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和中国大体同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如此重大的变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雅斯贝斯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秘密，前人的解答不是所答非所问就是过于简单化了，他自己则取宁可多思考问题而不急于给答案的态度。因此，在他们以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又继续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也不可能对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当时各自的历史条件作分别的详论，而是综合地考察一下三个古文明当时共同具有的一些基本条件，并试图分析一下这些背景和人类精神觉醒的关系。

第一，铁器的使用引起了社会经济的新发展。铁器时代的开始在不同地区早晚不同。在东地中海地区开始于公元前12世纪。希腊的“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100—公元前800年）已是早期铁器时代，而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则在公元前800年以后。印度铁器时代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但铁器的广泛使用则自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开始。中国迄今经考古发现的最早铁器属于公元前6世纪，但铸铁与锻铁基本同时出现。

与铁器的使用相应的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印度，铁器的使用加速了恒河流域的伐林和垦地，铁铧犁又有利于耕泥泞的水稻田，于是农业发展，人口增多，手工业和商业相应地发展起来，城市再次（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早已消失）兴起。在《佛本生经》里，有许多关于手工业者、往来于各地之间的商队和城市的记载，姑不具述。在希腊，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来，装着油、酒、香料、药膏的精美陶器以及盔甲刀剑等被运销到东至黑海沿岸西至地中海西部许多地区，希腊经过“黑暗时代”以后，至此又兴起了很多城邦。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也是空前的。铁器、牛耕和水利灌溉带来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级的兴起和工商业兴盛的大城市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经济的面貌（《史记·货殖列传》）。

铁器的使用和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先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

第二，早期的国家通常都由部落联合而成，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的残余。在古代印度，国家本从部落发展而来。古印度国家有王国和共和国两种形式。王国称为Janapada，jana是部落的一种说法，而pada是“脚”的意思，所以二字合成的原义是“部落立足之地”。共和国称为Gana或Samgha，Gana是部落的又一种说法，而Samgha意为共同体。从这两种国家的名称可以看到它们还有浓厚的部落共同体的痕迹，实际上血缘关系在印度早期国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古代希腊，国家也由部落发展而来。如雅典国家原有4个部落，12个胞族，360个氏族；而多利亚人国家则多由3个部落组成。直到公元前5世纪以前，血缘关系在希腊各邦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在古代中国，从各级统治者到士庶人之中，都有着血缘关系的纽带存在。“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从殷代直到春秋时期，宗族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性，在甲骨文、金文及传统文献中都有资料可以为证。从理论上说，国家异于氏族部落的特征之一即为地域组织之取代血缘组织，这并没错。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早期国家中常常都是血缘与地域组织并存，处于一种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状态，这也是很自然的。

约公元前8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血缘关系在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削弱或解体的过程。在印度，由出身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情况开始发生动摇；在希腊，人的地位从起初的单由出身来定，发展到由出身加财富来定，以至在某些邦里出身和财富都不再特别强调；在中国，由出身决定贵贱的情况也有了变化。

血缘组织及其作用，曾经给人以一定的保护或依靠之资，同时又是对人的一种束缚。随着血缘关系的削弱或解体，人们一方面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失去过去曾有的天然依托，一方面又欣喜地发现自己开始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自由。于是，一个人的存在的价值，开始可以也必须由自己来决定。这对于人类的精神的觉醒来说，无疑是鞭策，也是鼓励。

第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在印度、希腊和中国都曾有小邦林立的状态，存在着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在印度，摩揭陀、㤭萨罗等邦曾长期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各邦内部情况现虽所知甚少，但从佛经故事中也可以略知社会中矛盾和斗争的存在。在希腊，斯巴达、雅典等邦之间的争霸斗争十分激烈，各邦内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亦很尖锐，如果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两种矛盾、斗争的交织，那是不会错的。在中国，春秋时期曾有五霸的争雄，战国时期则有七雄的兼并，在各邦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不同集团之间，庶民与贵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

在这样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背景里，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一则，斗争正在进行之中，鹿死谁手尚未最后定局，不存在一个已经定于一尊的力量去控制和统治人们的思想，相反，各国的统治者和各种社会力量集团都企图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借助一切可为己用的因素去谋求胜利。于是我们从佛经中可以看到，佛陀率其弟子游行传道于各邦之间（其实不仅佛教一派如此），甚至受到摩揭陀·㤭萨罗等邦的多少已有暴君气息的国王的礼敬。在希腊，学者们也没有受到什么邦界的限制，而且在本邦一般都有讲学的自由。一些在本邦实行独裁的“僭主”，尽管对本邦公民缺乏敬意，而对外邦客人却乐于优待。中国春秋时期士阶层已经兴起，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战国各国君主一般都不拒绝纵横之士的游说，而贵胄达官养士成风（见《史记》孟尝君、平原君、魏公子、春申君等列传）。这些都是可以引发人的潜力的外在环境。再则，尖锐复杂的斗争引起社会的激烈震荡，曾经为人们所信守的、似乎十分纯朴可爱的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变得荒谬和腐朽，从传统中破土而出的新事物又往往显得贪婪、卑鄙而无情。铁器时代的印度当然比早期吠陀时代进步了，可是早期吠陀的乐观精神却为后起的悲观气息所代替。铁器时代的希腊诗人希西阿德（Hesiod）在其《神谱》诗中也把历史看成每下愈况，最初是黄金种族的时代，第二是白银种族的时代，第三是黄铜种族的时代，第四是英雄种族的时代，最后就是诗人生活的黑铁种族的时代。在中国的《老子》《庄子》，也有类似思想，无须详述。从一个角度看，历史是在前进；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又似乎倒退了。社会变动中的巨大而深刻的矛盾渗入人的心中，打破了先前的精神的稳定平衡状态，变成了人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内容。这又可以说是能够引发人的潜力的内在条件。

以上三点，在我看来，就是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人类精神觉醒的历史条件。当然，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突破？这里不能从它们的具体历史来进行分析和索解，而只从比较中试图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

到铁器时代开始的时候，埃及和两河流域已经有了2000年的文明史，那里已在长期中形成了各自的深深引以自豪的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要突破那种传统的难度，无疑是很大的；何况它们在未能突破之前即已失去政治上的独立！铁器时代印度的文明与早先的印度河文明之间，横着一个野蛮的早期吠陀时代。铁器时代希腊的初期即是一个野蛮的“黑暗时代”，与先前的爱琴文明间隔开来。因此，传统的束缚对于它们要比对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小得多了。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像印度、希腊那样的中断。但是，一则，中国铁器时代以前的文明史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短1000余年，相对来说传统影响不深；二则，中国商周之际曾发生了一次对传统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调整传统的传统。因此，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能以产生一次文化上的飞跃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