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看到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合编的马列文论新版本，感到格外欣喜。结合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文化格局和文学态势，再重读那些熟悉的篇章，好像一次新发现、新领悟与新启迪的遨游，精神感到激奋，信心得到提振，道理上也明白了更多。

就拿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来说，这是个文学创作与评论的百年课题，也是不时流于眩惑、模糊，甚而偏颇的问题。综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结合中外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实践，全面学习领悟经典著作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说，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更能动更明晰的解读。

一、文学艺术审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浅表理解会流俗，高深莫测会玄奇化，偏执狭隘会自我隔绝，僵化停滞会走向枯竭。《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人所熟知的话，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如果对这段话作浅表解读或误读，那么本是意义积极、导向性很强的道理，反而会造成认识与实践上的障碍。“世界的文学”是有特定而准确的含义的，不可理解为当年或现世产生或存在一种超民族、超时空的“世界文学”。

二、中外文学的发展表明，每一个历史热潮的到来，都会给世界带来影响从而使很多国家与民族的文学表现出某种相同或相近的风貌。能在世界更大范围和层面造成影响和认同，或者说，体现出“普适性”，成为文学当代性的推动力和作家的追求。“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马·法·基亚《比较文学》）。不久，“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的国家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向全世界推行某种价值观，以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渗透。直到20世纪末，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解体，有人便妄言“历史走到了尽头”。这期间伴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加之交通传媒的便捷，文化全球化的声浪席卷而来。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国外某些文论资源，就是现成的资源，可以拿来作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将成为未来文论学科和教材的基础。“9·11”的大火、西亚中东的苦难，特别是近两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弥漫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怀疑情绪，涌动起对新社会形态追索和期待的热浪。随之，冷静和理性恢复升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得到大大增强。

三、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1]他还提示人们把这些问题“彻底了解清楚”。恩格斯还指明当时的德国社会出不来易卜生这样的作家，当然在德国作品中也不会出现娜拉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当时挪威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中，才可能产生娜拉这样具有独立品格、不能容忍男人把自己当玩偶、追求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女性形象。作为和《共产党宣言》那段话的对应，恩格斯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挪威与德国社会状貌的差异，强调了民族性与生产生活方式、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文学的民族性和首创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丝毫不能忽视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

四、在马列主义观点看来，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某个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当前我们正处在沟通对话的时代，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能以开放的姿态，勇于面对纷纭多彩的世界，积极进行对话交流，善于借鉴学习，敢于取长补短。民族性不是由人把玩的古董，也不是凝固的符号。每个民族都需要克服某些狭隘性和局限性，用世界先进的东西激活自己的创造力，激发张扬自己的长处，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高度、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优秀作品，从而促进国家和人类的文明进步。

就我国现实而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在日益发展强盛的同时，也伴有各种矛盾和隐忧。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高度概括了世界的形势和国家的发展前景，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发展完善，体现了时代和人民对作家的赞誉期待。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尽头是社会主义。传承着光荣的文学传统、潜隐着巨大创作能量的中国作家，一定会从他们对文学倾注的巨大热情中获取信心和力量，意识到国家在当今世界的重量，意识到中华文化的伟大意义，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使命，从而以坚定的信念和辛勤的劳动，把中国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原载《文艺报》2010年6月23日）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