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弘历

爱新觉罗·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的孙子。因此，奕劻的家世背景最早可以溯源自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名弘历，是雍正皇帝第四子。雍正皇帝即位后，汲取乃父康熙皇帝立储的教训，实行秘密建储之法，选定弘历。同时，又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妙选天下英贤”如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蔡世远、鄂尔泰、蒋廷锡等满汉名臣硕儒对弘历进行讲读与辅导。这样，从少年时期开始，弘历便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的教育。几年中，“熟读《诗》、《书》、四子”，“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

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雍正皇帝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并令他参加了对西北准噶尔用兵和此后进行的平定贵州苗疆叛乱等重大军事活动。应该说，到雍正皇帝去世时，弘历本人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君主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患急症突然去世。

这一事件虽然出人意外，然而，由于雍正皇帝生前对继嗣问题预有布置，因而，他死后最高权力的过渡进行得十分顺利。受雍正皇帝之托，大臣张廷玉、鄂尔泰和其他几位宗室皇亲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立即着手拥立嗣君。首先是张廷玉提议取出当年雍正皇帝的建储密旨，当着众大臣的面在灯下宣读，公开确定了弘历的嗣皇帝身份。随即，弘历根据雍正皇帝于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对后事预作的安排，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而后，准噶尔、苗疆军务和其他军政重大事务都及时地得到了妥善处理，治丧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八月二十七日（10月12日），雍正皇帝遗诏被颁发于全国，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弘历继位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并向全国颁布登极诏书，大赦天下，改明年（1736年）为乾隆元年，颁乾隆新历，铸乾隆通宝。九月十九日（11月3日），九月二十七日（11月11日）服满，弘历移居养心殿。至此，弘历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初步确立下来。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清王朝托上了繁花似锦的盛世时代。其间的文治武功，为大家所熟悉，这里不再述及。在此仅对与奕劻家族、家世有关的建储、传位等事略作一些说明。

清朝前期，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对于加强皇权、安定政局、巩固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由于受传统建储观念的影响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他对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远远不足。在他看来，秘密建储不过是一种“酌权剂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储君人选标准，他也拘泥于中国传统的立嫡立长之旧规，对顺、康、雍三帝和他自己皆不是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深表遗憾，并为此而暗下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因而，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乾隆皇帝即首次秘密建储，他将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内定为储君。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病殁之后，他又想将皇后所生之皇七子永琮内定为储君。然而，就在他迷恋于中国传统宗法制度那一套立嫡立长的时候，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他心目中的建储对象永琮和富察氏皇后又先后死去。至此，乾隆皇帝建储立嫡的愿望完全落空。而在此时，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对皇后之死不但“并无哀慕之忱”，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意。这让乾隆皇帝十分恼火，当即严加训斥，并对他们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予以严厉警告：“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经过这一事件的打击，乾隆皇帝汲取教训，才认识到，“建储一事，亦如封建井田，固不可行之近世也”。

为了防止争储夺嫡的悲剧重演，乾隆皇帝加强了对诸皇子的管理。主要举措有：

1.加强对诸皇子的教育。

据在当时入值军机处的著名文人赵翼记载，每日五更，皇子们便按照规定进入书房读书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此后，“又有满洲师傅教习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对于学业不佳、骑射不优或不经奏闻擅自行动的皇子，则立即予以斥责和惩罚。对于“平日怠惰，不能尽心课读”的师傅，更是或罚俸，或革职。

2.对皇子们的待遇严加限制。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以前，除皇四子永珹、皇六子永瑢因分别出继履亲王允构和慎郡王允禧而得赐爵位外，其他全部皇子一概没有任何爵位，而且，对于封有爵位的那两个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服饰，规定“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对皇子限制之严、待遇之低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朝君主。

3.在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储君人选以前暂不秘密建储。这样，经过乾隆初年建储过程中的一系列波折，乾隆皇帝才回到雍正皇帝的原来立场上。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对于年已六十三岁的老皇帝来说，建储一事刻不容缓。经过反复考虑，乾隆皇帝再次秘密建储。由于乾隆皇帝在位已近四十年，各种政治经验已相当丰富，因而，这次建储，做得特别秘密。建储之前，并未就建储时机和储君人选与任何人商量，书写建储密旨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也没有召集诸王、文武大臣宣示。只是在这一切办妥之后，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建储之后，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对储君的品质和才能进行长期考察，一方面又恩威兼施，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皇子的控制。尤其是对诸子与外廷官员来往继续严加禁止，一旦发觉，涉及人员严惩不贷。

为防止传统建储观念破坏自己的建储大计，乾隆皇帝还利用一切机会对传统建储理论及其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乾隆皇帝曾言：“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所以如此，在于“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对于立嫡立长的传统建储原则，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批驳。“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因而，他断言：“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

为使广大臣民尤其是诸皇子汲取历史教训，防止骨肉之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乾隆皇帝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可供鉴戒者，编成《古今储贰金鉴》一书。此外，为了让广大臣民了解秘密建储制度的意义，他还从其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多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于推行这一制度的动机，他认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对子秘密建储的效果，他则以康熙皇帝临终时“一言而定大计”，以致雍正皇帝即位后“内外帖然”；以及自己借建储密旨即位后“人情亦甚辑宁”为例，指出，“此即不建储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者也”。据此，他认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废弃这一重要制度，乾隆后期，乾隆皇帝多次宣称，秘密建储是本朝重要“家法”，并要求“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他还断言，如果后世子孙放弃这一制度，恢复古制，必至“酿成大祸”。由于乾隆皇帝的反复阐述，秘密建储制度普遍地为统治集团中的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尽管其子息甚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觊觎储位，但是一直到其在位之末年，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位交替之时皇室内部骨肉相残的情况，乾隆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也一直极为稳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值乾隆皇帝八十五岁高龄之际，他举行了传位大典，传位给嘉庆皇帝，自己过起了太上皇生活。

事实表明，由于乾隆皇帝对建储问题的重视，以及对诸皇子的严格约束，他在位期间，虽然诸皇子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但并不敢公然争夺，嘉庆皇帝继位属于和平过渡。在嘉庆皇帝诸兄弟中，更由于永璘的低调与谨慎，还曾演出下列一段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