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公众的博物馆

艺术从个人走向公众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兴起。博物馆是藏有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艺术珍品最多的地方，通过向公众开放，实现了艺术普及与教育的职能。

我们不难发现，诸多博物馆藏品来自过去的皇家收藏，例如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美术馆、俄罗斯的冬宫美术馆等机构中的藏品。以故宫博物院为例，这里曾经是明清两代数十位皇帝的私人宫殿，如今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皇家收藏的各种字画、器皿，以及皇亲贵胄使用的日用器物、服饰都成了普通人可以参观的展品。“目光也是一种占有。”虽然大众无法真正拥有这些“物品”，但可以通过观看、拍摄来“拥有”它们。

由古老皇宫演变而来的博物馆为了吸引观众，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会致力于研究型展览。具有特定主题的展览在展示精美艺术品的同时，更向观众展示了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眼光、角度和成果。例如，2018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展览“伪好物——16至18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即是对“仿画”研究的展示。苏州在明清时期是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书画造假中心。民间绘画高手以制作假画为业，统称“苏州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展览对明末清初的“古物热”和假画特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如为了迎合民众喜好而将仇英的画与文徵明的题诗合璧。展览还向观众展示了原作与仿作的对比。这样的展览是典型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展览，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具有教育性质的展览。而另一种博物馆则是“自下而上”建立的，是社区、本地居民发现自我文化基因，完善自我文化认同的公共考古学的展现。例如，广州的东濠涌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水专题博物馆，里面的展览是由对沿河居住和生活在水上的人、商户等边缘人口的记录为基础的研究构成的。展览展示了该地区的河涌历史文化、居民生活变迁、污染与治理的过程。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的皇宫被收归国有。4年后，卢浮宫向公众开放成为博物馆。英国的阿什莫根博物馆、德国的日耳曼博物馆等都是最早向公众普及文化的公共教育机构。如何更好地将博物馆与民众进行联系是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方向，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做法堪称经典。与由国家机构主持的传统博物馆的严肃风格不同，蓬皮杜以万花筒般的多元开放理念来经营艺术机构。它高技派的建筑风格独树一帜，打破了古典建筑刻板的形象。蓬皮杜艺术中心将休闲、娱乐功能融入美术馆体系，咖啡馆、餐厅、购物场所都出现在了蓬皮杜艺术中心中。这座新的艺术中心是法国“五月革命”后，新政府迎合民众对更民主、自由的社会诉求而建造的。（图1-13）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比奥伯格效应》一书中提出，蓬皮杜模糊了文化艺术中心、工厂、超市之间的差异，颠倒了建筑的内外界限，将博物馆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属性完全改变了。人们进入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对艺术进行沉思，与进入大型购物中心没有了区别。蓬皮杜的建筑和展览空间设置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理念，开放的、无法明确界限的空间更像一个可以供人们自由填充的框架而非现成的“完成品”。无论如何，这个以热爱艺术的法国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受到了民众极大的喜爱，至今仍然吸引大批参观者造访，而它玩世不恭、开放自由的艺术展览策略也为各种先锋艺术家们提供了舞台。2019年，蓬皮杜艺术中心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设为期5年的临时展馆，计划举办20场左右的展览，希望将当代艺术更好地介绍给中国民众。蓬皮杜艺术中心成为普通人聚会、休闲的场所，无疑是将艺术融入生活的成功案例，即便人们未必是以“艺术思考”为目的来到这里，但身在其中，被各种艺术作品包围，自然会耳濡目染。

图1-13　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除了场馆建筑空间和设施的开放性吸引公众，博物馆开展的许多艺术项目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就常年开展丰富的公共教育项目来吸引民众，包括讲座与事件、实习课程、团体参观、儿童和家庭、少年项目、12年级以下教师项目、社区组织项目、国际项目等。每个项目下又有进一步的细分，如“儿童与家庭”项目下又包含家庭展室谈话、家庭参观、工作坊等。这些明确细分的活动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艺术。从这个层面来说，博物馆已经不是单纯放置艺术品的空间，它更像一个社会公益部门。观众在其中不只是被动地观看，丰富的活动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有效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博物馆空间正符合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对“公共空间”的论述，是人们可以建立有效交流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