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王朝统治时期，帝王个人素质深刻影响着国家命运，国家形势常因帝王个人行为而骤然改变，“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见闻知识的限制，便可使整个机构的活动为之狂乱。而在尊无与上，富无与敌的环境中，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好皇帝。所以在一人专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乱’倒是当然的”[1]，因此治乱循环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三国演义》开篇“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2]的论断就是对古代王朝演变特点的精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在《灯下漫笔》中从民众的生存状态入手将“分—合”的过程概括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3]。在古代乱世时期，民众的生存处境是极其艰难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4]。

战乱年代广大民众既被贼害又被官侵，既惧贼又怕官的无所适从、无路可走的问题历来被文人重视。如经历过安史之乱的中唐诗人元结在《舂陵行》中真实描绘了代宗广德年间道州人民“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5]的痛苦境遇；北宋初年的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反映了王小波起义时蜀地人民“上畏王师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的两难处境，并通过朝廷官员张咏《悼蜀诗》“当时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唯剥削。一方忿恨兴，千里攘臂跃……悲夫骄奢民，不能饱葵藿。朝廷命元戎，帅师荡元恶。虎旅一以至，枭巢一何弱。燎毛焰晶荧，破竹锋熠爚。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悼耄皆罹诛，玉石何所度。未能戮强暴，争先谋剽掠。良民生计空，赊死心殒获”[6]的描述，揭露了官府恶政导致地方民乱以及官军平乱时滥杀民众、剽掠民财的恶行。

虽然诗歌可以强烈地抒发悲愤之情，但它的短小形式难以展现丰富多变的生活细节和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与诗歌相比，小说的情节性和生活化色彩更浓。在中国古代，文言和白话小说虽都属于叙事文学，但二者的发展历程和文学气质有较大差别。文言小说多为短篇，先秦时期已经出现；白话小说篇幅较长，唐宋以来逐渐定型，世俗化气息浓郁。总之，与诗歌的高度凝练及白话小说的通俗化相比，具有史补精神的文言古小说更能以言简意赅的语言反映真实复杂的社会面貌。

“古小说”是“相对于近古的通俗小说而言”[7]，即与白话小说不同的文言小说。文言小说虽然也以虚构和想象为主要创作方法，但它的内容多是基于现实事件而展开的，并常将小说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放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具有极强的信实品格。文言小说家多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官员、文人甚至是帝王，重视小说的“补世”作用，注重小说的写实性和史学价值。他们常将小说作品定名为“史”或“传”以突出其历史意蕴，如《唐国史补》《阙史》《逸史》《东城老父传》《高力士外传》《长恨歌传》等等。并且有极高的创作追求，如中唐沈既济的传奇《任氏传》不仅提出“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艺术理念，而且希望达到“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8]的思想高度；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以异类为创作对象，但故事结尾常以“异史氏曰”提炼主题，这些都是对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9]的创作目标与“太史公曰”结构形式的继承。李剑国认为，“唐代小说家有三种气质：历史家气质、伦理家（儒家）气质、诗人气质，相应的便是三种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和诗意识。历史家气质和历史意识并不只限于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和历史感的表现，而是对于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对于真实的感情世界，对于作品真实性的执著与把握，因此它使小说走向真”[10]。其实“小说家的史才比历史家的史才应有更为深广的内容：他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理解‘实录’原则，在虚构和幻想中体现真实感”[11]。文言小说在虚构中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古人生活的本真状态和时代精神风貌。

为追求作品的真实效果，即使是虚构的故事，小说家们也会在开头或结尾交代来源或传播途径。一些史学家也把某些小说内容当作实事，常从小说作品中撷取材料，如《新唐书·忠义传》中吴保安的事迹就是根据牛肃志怪传奇小说集《纪闻》中的《吴保安》一篇载录的。即使是以神鬼异怪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如《搜神记》《广异记》《夷坚志》《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集，也在虚构的基础上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众心理。因此“古代小说有其独特的史学价值，实际上是对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的概括，即古代小说毕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它的描写中蕴含着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认定”[12]，而现在的研究者“往往都是从某部特定的作品出发，所论也只是作为对该作品分析的一部分而存在，研究者并没有着眼于作品所蕴含的史学价值的发掘与肯定，更没有围绕某种历史现象而取众多作品作综合性的分析”[13]。与长篇白话小说的繁复性相比，文言小说“内容比较单一，主题比较单纯，因此文言小说的研究在更多情况下比较适合于集团性的整体研究，也就是从共时性或历时性的角度进行整体观照”，而且“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有密切关系，同时它又反映着广泛的社会生活，因此文言小说具有多文化元的丰富内容，较宜于成为跨文化综合研究的对象”[14]。因此，从社会文化和时代特征的角度对古小说进行整体考察有助于全面挖掘和正确评价古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在古小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和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乱世阶段是历代小说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乱世对古小说题材的形成和思想内涵的深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与乱世相关的题材是古小说的重要书写内容。古小说的乱世书写一方面全面展示了乱世社会的基本面貌、人们的悲惨遭遇及理想愿望；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文人小说家对乱世问题的深入思考，如借谶兆和天命故事表达对乱世的无可奈何，通过对致乱帝王和作乱者行为特征的描述反思乱世产生的人为因素等等。不论是展现帝王还是士大夫及平民在乱世中的遭遇，小说家都着眼于人的命运，并通过个人的生命轨迹反映时代的心理倾向和社会文化的变迁。通过小说家的乱世书写，不仅可以了解乱世的凋敝、残破和人类生命无保障、尊严遭践踏的痛苦情况，而且能真切体会到人们走投无路时的心理愿望，同时也能感受到文人的反思精神，尤其是灾难意识、谶纬理念、术数观念、天定思想和帝王批判等增强了乱世书写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在反思乱世时，小说家的政治观有的与官方正统观点相同，有的比主流意识更敏锐、更深刻，如《梅妃传》对女色亡国论的批评和否定就高于当时及之后的许多史学家。总之，关注治乱的小说家秉承救世情怀，在虚构中折射时代问题，表达社会理念，探究致乱之因，体现了深沉的国家观念和政治感悟。

综上所述，基于古代乱世的常态化与古小说的信实品格和适合整体性研究的特点，本书以古小说的乱世书写为研究对象，全面审视与乱世相关的题材。总体来看，古小说主要从四个方面表现乱世问题：一是反映社会乱象和民众的悲惨境遇；二是描写乱中世人的生存之道，展示其理想愿望；三是反思乱之原因，提出治理理念；四是聚焦帝王政治弊端，表达对统治者的态度。因此在阐释古小说的乱世书写时主要把握三个重点，一是乱世时期的社会状况；二是文人的政治感悟和哲理思考；三是小说家的表现方式。在论述过程中，注重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关联，重视前后之间的逻辑关系，力争使研究内容系统化、条理化。首先全面概括古代乱世与古小说乱世书写的特征，接着从悲剧基调、悲惨来源、生命渴求、生存理想、探察乱迹、追寻乱因、考究乱源、艺术表现和价值意义九个方面分别阐述古小说乱世书写的主题倾向和精神内涵。既全面梳理乱世的总体面貌，又揭示造成人类惨剧的社会因素，并探寻人们在乱离中的生命意识和社会理想，提炼出小说家的乱世观，从而使古小说乱世书写的基本内容和思想理念得到充分阐释和严密论证。

追求“信实”“补世”的古小说乱世书写总体呈现悲剧性的思想倾向。在悲惨的社会中，人们渴望得到救助或者找到新的生活场所。为了减少悲剧的发生，小说家反思乱世出现的各种原因，虽然天命意识强烈，但更注重人为因素的影响力和破坏性，如帝王政治弊端与作乱者的恶行等。总之，古小说的乱世书写描述苦难生活，表现时代变迁，折射文化思潮，反思致乱根源，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古小说的乱世书写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古代乱世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的理想愿望，而且能深入体会古人的政治思想和忧患意识，并能以古鉴今，居安思危，提高预警能力，为当今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