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小说乱世书写概述

乱世的悲惨状况和民众的痛苦生活极易激发文人的创作激情，因此，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常与乱世有关。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已具有浓重的战乱因素，如《老子》《庄子》《孟子》等都包含了对春秋以来诸侯争霸、天下大乱问题的反思，现实主义诗作《诗经》中的征役诗已对战乱的原因、影响等有生动表现。秦汉以来，战乱是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尤其是反映东汉末年乱世状况的诗歌使动荡乱象和社会苦难得到了全方位展示。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用“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白描手法刻画了乱后破败荒芜的景象；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和曹植《送应氏》“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等都是对汉末大乱中死尸遍野、田园荒芜的真实描述；“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展示了董卓之乱时“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的时代灾难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特别是女诗人蔡琰经历了丧父离子的痛苦生活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所写的《悲愤诗》更是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中原人民被边疆少数民族欺凌的痛苦状态和荒凉的乱世面貌：“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47]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在后世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作中屡有回响，尤其是诗圣杜甫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和典型化的手法再现了安史之乱时民众的悲苦和国家的灾难。他个人“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的悲痛辛酸与“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的饥寒之苦是动荡年代漂泊者的共同写照。宋代的陆游将个人的高尚理想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时刻关注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政权，《关山月》中“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的报国无门之痛与“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的国土沦丧之耻代表了南宋爱国文人的情感倾向。

乱世苦难不仅是诗歌的表现内容，而且也是诗歌发展的催化剂。曹操的《蒿里行》用乐府旧题写时事；杜甫的“三吏三别”开创了用新题目写时事的新乐府形式；英雄文人辛弃疾愤慨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的苟安政策，将远大的报国之志和报国无门的悲慨熔铸在词体创作中，使豪放词风成为词坛主流。

乱世题材也是古代叙事文学的主要内容，元杂剧与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中与乱世相关的杰作很多。关汉卿的《单刀会》和《西蜀梦》是对东汉末年乱世局势的抒情性展示；白朴的《梧桐雨》在叙写帝妃爱情时融入了浓浓的乱离之悲；《三国演义》对“明君贤相”的呼唤和《水浒传》“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主题表现，更将乱世时期文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反思展现无遗。

与思想家的哲理性、诗人的抒情性以及通俗小说家曲折详尽的叙事手法相比，文言小说家具有更深沉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责任感。在“拾遗补阙”等创作动机的促使下，他们的乱世书写蕴含着强烈的实录精神，能够更细致地反映社会原貌和世人命运。透过卷帙浩繁、搜奇记异的志怪传奇故事，那一幕幕乱世风貌、一个个鲜活生命、一场场悲惨故事、一点点理想愿望都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纵观文言古稗，它的产生和发展似乎与乱世相生相伴，因乱世而主题日增、内涵日丰。

被誉为“古今语怪之祖”[48]和“小说之最古者”[49]的《山海经》是一部极负盛名的先秦古书。全书内容驳杂繁富，涉及四方八荒的山川神灵、草木禽兽、远国异民等诸多方面。所记事物虽然荒诞神奇，但却反映了早期先民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意识，如在对某种动物、植物特性功能的描述中，再现了穴居时代人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与蛇兽为邻、鸟鱼为伴、人兽杂居的生活面貌，突出了先民艰难的生存处境以及征服灾害的勇气，折射了早期的祥瑞观念以及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之情。特别是对某种动、植物“见则有兵”“见则大兵”“见则其邑有兵”“动则其邑有大兵”“见则其国有大兵”“其所集者其国亡”等不良影响的介绍，传达了人们对天下将乱或将要出现战争的恐惧心理，体现了早期人类在艰辛的生存环境中对动荡生活的担忧和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山海经》中这些关于战乱的预示性描写拉开了古小说乱世书写的序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乱世阶段。在近四个世纪的分裂混乱中，几十个政权交相更替，各统治集团争权夺利，老百姓备受战乱之苦。虽然政治动荡多变，但自魏晋以来，文学进入自觉阶段，尤其是小说创作蔚然成风。在道教广为传播、佛教日益盛行以及谶纬神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粗陈梗概、叙事性强的志怪小说继承了《汉书·五行志》以来的阴阳、灾异等观念，将各种怪异故事与社会问题相联系，反映了小说的哲理性和宗教理念世俗化的特征，尤其是异事迭出、数量巨大的战乱题材更折射了乱世惨况以及人们对动荡社会的无奈和对摆脱困境的渴望。志怪小说的典范——东晋干宝“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50]“明神道之不诬”[51]的《搜神记》用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撰写“妖怪篇”，将气候变化、山川之灾、草木之异、人与动物的反常之态与国家动乱和战乱中人的命运相对照，揭示乱世必然性，强调乱世征兆论。继《搜神记》之后，《搜神后记》《幽明录》《异苑》《续齐谐记》《述异记》《冤魂志》等志怪小说集也将乱世题材作为表现重心，揭露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随意发动战争和官府抢劫民财、草菅人命的罪恶，展示老百姓冻死饿死、人口大量丧亡的惨状，反映人们珍惜生命、反抗强权、追求安宁的愿望。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信佛得生是当时小说的常见话题，甚至在宣扬佛教的故事集中专门出现了以满足战乱中老百姓生存愿望的灵验题材，如“观世音应验记”系列就借乱世背景宣传光世音的威力神验，给苦难无助的民众以心灵慰藉。

唐朝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和平、强盛的治世，但安史之乱以及唐末乱世对盛世图景的摧毁和打击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触目惊心。对重大盛衰转折时期的描述、反思和感叹是唐代小说家的历史使命，他们有的继承前人的志怪传统，在短小精悍的故事中展现动荡社会，如《广异记》《纂异记》《原化记》《阙史》《逸史》《剧谈录》《宣室志》《三水小牍》《潇湘录》等众多的小说集中都有许多乱世题材；有的以委婉曲折的精细笔墨反映战乱造成的社会衰变和民生之苦，反省当时的政治弊端，如《高力士外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梅妃传》《柳氏传》、“隋炀三记”等脍炙人口的传奇名篇。通过志怪和传奇作家或简单陈述或精细铺叙的故事，国家兴亡的种种原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问题、唐末瓦解过程中的时代乱象得到了细致、生动、深刻的展示。与魏晋文人相比，唐人在反思致乱之因时虽然没有摆脱神秘论的束缚，但对人为因素有了更多的考虑，这使古小说的乱世书写日渐成熟。

宋代小说家的目光不断下移，虽然也有借帝王命运反映乱世变迁的题材，但更多的是展现乱世时期民众的痛苦遭遇，如北宋初年的钱易在《越娘记》中借女鬼之口追忆五代乱世“民间之有妻者，十之二三耳。兵火饥馑，不能自救，故不暇畜妻子也。谷米未熟则刈，且虑为兵掠焉。金革之声，日暮盈耳。当是时，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兄不保弟，朝不保暮。市里索莫，郊坰寂然，目断平野，千里无烟。加之疾疫相仍，水旱继至，易子而屠有之矣，兄弟夫妇又可知也”的悲惨状况，并借越娘之口表达了“宁作治世犬，莫作乱离人”[52]的强烈呼声。《越娘记》虽然表现的是唐末五代乱世，其实折射了古代乱离时期民贫难活的普遍现象。南宋的洪迈目睹北宋亡于外族之手的种种苦难，因此在卷帙浩繁的《夷坚志》中大量摄入金人入侵时的悲惨场面，将民族的灾难、家庭的不幸、百姓的颠沛流离、人口的大量丧亡等种种惨象全部呈现出来。南宋文人常常反思北宋亡国之因，通过梦幻神谴、直接表露等方式暴露社会问题，如《林灵蘁传》《兜离国》《李师师外传》等。

明清时期高压的文字政策使文人不能直抒胸臆，一些大胆的小说家便借鬼怪、异界、梦幻等形式折射易代之际的乱世面貌，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如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和赵弼的《效颦集》对山中和洞中隐逸世界的描写都是以王朝易代为背景，借归隐山林表达对尘世苦难和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明初的瞿佑与清初的蒲松龄都是经历过改朝换代的文人，他们耳闻目睹了国家发生倾覆变化时的种种人间惨状，因此《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都有借冤鬼形象来表现乱世之人无辜丧命的题材，尤其是《聊斋志异》借鬼魂的悲惨遭遇和凄凉情感再现了清军入关后屠城杀人的恐怖场面和深远影响，民本意识和遗民情绪强烈。

总之，作为一种社会常态，乱世对人类生活影响极大，乱世的苦难最易让人反思。具有史补品格的古小说对乱世的全方位书写是展现乱世面貌的最真切资料，它既是乱世的产物，也是乱世的反映。乱世对古小说题材的形成、古小说对乱世社会的能动表现是互为影响、相伴共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