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路

我1930年11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在日本人办的一所学校当勤杂工，扫地打杂，还挨过打，像佣人一样，没有一点地位。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为人洗衣缝补，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我兄弟姊妹五个，大哥和三哥，还有两个妹妹，二哥很小就去世了。我们全家主要就是靠父亲的收入维持生活，当时家里的日子真的是过得很苦，家中常年吃玉米粥，洋芋红薯，有时一天只吃两顿，记忆中大人小孩没穿过新衣，两个兄长都没上过中学，过早挑起了生活重担。我的学历在家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了，但也只读到初中二年级，读了好几个学校，哪里便宜就到哪里去读，上学要跑七八里路。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16岁了，在国民党民航的飞机场当小工，是通过熟人关系顶别人的姓名进去的。我干的活是从飞机上放汽油下来，拿棉纱蘸上汽油擦飞机。机场在黄浦江边上，冷天寒风一吹，浑身冷得发抖，手很干燥，又沾满汽油污垢，干裂的时候鲜血长流。干了一年多，我被开除了。那时，我家在现在的交通大学附近，离飞机场有十多里路。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晚了，来不及吃饭，空着肚子走到机场。上班的时候感到肚子特别饿，就提前了一点时间去吃午饭，被一个美国工头发现了，一查有我顶替的名字在花名册上面，就被开除了，和我一起被开除的还有好几个人。

被开除后，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民众夜校读书，读的是成人班。那时逐步受到了地下党的影响，我夜校的老师叫牟汉祥，是上海交大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这是后来知道的，当时他没有告诉我。另外还有好几个地下党员，对我都很好，非常相信我。

我在夜校一方面发愤读书，以弥补失去的求学机会，另一方面接受了党的教育，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我爱看书，有点津贴，就买一点进步书籍，进步的书只能悄悄地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看了两遍，书中最出名的一段话，我现在还能背下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段话对我的一生影响太深了，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当一个人有了明确的人生目的和了解了自身价值后，就会不惜一切地去追求，去拼搏，我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是这样做的。尽管白天累得精疲力竭，可到了夜校，我总感到心里踏实，浑身是劲。我的大哥曾对我说：你整天跟共产党跑什么呀？我很反感他的说法，我说没有饭吃，不跟共产党跟谁啊！

在交大读夜校期间，我还贴过小标语，就是把写好的革命小标语刷好糨糊，悄悄地往电线杆上一贴，贴完就跑；还为难民募捐，担任过小先生，我写过一篇题目为《失业的痛苦》的文章，经过牟汉祥老师的修改，发表在进步报刊《时代日报》上；我还转送过地下党员去解放区。而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充满生机、团结战斗的山那边，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我炽热的心，召唤我去参加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

1948年11月18日，当淮海战役激烈进行时，我怀着不虚度年华，献身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决心，为父母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第一次穿上母亲缝制的面新里旧的长棉袍，带上偷偷做苦力积攒的30多元金圆券，经地下党介绍去苏北解放区。记得当时去的有四个人，我们是从上海16铺大码头乘小火轮出发的，第二天到达南通，满城都能看到国民党的兵。我们在地下党交通站同志的护送下，出了南通城到达郊外的紫东乡，终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闯过了敌人最后的一道封锁线，在黎明时分抵达解放区。看见解放军穿着军装，好威武！解放军请大家吃饭，吃的大鲤鱼，红烧肉用盆子装，后来才知道这个盆子洗脸、洗脚、洗澡都是它，大家吃得很高兴，当时那种激动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为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大家改了姓名，我将原名卞锦意改为孙路，跟我母亲姓。

到了解放区后我被分配到华中大学一部一队，学习的第一个科目是毛主席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比较系统地接受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时生活很艰苦，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学习不足五个月，我们提前毕业，我编入三野28军82师政治部，要随大军渡江打回长江南，转到苏南及杭嘉湖地区。解放军打过长江，那时我们在江边上，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得很精彩。要打过长江去了，我们很兴奋，只见万炮齐发，半边天都映红了，解放军渡江了。4月22日渡过长江。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接收国民党政府机构人员，管理俘虏。组织上派给我一个班，管理一两百个俘虏，当时我连枪都不会打，但没有一个俘虏跑掉。

到苏州参加西南服务团是1949年7月份的事情，当时我在苏州青年干校读书。82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周科长，曾经两次找我谈话，叫我留下来，留在苏州，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留在苏州好啊！我没答应。抱着一颗火热赤诚的心，坚决要求参加西南服务团！我说，我要去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大西南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

我是在苏州青年干校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我在苏州青年干校学习期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介绍人是费少康。

我妈妈是家庭妇女，是一个童养媳，她到苏州来看我，不支持我去大西南，哭哭啼啼的，要我回上海。中队长林振礼拿钱买车票才把她送回去了。我爱人的妹妹也曾到我家来闹过，她说是我把她的姐姐弄到解放区去了，来要人。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在送走我妈妈时，我对她说，我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了，到最平等的地方去了，到有希望的地方去了。你们要放心，我会把自己保护好的。

后来我们与在无锡参团的同志一起编入了西南服务团苏南区团。在无锡经过短期的整训后又到南京集训。在南京集训的时候，二野政委邓小平给我们作了一个题目叫《论老实》的报告，要我们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时，一万多人的会场上，只能够远远地看见首长，他讲的是四川话。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共产党人要勇敢，要为人民牺牲，要解放大西南，大家过好日子，只有跟着党才能干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