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写作缘由

一 写作背景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活、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废弃物并排放至环境中，各种污染物在环境中积累，随之而来的是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所以绿色发展是全世界各国科学发展的必然路径。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于2008年开始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10年进一步超越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一时间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投资拉动、需求拉动和中性政府等理论假说的探索层出不穷。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上。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增速都显示中国经济体的巨大发展潜力，但其背后蕴藏着的问题同样值得反思，即粗放型增长模式下以巨大的能源投入和污染产出为代价的经济可持续性。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却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负担。

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2014年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其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如化学需氧量（2294.6万吨）、氨氮（238.5万吨）、氮氧化物（2078.0万吨）等都高居世界前列。《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8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4.9%；25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5.1%。全国地表水1940个评价、考核、排名断面中，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2.4%、37.5%、27.9%、16.8%、6.9%和8.6%。据国家统计局核算，2017年能源消费总量达44.9亿吨标准煤，以2007年能源消费总量31.1亿吨标准煤为参照，10年间能源消费增长了44.4%。10年来，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上升。据2017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305300万吨油当量，超过美国78000万吨油当量，稳居榜首。中国环境容量已经超过上限，多种污染物排放居全球首位。美国耶鲁大学2015年公布全球国家环境绩效排名，在178个国家中我国是第118名，中国环境绩效排名在全世界非常靠后。2016年EPI（扩大免疫规划）报告中中国环境绩效为65分左右，相比发达国家差距还是很大的。2015年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更反映出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的紧迫性。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540亿美元，占ＧＤＰ的8%（李树、陈刚，2013）。

面对继续工业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双重时代任务，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面临以下三个资源环境的战略性问题。一是资源的需求仍将增长，污染的排放仍将增加。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而且需要加快工业化步伐，这一发展阶段如果没有技术的突破必然伴随巨量资源消耗和大量污染排放。二是资源的供给将面临威胁。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其生产能力、贸易主导地位和综合国力等方面优势足以确保它们维持高资源需求，但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生产大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然而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再配置自然资源仅仅二十余年，资源需求旺盛与保障能力欠缺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我国在合法国际秩序中获取自然资源的道路充满层层障碍。三是资源环境的科学性问题仍然充满未知，人类现在的认知还不足以精确评估和准备判断怎样的环境污染程度才会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安全生存。

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稳增长”目标，更加需要经济发展模式沿着高级化、集约化和生态化的方向调整。2015年11月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65%。绿色发展为大势所趋。2017年1月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加快，能源消费增速放缓，资源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逐渐衰减，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节能减排依然形势严峻、任务艰巨。2018年6月16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更加明确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存在许多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城乡区域统筹不够，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凸显，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问题时有出现。这些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进入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许多新要求。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

在经济学中，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即集体行动的困境下出现公地的悲剧，使微观经济主体机会主义得以存在。这个难题仅靠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政府必须加强宏观控制。能源资源的稀缺性、环境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使得仅凭市场无法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从而要求政府通过实施环境规制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倡导绿色、环保、低碳、高效的发展新理念，而这就需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双重矛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面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面对缓解环境生态功能持续下降的压力，这个两难局面要如何破解，又如何创造一个双赢局面，就需要环境规制发挥作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环境保护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那时起，大多数国家开始制定资源环境战略，通过立法、行政命令和设立管理机构，以防止、减少、控制或补救人类活动对空气、土壤、水等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被统称为“环境规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环境规制，主要是依靠规范性指令，利用强制行动迫使环境治理改进，并对违规者进行处罚。随着现代政府治理理念的发展，我国为了建立新的政企关系，推动各行为主体对环境保护保持积极态度的环境战略，构建以信任、社会责任和承诺分配为基础的环境规制体系，通过建立与环境政策目标相关的政策，通过影响经济回报给市场带来明确且正确的信号，进而改变企业的污染行为，实现环境改善。总之，不论是传统意义的环境规制，还是现代理念的环境规制，这些政策工具的运用使得许多地方环境得到了重大改善，进而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这也是环境规制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主要成功政策之一的原因。纵观全球众多发达国家，都已把环境规制作为共识。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有较大差别，不同地区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也有较大的异质性。由于地区类型不同、行业异质性、时间滞后性等，环境规制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因地制宜、相机而动。制定环境规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一是环境规制强度的设定要合理。环境规制强度不应盲目提高，相反应保持适度稳定，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将加重企业负担，反而加大“抵消效应”对“创新补偿效应”的制约作用。二是环境规制形式的选择要合理。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限额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环境税、排污费、环境补贴和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志愿行动型环境规制，这些规制既要充分发挥各种环境规制形式的优势，又要实现协同与互补。当前，中国面临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实施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抓手。因此，权衡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取舍，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环境要素质量与结构状况下，制定并实施具有地区差异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在各区域间合理转移，实现整个社会福利增进。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应进行研究，衡量与检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实践效果，以利新时期中国环境规制的创新设计。

环境规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对绿色发展产生连锁反应，一个可行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契合中国转方式调结构的政策推行，坚持绿色能源发展与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并重，提升绿色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新经济比重，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基于此，本书考察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并分析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的影响以及两者达成双赢的最优规制强度，为科学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