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体间共识视角下的共识研究命题

主体间共识视角下对于共识的研究有三个主要的命题。①人们在他们的社会文化情景中评价和形成有关主体间现实的知觉，这些知觉不同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因此，主体间文化共识可能与通过对个人观点汇总而得的实际流行的文化共识并不一致。②人们更多的时候会依据其对主体间共识的知觉来行动，而不是依据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来行动。也就是说，知觉到的文化共识（人们对文化中共识信念的知觉），会超越个人的观点（人们自身对这些共识信念的认同程度），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③人们会不经意地通过自己的知觉和行动（无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不断地强化和维持主体间共实（Chiu，Gelfand，Yamagishi et al.，2010）。下面将具体分析每个命题。

1.主体间共识的性质

在有些情况下，主体间现实（主体间共识/知觉/规范）可以映射出客观现实（统计规范/流行的个人信念），比如，美国人假设大多数美国人说英语，而绝大多数美国人也的确说英语。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主体间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差异，至少不完全一致。事实上，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文化中实际流行的个体信念或价值观与人们有关这一信念或价值观的主体间共识之间的不一致。例如，对49个文化中的调查对象的研究显示，在某文化中，调查对象知觉到的多数文化成员所具有的典型人格特点，与该文化中所有被试自我报告的人格评估的平均值并不相关，或仅仅是微弱相关（Terracciano，Abdel-Khalek，Adam et al.，2005）。在日本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部分日本被试认为其他日本人持有较强的互依价值观而不是独立价值观，但是，在让这些被试描述自己的价值观时，大部分被试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愿望而不是相互依赖（Hashimoto & Yamagishi，2009）。类似地，Shteynberg 等研究发现，韩国被试对其他韩国人集体主义程度的评估要高于其自身实际的集体主义程度，而美国被试对其他美国人集体主义程度的评估要低于其自身实际的集体主义程度（Shteynberg，Gelfand，& Kim，2009）。而文化成员自我赞同的价值观的统计值和其知觉到的在文化中获得普遍赞同的价值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Wan，Chiu，Tam et al.，2007）。

总之，从上述研究发现中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第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与相应的主体间共识之间的相关程度大致是从中度相关（Wan，Chiu，Tam et al.，2007）到微弱的不显著相关（Shteynberg，Gelfand，& Kim，2009；Oyserman，Coon，& Kemmelmeier，2002）。主体间共识和文化中实际盛行的个人共识并不总是相一致的。第二，主体间共识所反映的文化之间的共识差异更加稳定和明显，这表明主体间共识是根植于个体之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在主体间共识上的文化差异通常与前述那些个体外层面、嵌在外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文化差异相一致。比如，来自机构和组织设置个体化的国家的调查对象，往往认为他们文化中的多数人是个体主义的，而来自机构和组织设置集体化的国家的调查对象，则更多地认为自己文化中的多数人是集体主义的（Smith，2006）。

2.主体间共识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在主体间共识和统计规范获得的共识存在差异的情形中，主体间共识可能会超越统计规范和个人观点，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独立的影响。例如，一项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询问了大学生个人对待饮酒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一般大学生对待饮酒的态度的知觉，结果显示，这些学生自己对待饮酒的实际态度要比他们知觉到的其他学生对待饮酒的态度更消极。而更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学生个人担心在各种俱乐部的“庆典”上过度饮酒可能造成死亡和受伤，但是他们仍然因怕受到社会排斥而参与庆典。在这项研究中，大多数学生对待饮酒的个人信念（过度饮酒有害健康）并不能预测学生们的行为，相反，对于其他学生通常会怎么做的共享假设却导致学生们参与过度饮酒（Prentice & Miller，1993）。类似地，研究者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严重的饮酒行为进行调查时发现，导致学生们（尤其是新生）过度饮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校园饮酒规范的错误知觉，学生们对于该学校大多数学生饮酒数量达成的主体间共识是每周15瓶酒，而实际的统计数字是每周7～8瓶。上述两个例子中，那些实际上只有少部分人赞同的规范，却被大部分群体成员确信为群体中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规范，而这种知觉又进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Wan & Chiu，2009）。

有关个体行为和人际沟通的文化差异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项对中美大学生的对比研究发现，中美被试表现出的归因方式差异（外归因 VS 内归因），至少部分是由于其对各自文化中盛行的因果理论（环境因素影响行为VS个体因素影响行为）的知觉的差异。对波兰和美国大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两个文化群体的被试个人在集体主义的测量上并无显著差异（统计规范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主体间共识上存在显著差异，波兰被试要比美国被试更多地认为他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集体主义的。相应地，这种知觉调节了人们对说服策略的反应中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波兰被试由于共享波兰人是集体主义的这一假设，才更可能为了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而顺从请求；而美国人之所以更可能为了与自己以往的行为保持一致而顺从请求，是因为他们假定美国人是个体主义的（Zou，Tam，Morris et al.，2009）。前述对韩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研究中，在是否根据行动者的违规意图来责备行动者的问题上，关于集体主义的主体间知觉可以解释文化的差异，即集体主义者在决定是否责备违规的行动者时，较少受到行动者意图的影响。但是，个人的集体主义程度并不能解释文化差异（Shteynberg，Gelfand，& Kim，2009）。可见，无论是在所谓的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都倾向于遵从他们所知觉到的在文化中被共享的信念（主体间共识/共享现实）而行事，而不是遵从大多数人实际持有的信念（统计规范/客观现实）。

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责任心的主体间共识可以预测与责任心有关的行为（如邮递员的速度和准时程度）的文化差异，但是自我报告的责任心和独立观察者评估的责任心都没有这种预测力（Heine，Buchtel，& Norenzayan，2008）。在研究中，通过实验操纵主体间知觉的醒目程度和适用性，以及对文化中某一信念被共享程度的知觉，结果均表明主体间知觉对人们的判断会产生影响（Wan，Torelli，& Chiu，2010）。

此外，主体间共识对行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外显的行为，还有研究发现主体间共识会影响内隐认知。比如，在一项对美国大选的研究中，研究者测试了调查对象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中主体间层面流行的重要政治观点和其实际上流行的重要政治观点的赞同程度，同时测试了调查对象选举前对两党候选人的内隐态度以及最后选择的候选人。结果显示，如果调查对象赞成某党派主体间重要的政治观点，那么对于这一党派候选人的态度就更为支持，最后也更可能选择这位候选人。而调查对象对于某党派实际流行的政治态度的赞同，则没有这种预测效果（Wan，Tam，& Chiu，2010）。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行为只受到主体间共识的影响，而与人们个人的观念、信念无关。一些研究表明，在预测不同类型的行为时，个人和主体间两个层面的共识表征可能具有不同的优势。比如，个体知觉到的主体间共识可以预测从众和传统行为，而个人自身的信念可以预测亲社会、普遍主义的和自我导向的行为（Fischer，2006；Fischer，Ferreira，Assmar et al.，2009）。

上述这些研究结果都显示，社会文化共识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个体内化文化要素而形成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进而影响行为，这是传统文化研究较为常见的研究视角；另一种则是通过个体对大多数文化成员共享怎样的信念和价值观的知觉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这是主体间共识视角关注的重点。总之，个人知识和信念以及主体间共识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

3.主体间共识的形成与维持

前述分析已表明了主体间共识对于社会共识分析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人们行为的重要影响，那么，主体间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在群体中维持下来的？主体间共识理论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主体间共识的功能有关。

首先，主体间共识的形成源自对于既定社会制度的适应。主体间共识为社会的协调问题提供了一种习俗化（conventionalized）的解决方式（Kashima，1999）。文化对于社会，就像个人的记忆一样。主体间共识对那些解决协调问题的集体记忆进行编码，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可以对于环境中的刺激和限制做出有效的回应（Yamagishi & Suzuki，2009），这就是习俗化的解决方式。当社会文化成员面对新涌现出的协调问题时，可以从这些习俗化的解决方式中获得信息，解决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主体间共识的知识就像社会的晶体智力一样，能够运用这样的知识的人，能够更准确地预期到他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因此，在复杂的人际交往领域会表现得更好。这可以理解为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共享的社会生态之中，会去学习应用那些嵌在社会共识中的习俗知识，由此做出符合文化规范、与他人预期相符的行为。而每个社会的制度、组织设置、社会关系都是不同的，因此，每个社会中符合规范的行为也会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主体间共识的内容也就会各不相同。从这一角度来说，主体间共识对于内嵌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不断演化的适应。比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如果在群体中被敌视或是不让使用重要的社会资源（比如灌溉设备），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存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为了保护个人利益，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尽量避免炫耀自己的成功，以防被排斥。而这种社会共识知识通过语言、符号象征、姿势和行为的形式嵌于各种社会媒介当中，如谚语、歌曲、古诗、诗歌等，比如通过类似“枪打出头鸟”的俗语而不断传承下来。基于前述这种习俗化的理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主体间共识有时会比个人的观念和价值观更容易影响个体行为，那是因为主体间共识中关于社会认可行为的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回避一些因行为与共识偏差而导致的不良后果（Cohen，2001）。这样一来，主体间共识就形成了一种自我维持（self-sustained）的体系，人们按照与共识一致而不是与个人观点一致的方式行动（Vandello，Cohen，& Ransom，2008），进一步强化了主体间共识。

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种推论，在一项研究中，调查对象在测量自我建构之前，玩了一个交易游戏。第一种实验情境中的调查对象可以共享关于玩家的声誉的信息，通过这样互换声誉信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由此形成，也就是有了一种社会制度。第二种实验情境中的调查对象没有机会了解彼此的声誉。结果显示，在第一种情境中，调查对象形成了一种关于互依我的主体间共识，即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表现为互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人格特点。而在第二种情境中，调查对象则形成了独立我的主体间共识，即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独立我（independent self）的人格特点（Yamagishi & Suzuki，2009）。在另一项研究中，调查对象被分配在两组模拟社会环境中，第一种环境的工作流动性很高，第二种环境的工作流动性很低。结果显示，在工作流动性低的环境中，调查对象更容易很快形成行为要服从职业角色预期的主体间共识（Chen，Chiu，& Chan，2009）。

其次，与个人观点相比，主体间共识更适于沟通使用，因此在日常交流中对于协调沟通双方观点来说，主体间共识更为有用。有研究显示，人们倾向于在沟通信息的时候，引用主体间共识而不是个人观点（Lau，Chiu，& Hong，2001）。此外，共识信息在群体中会更多地被讨论到，在人们做决策的时候，也会更多地参考共识信息而不是没有获得共享的信息（Stasser & Stewart，1992）。同样，前述分析也提到，在沟通过程中，那些与共识相一致的信息通常可以在信息传递中保留下来，而与共识不一致的信息更可能被过滤掉（Kashima，2000）。

最后，主体间共识所认可的对于群体重要的价值观和信念，可以成为人们建构群体身份认同的参照框架。比如，研究表明，当人们自己的价值观与某群体主体间共识认可的重要价值观相一致的时候，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认同感会更强烈，这种关联在个人价值观与群体中实际流行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时候并不强（Wan，Chiu，Peng，& Tam，2007；Zhang & Chiu，2012）。鉴于主体间共识认可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人们倾向于去维持这些价值观的流行性和显著性。比如，有研究表明父母有动机去传递主体间共识价值观。还有研究发现，人们会对那些行为表现符合主体间共识价值观的文化名人给予更高的评价（Wan，Torelli，& Chiu，2010）。

总之，主体间共识具有适应、沟通和认同的功能，在人们运用这些功能的社会心理过程中，会形成对于主体间共识的传播和自我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