓库，反而不再需要更多仓储空间了。

整个北区功能大抵相当于故宫的外朝部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朝廷六部及附属仓库。

北区有门可以进入中区，也需经过长长的甬道，令人联想到故宫后宫宫墙间狭长的通道，私密性很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区坐落着王室成员住所、5处觐见厅及附属仓库、步入式水井和领主陵墓。

中区觐见厅应相当于故宫内廷的乾清宫——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常朝。而楚迪王宫中区的仓库，可能储藏着价值最高的贡赋，或许相当于故宫内务府的库房。领主逐渐被神化，越来越脱离行政事务，到昌昌古城最后一座王宫——里韦罗王宫时期，中区已不再设觐见厅和仓库，两者全部移到了北区，此时的领主闵阐卡曼大约像神一样被顶礼膜拜了。难不成，那时的昌昌领主已经像万历皇帝一样，身居内宫，终生不踏出宫门半步了吗？

故宫主体建筑在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上，分为前后两部分——外朝与内廷，系援引《周礼》前朝后寝制度而设计。奇穆王宫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种布局。

越进入王室居住区，装饰越趋于简洁。王宫建筑群中的对外部分装饰精美，意图令来访者感受其奢华而心生敬畏，而访客通常不会进入内廷，也就不需要复杂的装饰了。奇穆统治者们热衷于从被征服地区收集艺术品，陈列在王宫的壁龛里。统治者逝世后，陪葬品相当丰厚。

步入式水井是王宫成员的饮用水源，也是举行水崇拜和丰产崇拜仪式的场所，如今遍生水草，鱼儿自由游动。奇穆人在水池南侧修建了巨大的平台，以举行仪式。由于昌昌古城地势抬高，水井需要深挖至15米才可见水。

中区的丧葬平台是整个王宫最神圣的部分。班德利尔王宫之后的每个王宫，都拥有巨大的T形墓葬平台。领主木乃伊被安置于此，其墓穴呈T形；周边还有44个墓穴。领主逝世后，王后和嫔妃会被毒死，王后的心脏将被取出作为祭品，王后、嫔妃和一些官员及大量金银器物、精美织物和木雕等作为陪葬，陪伴他走向来生。在瓦卡阿维斯帕斯（Huaca Avispas）丧葬平台，曾发现有93位女性的遗骸，其中2/3死亡年龄在17—24岁。1532年西班牙人入侵后，甚或在印加人攻占时，昌昌古城大部分丧葬平台就遭到了破坏。女性陪葬令人唏嘘，令我联想到大明王朝，明朝从太祖朱元璋始，即有嫔妃和宫女们陪葬，直到英宗去世时，这种戕害女性的残酷制度才被取缔。而在印度，印度人将在丈夫葬礼上投入火中殉夫的女性神圣化，称之为萨蒂（Sati）——湿婆大神之妻雪山神女的前世萨蒂为爱而自焚。萨蒂制荼毒妇女数千年，直到20世纪才被废除。我们不必对古人求全责备，毕竟，或缓慢或迅疾，社会观念总是在不断进步。

南区有一片规模不大、规格较低的居住区，供宫廷服务人员居住。北区西侧还有侧翼，是工匠们的住所和操作间。

故宫整体呈中轴线对称，结构方正，气势雄浑，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严肃和井井有条。奇穆王宫规划布局虽完全不同，但内廷外朝，分区严格，各区域间通过特有的通道相连接，布局严谨，色彩靓丽，装饰精美，门庭为金银所包裹，达成规划、建筑和装饰艺术上的和谐，堪称前哥伦布时期王宫建筑的典范。

而今，昔日屋宇已尽化为断碣残碑，付与苍烟落照。历史即是如此，城墙会破败，辉煌会被沙尘掩盖。我们所见，皆是时间的痕迹。

对昌昌古城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奇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王宫的巨大规模显示出精英阶层对劳动力的控制，空间布局则表明等级差异，巨大的存储空间体现出很高的财富集中程度。

让我们的视线离开高高在上的奇穆领主，去巡视一下王宫外的世界。奇穆贵族和行政官员宅邸同样用土砖建造，但规格较小，如同小型王宫，有一些不规则的觐见厅、储藏室和步入式水井，但没有丧葬平台。随着奇穆王国的扩张，贵族宅邸中的储藏室面积也大幅增加。

平民则居住在小而不规则的房屋中，房屋用泥土黏合建造，既没有会见厅，也没有储藏室。大约25000间独立房屋内居住着城市中大部分人口。

城墙高高耸立，将王室贵族与布衣黔首截然分开，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想见，在昌昌古城极盛时期，穿行于王宫和贵族宅邸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巷道，手工艺人和农民会感到自己多么的卑微和低下。而关于他们，即使通过考古挖掘，我们所能掌握的信息也是微乎其微。

历史即存在于这荒芜的宫殿，存在于这沉寂的遗迹，我们穿梭其间，像是在与过去进行永无止境的交谈，我们透过时间的尘埃，去寻找历史的真相。

奇穆宗教和人祭

我被大型瓦卡所吸引，遂来到彩虹神庙。神庙原有靓丽的色彩，但经雨水侵刷，只残余斑斑黄色痕迹。神庙外围有2米厚的围墙，墙体上有大量精美而怪异的浮雕，其主题画面是四道彩虹，又像一只双头“龙”，身体呈半圆形，向外散发着光芒，故得名。安第斯文明中没有“龙”的形象，这个彩虹图案与殷商甲骨文中的“虹”字却有几分相似之处。彩虹通常代表雨水，雨水带来生命，这座彩虹神庙应是用于祈求降雨和丰收。神庙高7.5米，双层，顶部平台可用于宗教仪式，也出土了人的骸骨。

就在这遍地黄土中，我鬼使神差地摔了个跟头，直接跌落于尘埃。在众多游客关切的目光中，我很尴尬地爬了起来，自嘲说是给诸神的跪拜，引来一阵大笑。

不同于莫切或印加，奇穆人认为月亮比太阳更加强大，将月亮崇拜置于崇高的地位。对处于沙漠地带的奇穆人来说，太阳带来炎热，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而月亮出现于夜间，凉爽随之而来；月亮与潮水关系密切，它控制着天气变化，护佑妇女生育和农作物生长。印加人来自凉爽的安第斯高原，迫切需要太阳的庇护，以太阳神为至高无上神也是顺理成章的。

昌昌在奇穆语中意为“太阳、太阳”，其含义可能是伟大的太阳，也有学者认为其意为“月亮的房间”，表明月亮在奇穆王国是最重要的神祇。既然月亮是奇穆的最高神祇，那么将都城命名为月亮神的圣所应该更有说服力。

奇穆人向月亮神奉献动物，甚至在孩子满五岁时，将孩子放在染色的棉花上，与水果和奇恰酒一起向月亮神献祭，他们相信，经过祭祀仪式，孩子会得到月亮神的保佑。

除了月亮神，奇穆人还崇拜火星神诺尔（Nor）、大地神吉萨（Ghisa）、太阳神希昂（Jiang）和海神尼（Ni）。人们向海神奉献赭色玉米粉以避攘旱灾，并祈求渔业丰收。奇穆人认为猎户星座是月亮的使者，昴宿星团可用来计算年份并管理农作物生长。

在安第斯文化中，形状独特、色泽鲜艳的海菊蛤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有着独特的政治、宗教和经济价值，通常被视作精英阶层地位的象征和神权的象征。这种珍贵的贝类来自厄瓜多尔温暖的海域，由经验丰富的潜水者潜入50米深的海底，从岩石上采集。其用法多种多样，可以完整使用，也可以做成碎片甚至碾磨成粉使用。在重要仪式上，名为芳加希格德（Fonga Sigde）的官员在奇穆王即将经过的地面洒上海菊蛤粉，如同红地毯，以示奇穆王的权威和财富。奇穆人使用海菊蛤制作工艺品，雕刻复杂的装饰品，作为贵族们的饰品或建筑装饰。它们也经常作为陪葬品，置于贵族墓中。海菊蛤代表着神权和超自然世界，其血红的颜色象征着死亡、献祭和放血，其独特的形状象征着女性的生殖器官，因此被称为“海洋的女儿”，并由此衍生出富饶和多产的寓意，被作为祭品用于与水和土地肥力有关的祭祀仪式，以促进土地高产；在干旱时期，海菊蛤也被放置于水井或泉水中以祈求天降甘霖。海菊蛤因其毒性，常被用作致幻剂，被认为是沟通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的桥梁。

奇穆人将莫切的人祭传统进一步发扬。1997年，考古学家在蓬塔德洛沃斯（Punta de Lobos）海滩发现200具骸骨，他们被蒙住双眼，双手反剪，双脚捆绑，喉咙被割断。这些蒙难者是这个地区的渔民，大约1350年，奇穆人征服这一富饶的海岸后，将这些渔民作为人牲奉献给海神。2018年4月，特鲁希略万查科村出土了140具6—15岁儿童的遗骸，他们与200多头美洲驼一起被作为祭品。他们头部点着朱砂，胸骨都有伤口，肋骨断裂，可能被取出了心脏。同年6月，附近的帕姆帕拉科鲁兹（Pampa la Cruz）又发掘出56具骸骨。2019年8月，又有227具儿童骸骨被发现，年龄4—14岁。人类学家哈根·克劳斯推断，1400—1450年，秘鲁沿海经历了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暴雨和洪水，奇穆人以纯洁的儿童献祭，试图抚平神灵的愤怒。据《国家地理》杂志分析，这是全球“截至目前发现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祭”。

如果站在古人角度，分析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虽不能以平常心视之，但也可以理解人祭存在的逻辑，理解其中蕴涵的历史合理性，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奇穆社会中蔓延的绝望和恐惧。尽管如此，我也不忍去想象那残酷的场景。

起始于卡拉尔-苏佩的人祭，似乎总是在每一个休止符后，很快进入下一个小节。

甚至到了1932年，昌昌古城还在经历可怕的喋血事件，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秘鲁政府在此屠杀了5000名阿普拉党人。纷乱的脚步踩踏着荒凉的废墟，尖利的枪声刺破了亘古的宁静，不绝的鲜血和着黄土成为一片片泥污，又板结硬化，卑微的尸体杂乱横陈。这何尝不是一次惨绝人寰的“人祭”？

奇穆人的日常生活

通过考古发掘，奇穆文化的更多社会生活信息呈现在我们面前，古文化在我们面前不再是纯粹的政治和宗教，古人也不再那么冰冷，逐渐变得有血有肉，变得鲜活起来，变得烟火味儿十足，似乎触手可及。

奇穆王国通过大规模的河道系统灌溉沙漠中的农田，他们种植玉米、南瓜、辣椒、豆类、木瓜、番荔枝、路枯马桃榄等。沿海居住区则依赖海洋资源，渔民用木材建造大船，用芦苇编织小船，出海捕鱼，采集虾蟹、贝类和海藻。随着农业发展，居住区向内陆扩展，美洲驼则成为重要的肉食。

奇穆人与安第斯山区居民交换土豆、羊毛、兽皮、肉类和其他物品，与热带丛林居民交换古柯叶、木材和热带鸟类的羽毛，与厄瓜多尔海岸的居民交换海菊蛤。在昌昌古城中有两处商队运输站，数百人在城市和运输站之间用美洲驼运送货品。

奇穆人将被征服地区的匠人们召集到昌昌，根据专长将他们组织起来，禁止他们改变职业。晚期昌昌居住着约12000名手工匠人。奇穆王国时期的工艺品数量巨大，被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奇穆陶器通常是纯净闪亮的黑色，极有特点。奇穆早期陶器与莫切文化非常接近，充满现实主义风格。他们使用模具制作陶器，雕塑通常比较小，但图案细节丰富，常塑造动物和水果等图案，也不乏人物形象。其陶器或是日常家用，或作为葬礼上的祭品，祭品的品质和美观度远远高于家用器皿。

奇穆晚期，金属工艺发展迅速，颇为精美，工匠们加工金、银、铜、青铜和铜金合金，细节繁复。工匠们也制作木雕，编织芦苇席，用宝石和贝类制作工艺品，也擅长用彩色羽毛装饰织物。女人们则用美洲驼、羊驼和骆马的毛及棉花纺织。考古学家们在昌昌古城遗址发现了20个木雕和一些工艺品，如金耳塞、饰有羽毛的短袍、嵌有贝壳的吊坠、木制或黄金制作的葬礼场景模型以及精细的棉织品。

1470年，印加人征服奇穆王国后，昌昌很快衰落。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来到昌昌，此时整个城市基本处于废弃状态，墙体上还遗弃有贵重金属。受此诱惑，西班牙人在昌昌古城拆房毁屋，钻孔挖洞，搜寻有价值的财物，使整个古城损毁严重，最终只残余黏土建筑，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参照当时从昌昌古城掠夺的物品清单，西班牙人掠夺了总价值大约80000金比索的金银，其中就有一座覆盖银板的门厅。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艺术品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是无价之宝。

西班牙编年史家 根据人们口述，记录了奇穆王国的历史。经过数世纪的遗弃和掠夺，昌昌古城终于迎来了考古发掘。曾经的辉煌难以恢复，但经考古学家们三十年的修复，一座王宫终于有了大致模样，可以迎接游客了。

1986年，昌昌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被列入濒危红色名单。日益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雨水不断冲刷着古城。破坏和修复在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