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清末民初的留学潮流对20世纪中国内政外交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即是“英美派”的出现。“英美派”因其具有留学英美的背景，自然深受英美文化的熏染，故回国后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外交上带有明显的亲英美倾向。由于英国是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欧洲大国，且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往往一致，故“英美派”又叫“欧美派”或“亲美派”。

“英美派”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做具体的统计。客观事实是，“英美派”曾广泛分布于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外交界、金融实业界及文化界诸领域，尤以外交界和金融界居多，故有学者认为，“英美派”概指“一批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之流”。[1]广义地说，凡是在外交上带有亲英美倾向、在政治上主张走英美路线的人，均可纳入“英美派”的观察视域。

“英美派”外交官的初步崛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而“英美派”外交官群体，则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而形成的。

“英美派”外交官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期。辛亥革命后，实现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成为中国民众的强烈呼声。中国是一个积弱积贫之国，面对列强的欺凌，不仅必须“唤起民众”，提升全民族的自觉度与自信度，以武力抗击外敌的入侵，而且需要外交官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据理力争，确保和收回应有的权益。“英美派”外交官就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应运而生的，他们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肇始于其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凡尔赛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都表现出敢于为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收回应有权益而奋力拼搏的顽强精神与宏大抱负。

“英美派”外交官大多以学者之身份涉足外交界，在国内深受社会各界的尊敬。他们一般不介入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争斗，能抛开党派成见，保持某种超然之姿态，故每当各派政治力量势均力敌难以平衡时，他们常常能够成为各派共同接受的对象，如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傅秉常、王正廷、王世杰、王宠惠、罗文干、郭泰祺、胡适等，或当过驻重要国家的外交使节，或担任过外交部的总长或部长，或出任过国务总理乃至摄行过总统职权，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过不同寻常的作用。“英美派”外交官留学欧美的经历，其学养学衔以及学者兼外交家的身份，亦使其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便于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施展其才华智慧。

在对外关系中，争取与国的支持是一种常见的外交手段。美援外交是民国外交史上的重要篇章。20世纪30～40年代，“英美派”外交官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而采取过诸多外交举措。从形式上来看，美援外交既包括争取美国的道义援助，如舆论上的同情、外交上的声援等，又包括获得美国具体的实际的援助，如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政治支持、战略重视等诸多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前，美援外交无论其形式还是效果均主要体现在争取美国的道义援助上。全面抗战爆发后，美援外交的重点则转向争取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政治支持，以及对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视上（包括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其亲英美倾向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而日趋加重。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美派”外交官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真相、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声援中国而奔走效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远东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美援外交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中占据首要地位。而美援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美援外交活动的展开，则主要是通过国民政府内部的“英美派”外交官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亲美程度可以从“英美派”外交官的美援外交中反映出来。“英美派”外交官在争取国际社会的舆论同情，促成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援助中国抗日，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争取美国重视中国战略地位，筹创联合国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近代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这一广阔视野里，全面考察“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揭示“英美派”外交官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而对这样一个人数多、影响大的“英美派”外交官群体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深化近代中国外交史特别是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可为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特别是中美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迄今为止，学界对“英美派”外交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宋子文、胡适、顾维钧等几个重要代表人物，业已出版的有关著作，对美援外交也有所涉及。[2]这些既往研究成果为笔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示。笔者在经过学术史梳理后发现，以往学界对“英美派”外交官的研究仍有深入挖掘与拓展之空间。以往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没有将“英美派”外交官作为一个整体（群体）来进行考察，特别是未能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演变的全局角度来进行审视，因而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二是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英美派”外交官的具体外交实践，而对“英美派”的缘起和形成过程，“英美派”与“亲日派”在国民党政权内的力量消长，“英美派”外交官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英美派”外交官的政治抱负，“英美派”外交官在美援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英美派”外交官重要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外交思想、外交立场和外交风格之差异，以及“英美派”外交官的群体特征等诸多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因而难以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因此，本书期望对这些问题再做探讨。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归因于全民族同心同德、浴血抗战，其次也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14年艰苦漫长的抗日岁月里，与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战场相比，外交舞台上的你争我斗因无血腥之味，似乎大为逊色，但也不乏唇枪舌剑、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波谲云诡的惊险场面，其激烈与复杂之程度，丝毫不亚于真正的战场。正如顾维钧的美国导师约翰·穆尔（John Moore）所指出的：“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而已。”[3]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谱写了许多辉煌的篇章，而美援外交又是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之重点，本书期望以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为背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全面考察“英美派”外交官的美援外交活动，揭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实际成效，进而审视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关系。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建基于翔实可靠的材料。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图借鉴前人和时贤已有成果，努力挖掘和爬梳新材料，在占有翔实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得出合理科学的结论。

除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外，本书还借助外交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某些分析方法，关注中美外交政策制定的内外环境与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围绕抗战时期的美援外交这一整体目标，试图讨论如下一些具体问题：考察“英美派”外交官产生的内外环境，分析“英美派”外交官群体的形成及原因，揭示“英美派”外交官的群体特征，展示“英美派”外交官在美援外交中的作为，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比较胡适、陈光甫、宋子文等“英美派”外交官在美援外交上的异同等，以期对“英美派”外交官群体与国民政府的美援外交做一综合性考察。

[1] 傅德华：《民国政海名流归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92页。

[2] 涉及这一研究的重要著作有：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的《中国的纠葛（1941～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重庆出版社，1994），罗斯·凯恩（Rose Koen）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我国台湾学者陈立文的《宋子文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董霖的《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傅启学的《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王正华的《抗战期间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大陆学者吴景平的《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宋子文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民国时期的大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十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1937～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高克的《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岳谦厚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彭小舟的《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齐锡生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等等。

[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