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00:04 艾迪

布考斯基带着我穿过一条由更多沾满尼古丁的瓷砖围成的走廊。我听到后方有个警察高声叫下一组律师去接受客户面试。我放慢脚步，想看看是谁来了。

西奥多·利维和一个金发孩子跟着一个高大的警察沿着走廊而来。我在中央大街的走廊中曾与他错身而过，不过从未在法庭上打过擂台。我们都是辩护律师，而且利维走的是上流路线，他服务的对象是愿意拿钞票砸他的白领罪犯。利维知道这个案子会登上头版头条，而他需要偶尔接下这类案子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让他的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六个月通常代表更多的工作，他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把时薪上调百分之二十。

我继续走，但让利维追了上来。到了走廊尽头，布考斯基右转，我们爬上两层楼。一直到两三年前，这层楼都还有四间牢房，后来纽约市警局把旧的单人牢房打通，腾出空间拿来办公。原本装在牢房上的那些300公斤重的铁门都被拆掉了，然后就不知去向。到底是被警察还是承包商顺走了，这谁知道呢？总之有人靠卖废铁捞了一笔，而钱绝对没交给市政府。现在，除了警探们有额外的办公空间之外，还多了一排新盖的审讯室。

只有两间有人，门板中央的白板上有纪录。白板上方是整扇门上唯一的窥视窗。我忍住往里偷瞄我的客户的冲动，等着利维走过来。

“艾迪·弗林对吧？我是西奥多·利维。”他边说边伸出手。

我们握了手。利维将两根拇指塞进裤头，把裤子提上去盖住肚子。他的黑发剪成平头，戴了副粗黑框眼镜，镜片后的大眼睛热切地扫视我的全身，从头到脚，好像他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要帮我目测棺材的尺寸。

“幸会。”我说。

“今天是便服日吗？”他问。

“我在提审之前会换衣服的。我的客户雇我不是因为我的穿着。”

“幸好如此。所以说你分到了妹妹？”他说，“祝你好运了。”

“我需要好运吗？听起来你似乎知道什么内幕啊。其实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曼哈顿半数的刑事律师都要争取你那位小姐当客户。你愿意告诉我一下，为何大部分人只青睐姐姐吗？”

“我跟你说，索菲亚是个问题人物。认识法兰克·阿韦利诺的人都会这么说，这是常识。亚历山德拉才是他的宝贝千金，她在曼哈顿是代表性的公众人物，在这案子里稳操胜券。索菲亚则是家族中的害群之马。这案子只会有一种结果。我建议你跟索菲亚商量认罪协商的选项，好让大家都省点时间。”

“我还没跟索菲亚谈过，先谈谈再看会怎么样吧。”

“好吧，祝你好运。”说完，他朝高大的警察做了个手势。警察打开审讯室的门，让到一边。利维带着他的同事进去了，那个英俊的青年抱着一沓纸。我靠近了一点，好看看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

即使她坐在审讯室的桌子后面，我仍看得出她是个个子很高的年轻女子。金发是染的，不过染得很讲究。她眼眶发红，口红也淡掉了。除此之外，亚历山德拉看起来匀称而健康，肤色介于乳白和小麦色之间。就她的处境而言，她看起来还不错，表情带着某种程度的自信。这女人能够自处，也能处理他人。门打开时，我闻到尚未完全挥发的香水味。

那名高大的警察关上门，背对着门站岗。

“好了，艾迪，这位是索菲亚。”布考斯基边说边将钥匙插进门锁，打开门。

我走了进去。

索菲亚·阿韦利诺看起来个子比她姐姐矮，但没差太多。她一头黑发，与苍白的肤色形成强烈的对比。眼睛一模一样：两个女人都遗传了父亲的眼睛——眼形细窄，但眼神明亮而又热切。她的眼中没有笑意，嘴唇比姐姐的薄，鼻梁也比较细。她们看起来年龄差不多，我依稀记得法兰克的两个女儿相差不到一岁。我不确定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不过我很可能在杂志或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她们，或是其中一人。

她狐疑地望着我，却没说什么。她对面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律师，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有钱又有成就。他收拾好桌子上的文件，说：“你不雇用我是你的损失。”然后就气冲冲地走掉了。

我没管他，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年轻女子身上。

“嗨，索菲亚，我叫艾迪·弗林。我是个辩护律师。布考斯基警官说你没有律师，我想跟你稍微聊一下，看能不能帮上忙。你觉得可以吗？”

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手指开始在桌面上画出想象中的线条和圆圈。我走近一点，看到她是在用手指描摹那些凹洞和刮痕，探索桌子的材质。这是有点孩子气的紧张反应。她似乎惊觉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于是赶紧将双手收到桌面下。

我坐到她对面，刻意张开双手且微微抬高，用肢体语言的暗示鼓励她开口。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吗？”我问。

她咽了口口水，点头，说：“我爸死了，我姐杀了他。她说是我干的，但我向你发誓不是我做的。我做不出来。她是个说谎又杀了人的婊子！”

她的双手倏地抬高，又啪的一声拍在桌上，来强调“婊子”二字。

“好，我知道这么说很蠢，但我需要你保持冷静。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布考斯基警官说我应该跟律师们都谈谈，但在跟你聊过之前别随便作决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摇头，眼中充盈着泪水，那眼睛比我原本以为的要绿得多。她别开目光，吞下哭声，颈部肌肉从喉咙鼓出，吸了一大口气到肺里。她闭上眼睛，让眼泪滚落到地上，说：“对不起，我不敢相信他已经不在了，我不敢相信她对他做了什么。”

我点点头，没说话。她抬起双膝抵在胸前，抱住自己的腿，边哭边微微前后晃动。

“我很遗憾你父亲的事，真的。说实话，你现在处于最糟糕的状况下。警察盯上了你，你姐姐可能也是。你们其中一人或两人都可能面临谋杀的罪名。也许我能帮你，也许不能。我只需要确定一件事，就是你并没有杀你父亲。”我说。

听到这里，刚才一直流着眼泪听我说话的索菲亚用纸巾把脸擦干，吸了一下鼻涕，努力让自己平静一些，使自己能够好好交谈。如果她是装的，那她可太厉害了。我在桌子对面看到的不是演员，而是一名痛苦不堪的年轻女子。这是真的，这是实情。不过她的痛苦是源自父亲之死，还是恐惧自己的凶手身份可能会被揭露，抑或另有原因，还不完全明朗。

“你为什么要问我？其他律师都没问我是不是凶手。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我对所有客户都会问同样问题。如果我相信客户是清白的，我会竭尽全力为他们辩护。若是他们告诉我他们没犯罪，我通常能抓出谁在说谎，然后我们就不会再联系了。要是他们举手投降，承认自己有罪，我会帮他们在法庭上把来龙去脉讲清楚，让法官理解他们的犯案理由，判断如何给予他们适当的宽赦或减刑。我不会为想要脱罪的凶手奋战，那不是我的风格。”

她重新打量起我来，仿佛我卸下了某种伪装，她现在才看到本尊。

“我喜欢你问我，”她说，“我想要你当我的律师。我没有杀我爸，是亚历山德拉干的。”

我不慌不忙，在她说话时仔细观察她。她的眼神、口气、表情都蕴含着真诚。没有任何警告信号，没有可能代表谎言的破绽。我相信她。

该工作了。

“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说。

“当时我在位于富兰克林街的爸爸的房子里。我自己住在不远的地方，常过去看他。最近去的越来越多了，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健忘了。我去了他的房子，一开始还以为他不在家——”

“先停一下，告诉我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有钥匙，亚历山德拉也有。”

“好，抱歉打断你。你刚才说以为他不在家……”

“我进屋以后，发现他不在休息室。他通常会待在那里看电视或工作。他不在那里。我朝楼上呼喊，他没回应。我猜他可能是出门了，所以我在休息室的吧台调了杯饮料，喝完之后，才上了楼。”

“你为什么要上楼呢？”

“我听到一个声响，心想他应该在家，也许没听到我进门。我爬上二楼，而他不在那里。”

“房屋的二楼有什么？”

“三间卧室和一间健身房。他不在健身房里，我也没察看卧室。他没有理由待在那些卧室里。然后我又听到了那个声响，是从上面那层楼传来的。”

“那是什么声音？”我问。

“我不知道，很难形容。听起来像闷哼，或哀鸣之类的。也许是有人在说话。我不知道，真的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上楼去查看他的状况，他这阵子有记忆丧失的问题，让他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唉，失智症的前兆。我心想搞不好他跌倒了。我看到他躺在主卧的床上，房间里的灯没开，但我记得我当时感觉很奇怪。那画面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你的意思是？”

“在黑暗中我没办法看清楚他，但我看得到他的一只脚搁在床上，而他还穿着鞋。这很不寻常。我爸总是提醒我不要穿着靴子躺在沙发上。”

“你有把灯打开吗？”我问。

“没有。我只是走到他旁边，问他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我以为他只是小睡一下。他没回答，到那时我才看到他遭受了什么事。我扶起他的头，看到他整张脸都……”她没把话说完，停了一下，然后又说：“那时候我才惊慌失措地打了报案电话。”

“昨晚你亲眼看到你姐姐或别人攻击你父亲吗？”

“没有，我没看到。但我知道是她。她就躲在浴室里。我看到浴室门底下透出灯光，看到她的影子在里面移动，准备跳出来把我也杀了。我知道是她。我尖叫着跑出了房子。”

“你怎么知道是你姐姐杀了你父亲？”我问。

“因为她是我见过最贱的婊子，我知道就是她没错。她在全世界面前戴上一副假面具，有钱又成功，那全都是谎言。她其实是个变态。我们的妈妈让我们从小到大都很痛苦，亚历山德拉被摧残得比我更严重，她只是掩饰得比较好罢了。我告诉警察我看到她在浴室里，他们也逮捕她了。我坐在警车后座时，看到警察给她戴上了手铐。”

有人敲门。索菲亚越过我的肩膀张望时，眼中闪现出了恐惧。我站起来，看到门外有两位警探。

“索菲亚，没事，你做得很好。我先去跟他们讲一下话。”

索菲亚呼吸有点困难，眼睛瞪得很大。看得出来，她在回忆发现父亲的那一刻。我再度试着安抚她，她点点头，闭上眼睛。她的指尖又探向桌上的沟纹，开始滑动。我起身打开门，跨进走廊，将门带上。

第一位警探就是我先前看到与布考斯基吵架的身穿黄色衬衫的那位警探。他和我身高相近、体格类似，不过比我年长十岁，有一撮斑白的头发。他的搭档穿着三件式深色西装，搭配深蓝色衬衫和浅蓝色领带，年纪比我小，两侧的头发剃得很短，头顶一片厚重的头发油亮地往后梳。这两人的组合一点都不搭。

“索姆斯警探。”穿黄色衬衫的男人边说边用拇指戳自己的胸膛，然后他指着较年轻的男人说：“这是泰勒警探。”寒暄就到此为止了。

泰勒用死寂的空气填补尴尬，没有点头或微笑，就只是瞪着我。这是老派的纽约警察——律师是你的敌人。两人都没伸手，看起来都因为我的存在而憋着一肚子火。

“那你呢？”索姆斯问。

“我很开心认识二位。”我说。

“废话少说，你叫什么名字，朋友？我们准备给这名嫌疑人录口供了。”泰勒说。他说话的时候，那片油头不动如山。不论他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发胶，想必都是超强效的。他说“朋友”二字时的语气显然并不是那么的友好。

“我是艾迪·弗林。我刚跟客户见面，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尽可能客气地说。他们其实不配，但我想要大度一点。

“我们要加快进度了，时间不多了。给你5分钟，然后我们就要进去了。”索姆斯说。

“5分钟可能不太够，我的客户刚失去父亲，她现在的状况不太好。”

“医生说她没事，可以录口供。”泰勒说。

他们就像摔跤比赛中进行车轮战的队友。泰勒挥舞着一份标准的拘留报告，提供报告的是一名随时待命的医生，时不时会帮助警方检查嫌疑人，并且在一个小方框里打钩，表示根据他的医学经验，该嫌疑人适合录口供，然后他就能领到400美金的酬劳。万一日后律师声称他们可怜的客户惊吓到神志不清，或是莫名地丧失心神，以致于胡言乱语，想借此翻供，警方就有了一些后盾。这是保险，不是医疗检查。

我别开身体，背对着恶犬泰勒，直接对付握着牵绳的家伙。“索姆斯，医生有检查一下你的屁股吗？这时髦小子一有机会就把头塞进你的屁股里，一定很痛吧。”

“5分钟。”泰勒说。他从我身边经过，还刻意撞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敲开了亚历山德拉那间审讯室的门。

我没有回去找索菲亚，而是两手插进口袋，靠在墙上。

利维走了出来。索姆斯用了同样的介绍词，没有握手。利维看到我站在索姆斯后面。

“我说，你们先给索菲亚录口供怎么样？我的客户还没准备好。”利维说。

“你的意思是她还没签你的委任契约书？”索姆斯问。

“不是，她签了。她懂得分辨什么是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我需要20分钟记下她的指示。”

亚历山德拉那间审讯室的门微微敞开，利维的同事留在里面，我能听到亚历山德拉在和他说话。她在哭，并反复对那律师说：“不是我做的，是我妹妹！她完全疯了！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跟我爸一样是受害者啊！”

“利维先生，我想声明，我们只想取得初步的供词。你的客户今晚看到了什么？她做了哪些事？我们并不打算谈她父亲遗嘱的复杂问题。”索姆斯说。

“什么问题？”利维问。

索姆斯退后一步，交叉起手臂，说：“我们接到了法兰克的律师迈克·莫迪恩的电话，但现在我只能透露这些。”

我用背顶了一下墙壁站直，想打开门回到我那间审讯室。我得问问索菲亚知不知道她父亲遗嘱的事，不过我也很清楚那两个警探知道我在偷听。他们可能只是在扰乱我们——对辩护律师施加压力——让我们盲目地追着自己的尾巴跑。尽管如此，我还是得确定一下。我不认识迈克·莫迪恩，从来没听过他，这表示他大概率不是诉讼律师。既然他是法兰克的法律代理人，也许法兰克的遗嘱就是他写的。我无法肯定，但如果莫迪恩向警方透露了一些消息，代表遗嘱里一定有什么玄机。要我猜的话——遗嘱就是杀人动机。

我需要跟索菲亚谈一谈。

门被拉开一半。

然后我硬生生地刹住了脚步。

“对不起。”索菲亚说。

“天啊！快去叫医护人员！”我大叫。

索菲亚的嘴巴、脖子和胸口都沾满了血。她把手腕咬破了。她的眼珠向后翻，从椅子上瘫倒，摔在地上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