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规制的经济绿色发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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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环境规制的经济绿色发展效应的理论逻辑

马歇尔(Marshall,1920)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庇古(Pigou,1920)在其研究基础上率先分析了外部性问题。无论是正外部性抑或负外部性,都不能实现帕累托效率,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外部性意味着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绿色创新的问题难以奏效,这就需要通过环境规制来干预绿色创新过程。庇古于1932年提出“庇古税”,开创了环境规制的先河,随后,科斯以“庇古税”限制经济选择为由对庇古矫正外部性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强调了产权和产权交易在环境规制中的重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看作一个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组成的社会游戏规则,环境规制也可以相应地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这涉及政府、环保部门、公众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环保NGO)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主要来自政府和环保部门,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则主要来自公众与环保NGO。

如果政府和环保部门为了减少企业给社会造成的外部环境成本,按照企业增加的外部环境成本对其征税。比如,政府和环保部门根据企业造成的外部环境成本,并通过立法对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征税,该税收分配取决于产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相对弹性,由消费者和企业共同负担。公众和环保NGO也会对企业施加约束,促使企业加强污染治理,降低环境污染的程度。在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双重约束下,可以实现外部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在科学设计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承担了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外部环境成本,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的边际收益等于社会的边际成本)。外部环境成本的内在化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兼顾环境因素,避免短视行为。因此,在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下,不至于产生过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正式环境规制是政府实现外部环境成本内在化的重要工具,也可以通过补贴、排污税费减免等手段对企业进行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绿色行为的正外部性损失。例如,政府通过税收可以直接影响绿色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而通过产品价格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调节,被称为“绿色税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费”改“税”,借助税收杠杆,以税率差异化激励绿色行为。严格的正式环境规制,将对企业产生直接威慑效应,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策略,而且正式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进而对绿色行为水平产生影响,企业通过改变投资决策以适应严格的正式环境规制要求,并提高其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产生威慑效应,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一方面,倒逼企业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并对企业的原有投资(主要是研发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抑制了绿色行为;另一方面,合理设计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也可以促进企业生产技术、生产工艺流程的革新,进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了绿色行为。此外,由于政府和环保部门的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制约束,企业必须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率先进行技术革新的企业在污染治理上就具有先动优势,有助于企业抢占市场份额、获取竞争优势,同样促进了绿色行为。

与正式环境规制不同,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和环保NGO等作用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发生于企业产生环境污染事件的情形时。环保部印发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是《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做出专门规定的部门规章,该办法支持和鼓励公众对环境保护公共事务进行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环境治理,进而对绿色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公众与环保NGO通过宣传引导绿色消费,增强消费者的绿色产品偏好,进而扩大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会对企业产生需求拉动效应,绿色产品市场需求的改变引起价格变动,而企业的利润是价格和产量的函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企业考虑增加绿色产品供给,促使企业考虑绿色研发,改进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另一方面,当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公众可以采用上访和信访等途径向政府和环保部门表达自己的环保诉求,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与企业直接对簿公堂,还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媒介宣传及社会舆论给企业产生压力,通过这些途径要求企业赔偿因环境污染给公众带来的损失,甚至要求企业从本地区转移出去,这势必会对企业产生治污压力,具体可分为治污成本和生存压力。企业治污成本增加将对企业的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的绿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生污染事件时,治污压力对企业的生存压力产生于公众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企业迁出本地,这种情形会对企业产生强大的倒逼作用,促使企业必须进行生产革新,改进生产技术、生产工艺以应对严峻压力,在倒逼机制的作用下,企业绿色行为水平得以提升。

综上,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威慑效应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先动优势等促进企业的绿色行为;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下的需求拉动效应及倒逼机制也会促进企业的绿色行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双重作用引起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变化,促使企业转变生产观念,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适应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最终实现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