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早年岁月（1904—1927）(7)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邓绍圣等人受党的指派，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
邓小平前往苏联莫斯科，早在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就决定了。5月29日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在给中共旅莫斯科地方执委会的信中就拟定了一批人到莫斯科学习，邓小平就在其中。
1925年11月18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的袁庆云给傅钟等人写信说：“准备在最近的期间，我们有信到，叫你们动身，便马上动身。”20天以后，莫斯科方面又给傅钟等人来信说：“11月18日寄你们的信想已收到，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5人接到信后以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如宗锡钧不能来，即以李俊杰补充之。必须来此的理由前函已说明，站在C.P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须即刻来此学习。”
1926年1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赴俄同志20人，已决定今晚（1月7日）由巴黎起程……他们大约不久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的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谨记着那‘从早归国’的口号。”1月2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刘明俨写道：“1月7日，此间有21个同志起程赴俄。”名单中就有傅钟、邓小平、邓绍圣等人。
邓小平在前往苏联途中曾在德国做过一宿停留。据他后来讲，在德国停留时住在一个老工人的家里，受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接待。这位老工人把床铺让给他们，自己一家则睡在地板上。几十年以后，邓小平仍不忘这件事，称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式的热情接待。
1926年1月中旬，邓小平来到苏联莫斯科，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创办于1921年，它是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干部，也是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的。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就曾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12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原来东方大学的培训已不能适应中国国内的需要。于是，1925年苏联又创办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邓小平一到中山大学，便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学生进校以后，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诸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考虑到学生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一门重要课程——军事课，对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同志，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许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在教学中，由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讨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教学基本单位是班（亦有人称为小组）。1926年初约有学生300余人，设有11个班，每班30～40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生已超过500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既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班。对文化较低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邓小平文化水平属于中上，又有革命斗争的经历，被编到了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这个班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问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徐君虎后来回忆说：
第一期学员共有600多人。我和蒋经国同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我们的团小组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即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年1月与傅钟、任卓宣，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3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像个书呆子。我、左权、赵可夫等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边散步边聊天，尤其是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更是别有情趣。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当时，苏联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自己一方的主张，并争取中山大学学生的支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竭力破坏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随时有可能背叛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国民党派来的学生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右派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傅钟。邓小平是第七班的党组组长。
每一个共产党员学生都要在党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1926年6月16日中共党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地或是消极地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励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励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组织的鉴定，是研究邓小平早年思想和工作情况的一份重要文献。它反映了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就曾经认真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他所在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极为重视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以加深团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学习和讨论，奠定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得以有机会认真地、全面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并了解了许多国际共运、苏联共产党内和中国国内的基本情况，使他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一份自传中，邓小平写道：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一年。他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一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使他一生都受益很大。
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
邓小平之所以没等完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业，就匆匆返国，是因为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
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人民革命运动已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更如已经沸腾的火山，必欲喷发。1925年7月，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苏联人鲍罗廷为顾问的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它继续实行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同时将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的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都担任了各军的党代表。孙中山先生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依然得到了贯彻执行。革命军在取得了东征和南征的胜利后，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举行北伐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在全国爱国力量的响应下，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首攻两湖，要消灭军阀吴佩孚。7月中旬北伐军首战长沙告捷，8月再战汀泗桥。9月北伐军兵临武昌，10月便攻取武昌。北伐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特别是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更是勇不可当，战功赫赫。9月，北伐军在江西发起了对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的进攻。11月上旬，共产党人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的革命军第二军便攻克南昌。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被打垮后，革命军越战越勇，12月又占领浙江。1927年3月更夺取了江南重地——南京。
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以来，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从广州打到武汉，直至南京、上海，革命狂飙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反动政府虽试图组织由奉系、直鲁联军以及孙传芳残部拼凑而成的“安国军”反攻抵抗，但其计划终告失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已基本陷于崩溃。
北伐战争这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大革命，它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进一步开展人民革命开拓了一个广阔天地。
在中国的北方，在历史古都、中国名城西安，冯玉祥将军加入了国民革命的行列，打破了各路军阀盘踞北方的局面。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人氏，行伍出身，曾任北洋政府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等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与原上司吴佩孚发生矛盾，同时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暗中酝酿倒戈反直。后发动了北京政变，将其所部改为国民军，建立过以冯系为中心的北京临时混合内阁，并把中国末代皇帝及清室逐出皇宫紫禁城。冯部国民军与奉军大战，占领天津，使北方国民军控制范围由河南扩大到直隶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