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一场战争

毛泽东不是行伍出身。他既没上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也没进过云南讲武堂，只在辛亥革命后到长沙当过半年“新军”。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献身中国革命，先是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战工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才开始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他投笔从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驾驭战争，最开始是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起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领导革命战争的话语权，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此后，他开辟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战争，以大规模运动战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道路。经历土地革命后期的曲折，通过遵义会议，他成为党领导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主要领导人，并确立了领导党和人民军队的核心地位。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他总结实践经验的独特战争理论得到全党认可，特别是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开辟拥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敌后战场，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令世界刮目相看。解放战争之初，他退避三舍，实行战略防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进一步将大规模运动战与攻坚阵地战相结合，实行战略反攻，最后进行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战略决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神”。

所谓“战神”，不仅是指善于指挥作战，敢打硬仗，更重要的在于掌握战争规律，有军事韬略，能科学预见，料事如神，运用战略策略出神入化，奇谋迭出，指挥用兵神出鬼没，高招过人。毛泽东经过多年的战争生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神”。如果说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是从中国人民的视角呈现毛泽东伟大军事家、战略家的形象，那么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使毛泽东站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他作为伟大军事家、战略家的绚丽风采。

对于一生征战的毛泽东来说，尽管是从以弱胜强的争战中打过来的，在任何时候没有害怕过任何敌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却是异常艰难的。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2]为什么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难下决心的两大决策之一呢？

因为下这个决心，牵涉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诸多考虑，又不能不受苏、朝、美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使毛泽东不能不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出兵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出现了比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更难决策的“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先说“长考百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之际，毛泽东就已高瞻远瞩，提出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在鸭绿江边部署边防军兵力。8月上旬，在朝鲜半岛南端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他察觉到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会增加，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他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毛泽东即指示边防军在月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他接见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邓华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8月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出去作战。[3]8月下旬，他给远在西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发去一电：“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4]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从10月2日到18日，党中央接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在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斯大林会谈情况和从东北边防回来的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情况后，指出：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5]毛泽东从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最后决定入朝作战，经历了103天的反复考量和权衡，故称“长考百日”。

再说“三波两折”，这发生在最后决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

第一个波折发生在10月2日至3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对出兵问题未雨绸缪，很早作了准备，但何时出兵，他有个底线：敌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6]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后，斯大林来电希望中国立即派出部队到三八线，拯救朝鲜；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驻朝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请求。次日，毛泽东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并拟写了致斯大林回电；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华电，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天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时，与会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于是决定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这样，会前拟写的给斯大林的回电没有发出。他服从会上多数人意见，将不出兵决定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这就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曾就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报告斯大林的10月3日电。此电称：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严重后果。电文建议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7]这就是第一个波折。

第二个波折发生在10月4日到12日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4日下午到5日全天接连开了3次，毛泽东让与会者提出各种意见，权衡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在5日下午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是与苏会谈的主要代表。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谈的：若苏联有派空军支援的表示就谈出兵问题，若苏联不愿派空军支援就谈不出兵问题。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要否出兵援朝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一致决定，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8]基于此，毛泽东在12日致电彭德怀等，此前命令暂不实行，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训练，不要出动。这就是暂不出兵的第二个波折。

第三个波折发生在10月13日至18日。13日，就斯大林、周恩来联名电，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晚10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身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我军出动到朝鲜（较）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9]该电请周恩来留莫斯科几天，就苏援助装备和出动空军以防美军空袭京津沪等大城市问题与苏联同志继续商谈。18日，周恩来返京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上述出兵入朝作战的最后决定。这样，“此波无折”，全过程姑且称之为“三波两折”。

抗美援朝决策这样艰难，其“长考”酝酿用时之久，过程曲折反复程度之大，不仅在毛泽东一生中没有过，就是迄今的百年党史也无出其右者！之所以如此，当年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主要有这么三个“纠结”：

一是挑战美国这个头号西方强国，能否打赢。70多年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军队装备，中国和美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简而言之，不能同日而语。就综合国力而言，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当年我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工农业总产值为10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28。论军事装备，美军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美军的一个军拥有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空军完全控制了高空领域，我国的空军还要训练半年才能作战。我军既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不能不反复掂量。若不能打赢，出兵干什么？志愿军不是去白白牺牲的！这是首要的担心。10月2日没有发出的致斯大林电（以下称“前电”）和通过罗申大使转达给斯大林的意见中都表达了这一点。前电中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在罗申给斯大林的电中陈述不出兵的理由：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认为出兵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10]。这两电，既说明了毛泽东出兵的立足点，也反映了大多数同志不赞成出兵的顾虑。

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1950年6月上旬，我们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确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部署了1950年的中心工作。但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直接破坏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严重阻碍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且打乱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实施和工作安排。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成了与会者讨论的主要话题。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就是担心：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乱的创伤十分严重，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工业化建设还没开始，国民党残余和匪特势力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基层政权还不是很稳固；如果出兵援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新中国的建设还能否进行，都是一个问题。这也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拟写的没有发出的致斯大林电和会后通过罗申大使转达给斯大林的意见中谈到了。前电说：一旦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就要准备（应付）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的问题）。“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11]罗申的电文中说：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两电中谈到的问题，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不纠结于心。

三是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顾虑在罗申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得明白，出兵朝鲜“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12]

这些方面的担心和顾虑，都在情理之中。党的高层领导有各种看法和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这些问题是怎样得到分析、应对和解决，最后统一思想认识的呢？这里，也是历史的合力——诸如彭德怀等统率的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的高昂斗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的鼎力协助，还有斯大林和苏联的某种支持和应允的援助等——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就作出最终决策而言，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坚毅决心，即没有动摇过的初心起了决定性作用。所谓“长考百日，三波两折”，并不是说他个人有什么犹豫动摇，而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他需要做工作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形成“硬核”力量。这是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下述三个思想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

第一，始终坚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战略思想。这是他在1946年第一次下决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提出的。有了这个思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决应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这一次，毛泽东也是坚持这个思想，提出出兵抗美援朝。他在1950年8月5日接见边防军首长即后来的志愿军副司令、代司令邓华时说，你们“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13]9月5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也可能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14]在10月5日下午作决策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再次指出：美国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15]所以，对美国军队的认识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是贯穿于毛泽东作决策始终的战略思想。

第二，始终坚持中朝两国是唇亡齿寒关系的思想。就在9月5日的上述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对于朝鲜人民，我们是需要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有过很大的帮助，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中都有他们的帮助。因此，我们在今天应当尽力去帮助他们。[16]在10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让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疑虑的人讲了出兵的不利情况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17]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日后由“唇亡齿寒”这个成语来表达。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的《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报告中转述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发展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所以我们要理，要管。”“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18]

第三，始终坚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正义力量必胜思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派出海军和空军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而且其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6月28日，毛泽东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从8月下旬始，美军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对我境内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造成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我国政府不能不认为，这是美国当局准备扩大战争规模的一个信号。在美国7万大军从仁川登陆，朝鲜战局迅即逆转，美军急速向中朝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9月底向全世界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9]在10月4日和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既充分摆（出）了出兵的种种困难，又强调了出兵的必要性和战胜美军的可能性。毛泽东等人认为，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难以安稳地从事建设。彭德怀将这一点讲得十分透彻：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这铿锵有力的几句话对会议统一思想、作出决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等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美军虽然武器先进，但兵力分散，补给线长，战斗意志不强。我军虽然装备落后，但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兵源充足；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具有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一贯能够以劣势装备打败装备优良的敌人；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持近便。因此，出战获胜的可能性也存在。次日，周恩来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根据会议精神，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时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得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20]

正是上述思想统一了高层领导的思想认识，消除了担心和顾虑，中共中央最终郑重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由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晚，彭德怀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雄赳赳、气昂昂的非凡英姿，跨过了鸭绿江！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旗开得胜后，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7日谈到出兵决策的思考情况：朝鲜局势紧张的那段时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他说，我们迫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讲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说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1]

这里，还要辨析两个曾经鼓噪一时的问题：

一是所谓朝鲜战争是中国鼓捣发动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学者声称，苏联档案中有材料表明朝鲜战争是中国人鼓捣发动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包括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之间的电报和活动往来，发动朝鲜战争的真相基本大白于天下。这些档案文件表明，1950年1月底苏联改变了以往对朝鲜半岛的政策，4月中旬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表示了“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5月中旬，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谈到斯大林的态度。毛泽东感到疑惑，当晚由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表示请斯大林迅速回电说明情况。次日，罗申转达斯大林的回电后，毛泽东才没对经斯大林认可的朝鲜统一计划表示异议。这一点在后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金日成来，说斯大林同意了。我想，三国，已经有两国同意了，我也就没有坚决反对。”[22]杨尚昆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秘书所撰文章，杨尚昆谈到，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为说服那些有顾虑的人，将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恰好此时师哲（毛泽东的秘书）带苏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来找毛泽东。毛泽东在丰泽园会见苏联客人后返回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作出了出兵的决定。[23]所以，胡乔木讲到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决策时说：“现在，有人说在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了什么材料，说朝鲜战争是我们让打的。可以肯定，这是胡说八道。中央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实讲，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绝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24]

二是所谓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美国北进意图误判作出的决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有关方面陆续公布了关于朝鲜战争的一些历史档案材料，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过了三八线北进朝着鸭绿江方向攻打时，美国政府没有侵犯中国的意图。据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一份文件规定，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范围以内，无论中共部队是有组织地公开投入朝鲜战争，还是进攻台湾、澎湖列岛或印度支那，都不要使美国军队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还有材料表明：为了不使美国与中国发生战争，美国政府多次否决了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封锁和轰炸中国的提议，云云。据此，能否说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是对美国意图作了错误判断的结果呢？显然，这涉及对美国方面公布的这些材料怎么分析，对美国政府代表人物怎么认识的问题。我们姑且不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但是否全面，谁能打包票？那时公布这些材料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中两国都在努力改善关系。这些材料不能说与此没有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信誓旦旦地承诺也会出尔反尔。君不见，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曾表示不干涉台湾问题，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其第七舰队就入侵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次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表讲话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25]周恩来在1963年讲到抗美援朝的决策时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26]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不存在什么“误判”问题。这是美国侵略军将战争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后，中国共产党人要作出反应的必然结果。历史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