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

其实，说到历史学面向公众的社会服务功能并非时至今日方才显现，而早已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历史学界为解决传统史学博士培养过多而高校教职不足的问题，拓宽历史学专业研究生的就业渠道，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学发展方向“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国内另有“公众史学”、“大众史学”等不同汉译名），[18]并在美国高校开始普遍设立公共史学类的研究生项目，其培养目的是将“史学知识和史学技能运用于学术界以外的场所中”，包括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大众媒体、各民间历史学会或组织以及博物馆等“公共领域”，强调“史学必须为公众事业服务，历史学家应该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中发出有分量的声音，而不是关起门来躲进象牙塔，自说自话，与现实隔绝”，这是公共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19]可见公共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在建立之初即已充分意识到了历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功能与应用价值。后来这一理念也逐渐传入国内，史学界反应热烈。特别是近二十年多来，中国公共史学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果，尽管不同学者对于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的定义理解可能有所出入，但其核心要义是使历史学服务于社会、满足公众需求，[20]注重史学与人民的关系，[21]并且已注意到互联网新媒体对历史知识传播的影响。[22]那么，本文所论述的“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与当前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公共史学”之间是何关系呢？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与如今国内正蓬勃发展的“公共史学”确有相交叉的共同旨趣。例如，它们都强调历史学面向公众的社会服务功能，主张以多样化、跨学科的形式普及历史知识，包括新媒体技术的运用等。不过，这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并不是一码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差异。

其一，学科定位。中国公共史学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为一门具有明确史学形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包含通俗史学、口述史学、影像史学、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数字公共史学等门类。[23]在历史学体系中，公共史学属于二级学科“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有着固定的学科定位和专业面向。然“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是基于当今的时代环境与历史学发展特征而提出来的一个开放性概念，不具有学科形态和固定内涵，也不以学科化、体系化为目标，而是希望在新媒体时代更好地发挥历史学面向公众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起历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将这一理念内化为所有历史学者的自觉意识，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积极参与历史文化知识普及与历史学思维方式传播的行动之中。因此，它更倾向于一种理念的培植与滋养，而非追求体系框架的完备性。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可激发专家学者以及不同从业者对历史学知识普及、应用与转化的讨论，深化内涵，扩展外延，进而丰富这一概念。

其二，知识服务内容。公共史学自其创立之初起一直强调的是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与属性，侧重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应用，开发各种文化产品。在这一思路的主导下，公共史学所讲求的历史知识普及与通俗历史写作往往只是一种单纯的知识输出。然而如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亟需传输给社会公众的其实还有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就曾表示普通民众对历史学者构成的挑战来自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民众常会将从小说、戏曲、影视剧中得知的故事当成真实的历史（比如杨家将），历史学者先要向民众说明那些故事并非历史，然后再解释所谓历史真实是多侧面的，可能永远无法抵达；民众对于历史的错综复杂性也缺乏了解，常会被一些简单粗暴的标签式论断所误导（比如说“宋朝是最腐败的？”），所以“我们要传播的，不仅是简单的故事，还有历史观念”。[24]这里说到的两个挑战归根结底就是应该如何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其关键就是要传递一种历史学的思维方式，讲清历史本身的逻辑和道理。而“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服务内容，除了一般的历史文化知识普及之外，还特别强调要传播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包括综合分析的理性思维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民众更好地理解历史，而且还能将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现实问题的分析之中，提高国民的整体人文素养。

其三，新媒体传播方式。公共史学亦注重新传播媒介在历史知识普及中的运用，如其中的影像史学是指借助图画、视频、动画等可视影像再现历史、传播历史知识的实践及相关理论研究，涉及舞台剧、影视剧、纪录片的创作；数字史学是利用大数据采集、人工智能、VR/AR虚拟等新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应用于历史教育之中。不过，从目前公共史学的学科框架来看，其所涉及到的新媒体应用仍比较有限，并未涵盖所有的新兴传播方式。而“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则更强调环境变化与技术进步对知识传播方式的影响，要求与时俱进，及时掌握一切有助于发挥历史学社会服务功能的途径，进一步探索贴近民众生活的知识转化新形式。且对所谓“新媒体”的理解也更为灵活、宽泛和多元，除各种互联网传播渠道外，还可包括历史题材的电子游戏、[25]桌游、剧本杀、游学项目等具有广泛公众参与度的新的媒介形态，甚至亦可涵盖传统媒体的新式营销和运作等融媒体形式。

其四，史学与公众的关系。公共史学自其诞生之初就明确以历史学面向社会的知识普及与应用为目标，大体是一种单向的知识输出。然“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不仅输出历史知识，而且还注重社会公众对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反馈和启迪，两者是双向互动、互利、互惠的关系。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乃至对专家学者的论断提出质疑和挑战，都有可能促使历史学家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做出更深入的研究。普罗大众对历史文化的强烈社会需求，迫使历史专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发生转变，在培养专业的历史学者和教师之外，还要着力培育从事历史文化普及与史学应用工作的职业人才。因此，“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最终是要通过社会服务促进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这与公共史学一味“致用”的目标截然不同。

其五，教学对象。公共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中，它也是作为历史学专业的一门课程，其教学对象是历史专业的学生，讲授内容以公共史学的理论总结为主，属于专业教育。[26]“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虽然是基于历史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而提出的，但如将其引入教学之中，它的授课对象既可以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也可包括其他非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作为一种通识教育，体现出两面性，而且可能对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在新媒体时代，整个社会的知识获取与传播渠道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高校教学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已非给学生灌输历史知识，而是要让非专业学生掌握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具备冷静客观的理性分析和洞察是非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正是“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此外，“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教学也没有定式的理论教条，其内容具有开放性和即时性，可根据最新的传媒事件解析案例，引发思考，授课形式也更为灵活。

鉴于以上区别，我们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这一概念与既有的“公共史学”并不冲突，两者互有异同，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和应用价值。不过，它们的确存在某些共同旨趣，且“公共史学”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亦是“一种开放的观念意识”，可以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吸纳新的元素，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所以或许将来“公共史学”会吸收“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所倡导的理念，从而使两者趋同，但至少在现阶段，很有必要单独提出“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概念，以引起历史学者乃至全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