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

一 作者简介

《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一书的作者为В.П.瓦西里耶夫。В.П.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2]，1818年4月22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尉官家庭，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名神父，母亲也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

1827年，王西里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1828年升入下诺夫哥罗德中学。1832年7月中学毕业后不久，其父便去世；为了贴补家用，14岁的王西里做了两年家庭教师；同时，他还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准备喀山大学的入学考试。1834年夏，王西里顺利通过喀山大学入学考试，被医学系录取。这对于瓦西里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是一件难事，因为进入医学系学习需要交纳一定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对于家境贫寒的王西里来说是不能承受的。无奈，他只能申请转入公费的历史语文系学习。但在当时，转系尤其是转入公费系程序是很复杂的，为此王西里多次向主管官员请求，虽然最后成功了，但其艰难程度给其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在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王西里主要学习蒙古语和藏语。在此方面他表现出了优异的语言天赋，受到了喀山教育区督学穆辛-普希金的关爱。1836年，他因学习成绩优异获银质奖章；1837年5月，又因藏语作文获得国民教育部颁发的300卢布大额奖学金。1837年6月16日，王西里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838年末通过考试，师从俄国蒙古学奠基人、喀山大学教授、院士科瓦列夫斯基攻读硕士学位。科瓦列夫斯基在佛教研究方面造诣很深，这对王西里学术兴趣和观点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老师的建议下，王西里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佛教和东方思想的研究上。经过一年的努力，王西里用蒙古语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论佛教的哲学原理》。1839年，他以此文顺利获得喀山大学蒙古语文学硕士学位，并成为俄国第一个蒙古语文硕士，《祖国纪事》杂志对此事还进行了报道。不久，王西里又获得鞑靼语硕士学位。

1839年11月27日，在导师科瓦列夫斯基的推荐下，王西里获得批准被编入东正教出使北京的使团名单。在出使北京前科瓦列夫斯基为王西里列出了一长串学习任务，比如学习藏语、汉语、梵语、研究西藏和蒙古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尤其是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等。这些学习任务与王西里以后成为中国学史上的博学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840年2月19日，王西里与使团成员一起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在经历了近8个月的长途跋涉后，10月王西里等人抵达北京。他是随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到中国的，身份是借调人员。领班是大司祭波利卡普·图加利诺夫，司祭是诺肯季·涅米诺夫，辅祭是卡法罗夫等，全团共11人。踌躇满志来到中国的王西里，本想在中国多学习知识，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多做积累，但实际情况却是投师无门，得不到领班波利卡普·图加利诺夫的支持。领班不喜欢王西里，甚至拒绝给他提供基本的学习条件，到京前三年，他连一位满意的汉语和藏语老师都没有，无奈只能靠自学。不仅如此，他还经常遭受使团其他成员的侮辱与嘲弄。所以这一时期王西里的心情是极为沉重的，原本朝气蓬勃、志向远大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情绪低落的悲观主义者，他曾非常绝望，甚至动了要走的念头。在经历了初期的情绪低落与波动后，王西里开始克服外界的种种阻碍，专心于自身的学术研究和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847～1848年，他利用戈尔斯基留下的材料，成功完成了两卷本的《佛教术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此外，他还积极主动地为沙俄政府索要图书，清政府将举世闻名的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赠予俄国一事的成功就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得以实现的。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后，王西里于1850年9月18日返回了俄国。虽然他在北京的求学经历很坎坷，但他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完成了学术研究范围的转换，即由喀山大学时期从事蒙古学、佛学研究，转移扩大到汉学研究，搜集到了大量中国史籍文献，为今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初回俄国的王西里落脚于喀山市，事业无门，抱负无法实现，生活窘迫。为此，他给圣彼得堡大学督学穆辛-普希金写了封信，他的窘困得到了穆辛-普希金的关爱。在他的帮助下，王西里被召回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做北京之行的报告，然后被派往喀山大学做汉满语教学工作。1850年12月5日起，王西里开始在历史语文系教授汉满语、中国历史等课程。1851年1月，王西里被聘为喀山大学汉满语教研室编外教授，后于1854年9月22日转为正式教授。执教期间，王西里为学生编撰了大量汉满语及中国历史方面的教材，开设大量相关课程，为汉学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54年初，王西里来到了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王西里结识了同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进一步扩大了视野，为未来学术发展铺设了道路。

1852年6月20日，王西里与喀山大学校长西蒙诺夫的女儿结婚，之后育有三子二女。因为获得了一小块陪嫁领地，物质生活有了一定改善。1855年，因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并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所以5月王西里向喀山大学校长递交了离职申请。从1855年开始一直到1900年病逝，王西里一直在圣彼得堡生活、工作。1855年王西里被聘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主任。1878～1893年出任东方系主任。在圣彼得堡大学工作时期，他在教学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汉语人才；改善并完成了中国历史课程的设置；编写了一批中国历史、满语、汉字方面的教材。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生活上，王西里仍然继续着以往的窘迫。

在经历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书育人的伟大实践后，自70年代起，王西里走上了人生旅途的黄金阶段。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汉学教育与研究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为此，他经常参与亚洲司安排的一些外交活动，成为中俄文化交往的使者；二是他已桃李满天下，为感谢恩师的教诲，弟子们筹集了6068卢布的资金交给圣彼得堡东方系，用于设定“王西里教授、院士奖学基金”，学生们亲切地称其为“我们的家长”；三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建树，出版并发表了大量著作和研究性论文，他一生的著述大多完成于这一时期。

1890年，72岁高龄的王西里再次踏上了离别近40年的中国领土，在伊犁、塔城、阿拉木图、塔什干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考察，当他看见街市上到处流通着俄国商品时感到非常高兴。1893年，王西里辞去东方系主任之职，同时也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出于对学生的热爱和对汉学教育的不舍，他在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汉满语专业的学生授课，一直到去世前三个月。

1900年4月27日，王西里在圣彼得堡因病去世，享年82岁。

王西里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中国宗教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他著有《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满洲记述》[3]；译有《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节译自清代著名学者魏源的《圣武记》。此外，王西里还写了大量论述中国时政的文章，如《关于伊犁陷落的两份中文记录》《1876年的亚洲》《出使俄国的中国使团》《来自中国的新闻》《中国问题》《论日本与中国关于琉球所有权的争论》等，这些文章大都带有实事评论性质，表现了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内政外交的认识和思索，为外国学者研究清王朝史、中俄关系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文学研究方面，王西里做出了巨大贡献，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4]。在宗教研究方面，王西里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如专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 第一部分：总论，译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 第三部分：印度佛教史》（简称《印度佛教史》，手稿《佛教术语词典（翻译名义大全）》《阅藏知津 汉语三藏书目 经文翻译及简析》《佛教各流派文献述评》《佛教教义专论》等。这些汉学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俄国的汉学研究，同时也为世界汉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王西里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众多殊荣，1851年他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家教授；1864年12月，以一篇题为《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东方语言博士学位，成为俄国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汉学家；1866年，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成为正式院士；1887年，被推选为圣彼得堡大学荣誉成员。王西里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大多发表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涉及黑龙江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

二 主要内容

《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一书最初于1859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方部著作》中刊行。1861年，该作由皇家科学院石印出版单行本。关于王西里为什么要撰写这部著作，其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写明。俄国汉学家比丘林之所以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写到唐朝或10世纪初，原因是中国的正史中只包含了这么多资料。王西里认为比丘林在其著作《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5]中没有研究契丹人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女真人、满族人的历史，因而有必要弥补这一缺憾，对这300多年的历史进行概括性的介绍。[6]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王西里完成了比丘林在中国历史研究课题上的未竟事业，出版了《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

全书共325页，由正文和译文两部分组成。该书记录的是10～13世纪中国东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对“契丹史”“金史”“蒙古史”的记载，内容很详细。王西里认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历史……是中亚民族最重要的史实之一，缺少了这些史料，我们甚至无法阐述成吉思汗及其率领的蒙古族之所以强盛起来的原因。”[7]

全书用了近五章的篇幅，对契丹史进行了全面介绍，其中第一章详细介绍了契丹的由衰而盛以至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的经过。第二、三、四、五章以旁证的方式对契丹史的发展及存在状态进行了补充，主要包括：（1）节译自《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州县载记”中的“四至邻国地理远近”；（2）与契丹同类，生活于北方黑龙江中上游两岸及嫩江流域的室韦族的地理位置、四周疆域及自然资源的描述；（3）在辽德祖、辽太祖的数次征讨后，被迫归于契丹政权的奚族的民族起源、地理位置以及与其他各民族关系的记录；（4）译自《契丹国志》（卷二十五“胡峤陷北记”），记述了同州合阳县令胡峤居留契丹7年对契丹的人文地理、国土风情等诸方面的描述。

对契丹史进行全面梳理后，王西里在第六、七两章用了更大的篇幅，对“女真史或金史”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其中包括以下方面。（1）名称的由来。“女真”名称来自“契丹”，后在东方传播开来。（2）女真的族源问题。以传说为切入点，说是完颜部的一名妇女与高丽人函普通婚，从而形成了完颜氏族，函普成为该氏族的始祖。函普的后代征战四方，大量降服周围的部落，使完颜部迅速崛起，这引起了其他部落酋长的抵抗，完颜氏族的第六代乌古遒能征善战，成为部落联盟长，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日渐强盛，最后盈歌统一女真各部落。（3）金国的建立。详细阐述了完颜阿骨打大败辽军，占领辽东，建立金国（都城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继而又大举进攻辽国，进而灭辽的过程。此外，还讲述了阿骨打令完颜希尹创造女真文字，以及辽太祖的病逝等问题。（4）金国的对外关系。主要阐述了金国与宋朝、蒙古的关系问题。在金国与宋朝的关系上，重点讲述了金太祖伐宋，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进攻南宋，岳飞抗金被害，南宋割地求和，在此过程中金国发展到最强盛时期。在金国与蒙古的关系上，主要讲述了双方的敌对关系的形成过程，金熙宗派呼沙呼攻蒙古惨败，兀术带兵多次进攻蒙古失败，最后两国于1147年议和。（5）金国的灭亡及成因。王西里利用所搜集的史料，记录了金国灭亡前的内忧外患。内忧在于金国从建国之始到灭亡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王权争夺事件，甚至于1213年在中都发生政变，皇权争夺的内讧严重影响了金国的政治实力和社会稳定。在内忧发生的同时，蒙古正在强大，能征善战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于1210年以拒绝金国传召为由挑起事端。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了第一次侵金战争，1212年再次侵金。对于蒙古的侵略，金国早有防范，但政局不稳的金国已无力抵抗，只好向蒙古求和赔款以苟延残喘。为了征服金国，蒙古与宋朝联合，金哀宗不得已弃汴州至蔡州，最后于1234年灭亡。对于金国的灭亡，王西里给予了充分的分析，他认为金国的灭亡基于以下几种原因：①猛安谋克组织使外族兵力大增，削弱了金军的战斗力，这为金国走向灭亡埋下了隐患；②金国在王位继承上的世袭制度（兄传弟，弟死后再传兄之子），导致皇权争夺事件层出不穷，影响了金国的内政外交；③与宋朝的连年征战消耗了金国的国力，而与其相邻的西夏、蒙古实力渐长，一强一弱必然会引发侵略战争；④货币制度改革适得其反，金国为减轻百姓的负担将货币由银锭改为纸币，这反而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王西里还分析了金国的兵制问题、中央行政制度、管制以及赋税制度。

除了介绍契丹史和金史外，王西里还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蒙古的起源、崛起、风情、地理等内容。

该书在正文之外，还有译文。译文由“引言”“关于契丹人的资料”“关于金人的资料”“关于蒙古人的资料”四部分组成。

“关于契丹人的资料”，节译自脱脱等撰写的《辽史》和叶隆礼撰写的《契丹国志》。主要介绍了契丹的历史、民族起源、国家与风俗、部落、部落统一、军制、官制、宫廷制度、服饰、渔猎时间、考试制度、历时札记、旋风、舍利、跪拜、长白山、泽蒲、回鹘豆、螃蟹等内容。

“关于金人的资料”，主要译自《大金国志》和王西里本人的综合性述评。主要内容为简评民族的起源和强大、发源地的土地质量、男女服饰、婚姻、官吏、佛教、道教、刑罚、赦免、军屯、围猎、兵制、旗帜、车辆与散盖、服装的颜色等。

“关于蒙古人的资料”，译自《蒙鞑备录》，主要内容为国家始创、鞑靼统治者起事、朝代名称与年号、皇子与诸王、名将、首相与宰相、军事管理、马匹管理、粮食、征战、官职、道德风尚、军事装备与武器、出使官员、祭祀、妇女、宴饮、音乐与脸技等。

三 学术评价

《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是王西里对中国北部民族研究的鸿篇巨制，是记录契丹、女真等族历史的珍贵资料，为俄国及世界各国研究中国历史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王西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为各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拓展了视野。

在史料选择上，王西里并不局限于官修史书的利用，认为《辽史》《金史》《元史》等官修史书中所反映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立国之后的历史，并且吸收了中原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只能算作是对中国历史的补充，不如私家史著更能反映这些民族的特点。王西里在这部著作中首先致力于拓展文献使用范围，这不仅有利于对古代中国汉族以外的民族历史进行客观生动的描述，更便于对比丘林遗漏历史阶段的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王西里在该书中确立了契丹、女真和蒙古三个民族的历史联系，并强调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王西里的研究目的不是像比丘林那样只是向俄国学术界传递中国文献中的相关信息。王西里认为，“重要的是要进行历史的总结，发现这些国家在游牧世界中出现的总体规律以及迅速战胜邻族的原因”[8]。

在研究内容上，尽管在王西里之前欧洲对契丹历史已有所研究，但对于契丹历史研究而言，王西里在《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中做了大量工作，是欧洲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