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 建构新的文化软实力观的必要性

谈中国文化软实力实际是谈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它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立场。奈的软实力概念的出发点当然是美国利益，从这一点看，他完全站在民族国家政治立场上。但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又是冷战思维的延续，突出意识形态的对外渗透力和同化力，意在以美国的意识形态主导世界。他说得很明白：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15]这种带有追求文化霸权性质的观念在美国并不鲜见，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就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高扬文化帝国主义》一文，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在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6]这种文化霸权观念固然是出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其渊源则与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分不开。

国内学界在面对软实力这一概念时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大部分学者认同这一概念，因为，很显然，这一概念符合当今国际竞争的形势格局（包括消费文化市场的竞争），很多国家都在实施软实力战略，如果我们国家不实行，不仅跟不上国际形势，而且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国家的文化安全也要受到威胁。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概念的后殖民色彩。[17]按照奈的理论，我们可以推知，硬实力与软实力尽管有许多不同，但说到底也只是方式的不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即（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征服。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软实力究竟是正面的概念还是负面的概念？究竟可取还是不可取？这个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传统民族性格与现实政治认知的矛盾，也就是，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和认同这样的以渗透、同化和征服为目的的软实力，但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又不得不承认发展软实力势在必行。

当然，这样的双重心态不一定同时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但它外化为学界针对软实力的两种不同态度。从另一个侧面看，这样的矛盾同时也是强调和平崛起与强调国际竞争残酷性的矛盾。这两者表面上是可相容的，但实质上前者基于中国的和平主义传统观念，后者基于现实国际政治认知。如何从理论上解决这样的矛盾？本书认为，关键还在于对软实力的认识。如果我们照搬奈的软实力理论连同他的理论根基，那么，我们要么否定软实力的发展，要么认同文化渗透、同化、征服的公义性，而这两者均不可取。所以，解决的途径只有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战略发展道路，包括对软实力概念的重新认识。而奈的软实力概念本身已经具备他的意义上的软实力，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已经在实施这种软实力战略，所以我们需要在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抵制、化解他国的文化渗透和威胁，但不能把所有正常的文化交往都视为渗透和威胁。

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战略发展道路，包括重新认识软实力概念，显然有一个如何看待传统，以及如何使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断裂带重新衔接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发展文化软实力不需要考虑传统，只要当下创造新的文化就可以。本书不认同这种观点。拘泥于传统与否认传统对当下的积极影响力都是不可取的态度。事实上，尽管存在一定的断裂，但当下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积极要素仍然源于传统，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如果是这样，中国文化软实力就没有了自己的根基、立足点。当然，传统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过，本书的论题主要不是讨论在当前的软实力发展和建构中应该如何运用传统文化因素；而在于讨论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是否有文化软实力的因素在起作用，文学的对外传播是否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果这种作用和反作用都存在，那么它们的具体情形又是如何的，这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今天我们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借鉴。

这样的主旨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前现代的中国是否有所谓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因为奈的软实力概念及其理论背景都是基于现代政治格局，他所说的以渗透、同化、征服为目的的软实力用于古代中国显得并不贴切。因为古代中国曾在长期内拥有十分强势的文化软实力，但并没有以此损害他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直接意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有必要在吸收奈理论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文化软实力，以古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模式为历史借鉴，考其得失，探索新的文化软实力发展道路。其要点在于祛除后殖民、心灵殖民色彩。即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应该与和平崛起相一致，而不应纯粹是政治权力的竞逐，不应是文化的同化、渗透。文化本身以追求自由为向度，反征服、反竞争，与权力的竞逐有着内在的矛盾性，中国文化尤其如此。同化和渗透势必会遭到他者的不信任和抵制（以霸权方式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反而会加深“中国威胁论”）。因此，推行以文化霸权主义为基调的软实力，不仅不合道义，也不是长远之计。

话语权的获得与话语霸权的谋求不是一回事。我们要积极争取话语权，但不是寻求话语霸权。争取话语权说到底是争取平等对话权，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不让别人也发出声音。这是既坚持民族国家文化立场，又尊重一些值得共同推崇的价值。因为，平等对话、“和而不同”应得到推崇，而话语霸权则不是。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普遍主义意味着“在认同别的生活方式乃合法要求的同时，人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意味着人们并不孤意固执地将自己的特性普遍化；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18]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显然与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观念不谋而合，甚至可视为对后者的注解。

奈所说的软实力以吸引力、感召力的方式发挥作用则是可取的。这种吸引力和感召力从效果上看，可以分为关注—肯定—尊敬—推崇等若干阶段。但吸引和感召不等于他国照搬本国文化，恰恰相反，应该认可文化过滤、变异的积极意义。变异是必然的，不一定是坏事。只有经过文化过滤，一国的文化才能真正有效地融入他国，并成为他国文化发展的有价值的因素；也才能实现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才能最终赢得良好的文化形象和声誉。这样的软实力才是有政治正当性的软实力。而对于以渗透、同化为目的的文化竞逐，他国有理由进行排斥、消解。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文化软实力，那么，这种文化软实力恰恰不是以同化、征服为主要目的，虽然也不乏华夏中心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更多地体现为吸引和感召，体现为他国的主动向往。

二 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层面。李河先生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对软实力的误译，是“软实力”的同语反复。因此，“‘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无疑是个赘疣”[19]。本书不同意此观点。此观点事先认定“文化软实力”是对“软实力”（soft power）的翻译，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按照约瑟夫·奈的论述，软实力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的软性同化式资源。虽然奈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很细致的分类和界定，但显然，在他看来，文化只是软实力的一个层面，尽管是基础层面。国内学界和政治传媒界正是在他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大体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在逻辑上并无不通之处。而且“文化软实力”的英译也应该是“soft power of culture”，而不是“cultural soft power”。前者强调的是由文化所产生的软实力或者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后者强调的则是具有文化性质的软实力，它隐含了任何文化都具有软实力的意思，而这是不准确的。至于李先生批评说像“经济软实力”“教育软实力”“体育软实力”等不伦不类的说法层出不穷，颇有泛滥之嫌，[20]本书是认同的。笔者以为，此类说法的问题主要是没有认清软实力的基本结构是层级式而不是并列式的（由于论题所限，本书对此不展开讨论），不存在与文化的软实力并列的诸如体育、教育之类的软实力其他基础层面。如果对文化软实力的讨论涉及教育、体育等领域，那么，从功能论角度进行界定，我们应该称之为“教育的文化软实力”“体育的文化软实力”，如本书所探讨的“中国文学的文化软实力”。

要避免概念的混乱，还需要对“文化”作出恰当的界定。本书基本认同霍桂桓教授对文化的解释，即文化应是体现特定地域共同体成员共同精神特质的具有情感性的符号。[21]这样，文化的外延虽然非常广泛，但其内涵确定，而一个概念能否成立的关键取决于概念的内涵。举例来说，我们通常有所谓酒文化、茶文化的说法，似乎这样一来，文化这个概念无所不包，而无所不包的概念其实是空洞无物的。本书认为，诸如酒文化这样的概念并非不能成立，但不是与酒相关的一切都可以称为文化；而是特定地域的人们对于某种酒的酿造、功效、流传等方面所形成的共同的情感性体认，这种体认又以符号形式呈现出来，例如关于这种酒的传说故事等。

文化能够作为一种国家实力，简而言之，在于对内可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对外可以扩大国家影响力。不过，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所有文化都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成为软实力基础的文化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能够体现民族的精神特质；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潜质。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在对外传播中转换为现实的国家软实力。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应从这种双重意义来理解。不过，民族精神特质与普遍的都并非天然存在，而是有一个建构的过程，这就需要对内进行文化整理和提纯，对外注重文化传播策略。

因此，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本途径是对内文化建设与对外文化传播的有机统一。国内的文化发展水平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和前提，这种文化发展水平当然包含文化的传统积累，但根本上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状况，诸如国内文化制度和政策、文化总量、文化达到的高度、教育情况、主流文化的普遍意义潜质以及文化的自由度、开放性、包容性、创造力等。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包括国家文化形象的被认可度等）是文化软实力的表现形式和落实点。吸引是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方式，其又是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来实现的，因此，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和深度直接影响到文化软实力的强弱。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层面，与软实力的其他层面，包括国内各种制度、国家发展模式、国家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基本方面，但国家形象还包括其他方面）、参与国际事务和制定国际规则的程度等相互作用。软实力又与硬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关系密切。文学对外传播也会通过影响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影响到软实力的其他层面，甚至影响到硬实力，[22]后者显然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当然，文化产业基本是现代的产物，古典时代一般谈不上这方面内容）。而硬实力（它是软实力的后盾）和软实力的其他层面也必然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对外传播，但本书由于论题和篇幅所限，只能在必要时涉及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