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早年岁月（1904—1927）(6)
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4年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支部下设监察处，邓小平当选为监察处成员之一。会后，被委托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年春，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作为那里的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
6月7日，由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的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旅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大会声讨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中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大会还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会议决定6月14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
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甚至最后以武力破坏而未能成功。于是“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人们一到使馆，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使馆内的群众将公使团团围住，并质问道：“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便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驻法公使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腔，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至此，预定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
这时，使馆外的同志报告说，大批警察正在向这里开来。于是大家一起撤出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是旅法华人在欧洲中心——巴黎所取得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
旅法华人进行的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天之内，中共旅欧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以及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驱逐出境。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回忆说：
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为委员，与傅钟、毛遇顺3人组成书记局，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尽管他没有被捕或被驱逐，但同样受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情报员、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今天能够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档案中的监视跟踪记录来了解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斗争情况。这是难得的历史资料。现存的法国国家档案中，关于邓小平等人的活动有不少记载：
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召开一次会议，共有33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10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7月2日）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70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8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由傅钟、邓小平、施去病3人组成书记局。
傅钟、邓小平、邓绍圣等人还在党团刊物担任撰稿人。
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此时住在比扬古尔市卡斯特亚街3号。
法国国家档案中1925年9月9日记录：
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40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0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讨论重建旅法中共组织机构问题。这件事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也有记载：
昨天（10月24日）21点～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1月15日，邓小平在巴黎主持了一次国民党的群众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岐，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第二天，法国情报员即报告说：
国民党于11月15日15～17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47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岐。会上陈希（音）等11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法国共担任了一届半的支部领导，他的活动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国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邓小平自己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几个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1月7日，法国警方弄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
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的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指农历）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绍昌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1903年6月出生于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杨品荪，20岁，生于上海。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3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特拉维西尔街14号和朱勒费里街8号。
1995年当中国记者为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前往法国拍摄采访时，在法国国家档案局查到了一些留存了70年的档案材料，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1925年6月起邓小平就成为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档案当中。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小平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于1月8日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3人出境。这个命令是1926年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还注明了“面交”字样。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搜查扑空，邓小平等人已于7日晚上离开法国。据警方的搜查报告说，执行警察局局长的命令，8日早晨5点45分至7点，在布罗尼—比扬古尔对朱勒费里街8号、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3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3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杨品荪的3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朱勒费里街8号的名叫Mon Fi Fian和Tchen 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