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操的人格精神特征

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颇遭时人非议的人物。在曹操生活的时代，人们对曹操就已经有不同的评价，有褒有贬，说法不一；历代对曹操的评价更是丰富多彩，莫衷一是。那么，我们该如何认知历史上的曹操，把握其人格精神的核心特征呢？如果从人格心理结构的角度进行考察，结合曹操生活的时代和他的生平行实，我们认为，曹操最突出的人格精神特征主要呈现为五个层面，即：仁者之心、霸者之气、智者之识、权者之术和诗家之才。

一 仁者之心

我们首先必须肯定，作为一个深受儒家精神熏染的时代风云人物，曹操是有仁心的，并非天生谲诈，本性阴恶。尤其是前期的曹操，仁者之心的表现更加突出。曹操生逢乱世，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等汉末社会最惨烈的政治军事动荡，而这些动荡最大的受害者自然是下层的普通民众。可以想象，一场战争下来，会有多少人抛尸荒野，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衣食无着、背井离乡。面对如此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曹操是有深深的悯世情怀的，这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如《薤露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36]描写董卓之乱带来的社会震荡和京师残破景象，字里行间流露着曹操的哀痛之情。再如《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37]写军阀混战的残酷后果和造成的民生灾难，表达了他忧念民生的仁爱之心。他作于建安十一年（206）西征高干时的《苦寒行》，也是“念及征夫劳苦”，充满“悯劳恤下之意”的[38]。再如他建安七年的《军谯令》：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39]

面对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曹操凄怆伤怀，要求抚恤战死沙场的兵士家属，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这些作品中表现的对“生民”“将士”的悲悯之心，并非曹操为了笼络人心而玩弄权术的虚饰，都是曹操身临其境、真情实感的抒发，是他仁者之心自然而然的流露。明代诗论家谭元春说曹操身上有“菩萨气”[40]，所谓“菩萨气”，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仁者之心；明代诗论家钟惺也认为，曹操“惨刻处惨刻，厚道处厚道，各不相妨，各不相讳，而又皆不出于假，所以为英雄”[41]，他作品中表现的悯世伤生情怀，都是“真心真话，不得概以奸之一字抹杀之”[42]。此处所谓的“厚道”如谭元春的“菩萨气”一样，也是指曹操有仁人之心。清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的评论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他说：

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思；其与天下贤才交游，一定有一段缱绻体恤情怀。观魏武（《短歌行》）此作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辈，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43]

确实如吴淇所言，如果曹操没有仁者之心，天生就是一个惨刻、谲诈、阴毒之人，“当时豪杰”怎会“乐为之用，乐为之死”呢？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曹操初迎汉献帝都许之时，“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也”[44]。另外，如建安十二年（207），在北征乌桓途中，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因病去世，年仅38岁，曹操十分惋惜，痛不欲生，上书朝廷请追增郭嘉封邑，他在《与荀彧书追伤郭嘉》中无比沉痛地写道：“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45]在这里，曹操不是把郭嘉作为下属看待的，而是作为朋友和知己看待的，字里行间充满对郭嘉之死的追念和痛惜，仁爱之心、朋友之谊溢于言表。总之，验诸曹操一生行实，曹操具有仁者之心是无可怀疑的，只是随着事态情势的变化，曹操个人欲望的日渐膨胀，仁者之心被其他人格精神所抑制或遮蔽，令人不易觉察罢了。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他后期的篡逆之心，而不体察或忽视他前期的民生之爱，就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曹操复杂的人格精神结构特征。

二 霸者之气

自古以来，评论曹操者皆认为曹操有霸气。《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曹操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46]；宋人敖陶孙《诗评》说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47]，所谓“气韵沉雄”即指霸气十足；明代谭元春认为曹操身上不但有“菩萨气”，更突出的还是“霸气”[48]；清初王夫之也指出曹操有“霸心”[49]；黄子云《野鸿诗的》也认为曹操有“强梁跋扈之气”[50]；沈德潜更是明确指出曹操“沉雄俊爽，时露霸气”[51]。

曹操的霸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心胸格局之霸。曹操与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如袁绍、刘备、孙权等相比，在心胸格局上要远远超过他们。他的《观沧海》描绘吞吐宇宙的沧海气象，苍茫阔大，云蒸霞蔚，是曹操精神世界的形象自喻。沧海意象最能体现曹操的心胸格局。

二是理想目标之霸。曹操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渴望建立一个“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52]（《对酒》）的太平世界，这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曹操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自信的人，他常以周公自况，“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53]（《短歌行》其一），以此展露自己的政治理想，给人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刘熙载《艺概》说：“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54]何止是他的诗，他人生理想的霸气也同样如此。

三是政治魄力之霸。在政治军事上，曹操是一个铁腕人物，绝不容许他人忤逆自己。当有人认为他有“不逊之志”，希望他将“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时，曹操强硬表态，正是因为我的存在，天下有非分之想的人才不能实现觊觎之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55]（《让县自明本志令》），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魄力。

综观曹操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集霸心、霸气、霸道、霸权于一身的人物。

三 智者之识

孔子曾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56]的评论。曹操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人，也是一个实践理性极强的人，他对时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知和判断，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智者”。他的许多治世行事策略都体现了他的智者之识，如：曹操深知“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57]（《置屯田令》），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大力推行屯田，设置屯田都尉，以解决大军粮乏之忧。曹操深知“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58]（《以高柔为理曹掾令》），所以，他严明治军，赏罚明达，崇尚法术。曹操深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59]（《论吏士行能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60]（《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所以，他主张“唯才是举”[61]（《求贤令》），“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62]（《举贤勿拘品行令》）者均可举用。曹操深知社会风俗对人心的塑造作用，所以，每稳定一处，即置校官，修文学，整齐风俗，“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63]（《修学令》）。曹操深知“多兵意盛”[64]（《让县自明本志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当有人要求他交出兵权时，他明确表示“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65]（《让县自明本志令》），表现出异常清醒的实用主义理性。

正是曹操的这些明识之智，使他对现实错综复杂的形势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认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无尺寸之地的曹操能够从群雄争霸的汉末昏乱政局中脱颖而出，与曹操本人的智者之识是分不开的。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有非常客观的评论，他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66]陈寿说的“明略”，正是我们强调的智者之识。

要之，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具有远见卓识且能够身体力行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四 权者之术

曹操最为后人所诟病且被无限夸大的是他的权者之术。前已指出，曹操生活性格中确有玩弄“权术”的一面，如他少年时欺哄父亲愚弄叔父就是典型的事例。验之曹操一生的生活行实，玩弄权术可以说是他的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史籍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

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67]

因军中缺粮，曹操先同意主事者以小斛足之的建议，后因士兵不满哗变，曹操就将责任推给主事者，还给他戴上盗官粮的罪名加以处死，借主事者之头来稳定军心。不可否认，这“变诈”伎俩就是玩弄权术。再如《世说新语·假谲》也记载有几个他玩弄权术的故事：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68]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69]

上述这些故事无不给人一种深刻印象，那就是曹操天生谲诈成性，是个玩弄权术的专家。尤其是经过《三国演义》的形象演绎，曹操玩弄权术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几乎成了曹操人生的符号效应。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三国史料，就会发现，曹操不仅善于玩弄权术，而且也时常表现出多疑残忍之性。如《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记载，他在逃离洛阳路过成皋老朋友吕伯奢家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70]。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补充此事说：“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71]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曹操对老朋友全家痛下杀手，确实是非常残忍的。再如曹操父亲被杀后曹操的表现，《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琊，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72]如此大规模的屠城行为也充分暴露了曹操的残忍。孙盛就评论曹操此举说：“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73]所以，善于玩弄权术又具有残忍性格的一面，在曹操身上都是有实际发生的事件为证的，我们今天没有必要为其回护遮掩。只是曹操的玩弄权术除他个性原因外，也不可脱离他生活的时代来认知。如果设身处地地去想，曹操的玩弄权术也是事出有因的。在那个他不杀别人，别人即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极限生存环境下，曹操的玩弄权术实际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自觉的、防身自保的特殊方式罢了。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察又可发现，记载曹操玩弄权术并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故事，大多出自吴人写的《曹瞒传》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就很值得品味了。吴人的《曹瞒传》可能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来丑化曹操，里面自然会有污黑曹操的成分。但《世说新语》编撰者距离曹操生活的时代已二百余年，其中还如此集中记述曹操这些故事而且将其有意放大，恐怕就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了[74]。

当然，曹操的玩弄权术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将其完全归为个性使然，有的也是出于军事谋略的需要。《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凡排兵布阵，用兵行事，必然有权术谋略存在。如果这些谋略都被视为权术，那所有的军事家就都成了心术不正、善于玩弄权术的权术家了。显然，这样的认知是不公平的。如官渡之战前，许攸自袁绍处投奔曹操，与曹操讨论军粮问题，曹操开始的回答不失为一种权术心理，但当许攸说透曹操心思处境时，曹操就开诚布公地告诉许攸实情[75]。这虚虚实实的背后恰可看出作为军事家的曹操用兵行事的机警谨慎、灵活善变。再如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韩遂，为了瓦解马、韩军事联盟，曹操对马、韩进行了离间。《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逾疑遂。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76]

曹操正是抓住了马超、韩遂之间的矛盾和马超多疑的心理，成功地使用了离间计，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也应视为曹操对军事谋略合理灵活的运用，不能完全看作曹操在玩弄权术伎俩。

总之，我们承认曹操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甚至不乏残忍的一面，但曹操的权术又往往与他的“明略”智慧浑融交织在一起，彼此难分。因此，讨论曹操的权者之术，切不可顾此失彼，因噎废食，一概否定。

五 诗家之才

曹操是个多才多艺之人，他擅草书、音乐、围棋，在汉末众多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中，曹操的文化修养和诗才是最高的。曹操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文化修养和诗才，与他博览群书、“雅爱诗章”[77]的文化个性有很大关系。曹丕《典论·自叙》记述说：“（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78]《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也说：“（曹操）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79]汉末军阀领袖人物中，不乏爱读书的人，如孙权，他自述自己的读书经历时说：“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大有所益。”同时，他还劝吕蒙、蒋钦二人“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80]。可见孙权也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但能够达到曹操那样高的文化修养程度的却不多。读曹操的诗文可以发现，他对先代典籍史事相当熟悉，诗书成语，信手拈来，化为己用。历代评论家尽管对曹操其人看法不一，但都认可曹操的文笔诗才，曹操的诗文至今还为人们阅读传诵即是最好的证明。

以上我们概括了曹操人格精神的五大特征，即仁者之心、霸者之气、智者之识、权者之术、诗家之才。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曹操上述五大人格精神特征并不是齐力并发、齐头并进、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情境和政治军事处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不同行事过程中，他的某一方面的人格精神会因现实的需要被唤醒而显得特别突出，而其他方面的人格精神则会自觉不自觉地被遮蔽或掩盖。如曹操生活的前期与后期、军事生涯与日常生活、行政处世与饮酒赋诗等不同处境下，他的人格精神表现的隐显就不同，有时豪放爽朗，有时假谲诡诈，有时真情表露，有时虚张声势，有时杂糅迸发。因此，曹操人格精神特征又呈现出鲜明的多面性、复杂性、交织性的特点。可以说，在曹操身上，理性与感性并存，仁心与刻薄浑融，霸气与权术互含，杂学与诗才交织。所以，认知曹操既不能将其某一人格精神特征无限度地夸大，也不能对某一平常的生活细节进行无边界的过度诠释，应该结合汉末社会的时代情势和曹操生活的人生行实进行全面分析，系统观照，充分认识曹操人格精神特征的复杂性、交织性和多变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和复原曹操的历史真面目。

总之，曹操是一个多才多艺、明略超世、人格心理结构极其复杂的人物，是汉末具有远见卓识和实用理性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研究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研究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曹操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