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归来谈吐火罗学

今年（2013年）6月26日至28日，笔者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行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丝路文化”国际学术会议（Tocharian Text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charian Manuscripts and Silk Road Culture），现拟结合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略谈吐火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吐火罗语是一种已经消亡的印欧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各国考古队在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了一大批用北印度婆罗谜字书写的各种语言的古代写本，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对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最为重要的，当属所谓“吐火罗语”文献，因为这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最早在新疆获得这种语言写本的是俄国考察者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和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著名印度学和佛学家奥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俄罗斯科学院曾举行纪念他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1892年首次发表该语言写本的残页。怎样称呼和解读这种语言，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根据回鹘语本《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nom bitig）的题记，释读西域文书的大家、德国学者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在1907年将其定名为“吐火罗语”（Tocharisch）。1908年，梵学家西格（Emil Sieg,1866—1951）和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1880—1946）发表论文，赞同缪勒的命名。特别重要的是，两位学者清楚地证明了这种语言是印欧语系中独立的一支。从此以后，对吐火罗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吐火罗学（Tocharology）。

吐火罗语可以分为A、B两种，一般称之为“方言”，但经过多年研究，可以证实这两种“方言”的差别相当大，实际上应该视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两者虽然彼此相近，但具体的历史关系还不很清楚。与新疆等地发现的其他印欧语文献，如梵语、犍陀罗语、于阗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等不同，吐火罗语不属印欧语东支，却具有印欧语西支的特点，所以对该语言的释读和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其学术价值完全可以与其后发现的小亚的赫梯语和安纳托里亚诸语言相提并论。当初把该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主要是依据回鹘语文献的toxrï一词。古代希腊地理学家和中国汉文史料，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史家，都曾反复使用像“吐火罗”“睹货罗”及“吐火罗斯坦”这样的词语，但所指的地区主要是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东部），而并不在今日新疆境内。说吐火罗语的地区是中国古代的西域北道一带，中国境外的中亚、南亚地区至今没有发现过任何吐火罗语材料。因此，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和新疆古代说“吐火罗语”的族群，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富汗也曾发现过大量中古伊朗语的材料，这种语言被称为“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或译成“大夏语”），与新疆的“吐火罗语”是截然不同的。但令人困惑的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曾提及“覩货逻故国”，自斯坦因（A. Stein）以来，都认为即今新疆安得悦遗址；而且回鹘文《慈恩传》译本即以toxrï为其对译。而在同书卷一，又说到“覩货逻故地”，则在今阿富汗境内。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疑莫能明。因此，“吐火罗问题”又是一个极为复杂、头绪纷繁的学术难题，涉及中亚、内亚的语言、历史、地理和民族等诸多背景，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讨论和辩难，但直至今日，依然没有比较明确和可信的答案。

现存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文献，包括极其残破短小的，共约一万一千件（其中吐火罗语A文书约二千件，吐火罗语B文书约九千件），但相对完整的所占比例不高，因此实际可供研究的材料数量有限。吐火罗语使用的年代，约为公元5至10世纪，A语年代晚于B语。文书内容大部分与佛教有关，如果细分，则可以举出阿含经、律藏、论藏、与所谓Udānavarga（《法集要颂经》）有关的佛典、比喻谈和本生谈、佛赞、佛教戏剧、医学文献、忏悔文献、世俗文书（如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即“过所”等等）、洞窟题记、双语文书（如吐火罗语B与印度俗语合璧文书），还有个别的摩尼教文书。这些文献收藏于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日本东京、京都，俄罗斯圣彼得堡和中国北京、乌鲁木齐、旅顺等地，书写材料有纸张和桦树皮等。设在库车的龟兹研究院藏有一批木简，此外还有石壁上的粗刻（graffites）和铭文。吐火罗语B文献有不少出土于古代龟兹（指今天的库车、拜城、沙雅、新和四县境内），根据对于其语音、语法、构词法和书写字体特征的研究，知道这种语言虽然主要通行于6至8世纪，但其使用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除龟兹外，焉耆、吐鲁番等地也发现了不少吐火罗语B的中晚期佛典。

早在1913年，法国著名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就发表论文，把吐火罗语B定名为“龟兹语（koutchéen）”，这个名称被认为是合适的，其论点也为中国学者普遍接受。至于吐火罗语A，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arold Bailey, 1899—1996）提出了“焉耆语（Agni）”这样的名称，但A语文献虽然大多发现于焉耆地区（还有一些出土于吐鲁番地区），但从其书写字体考察，在年代分类上属于较晚阶段，而且几乎没有用于日常生活的证据。该语言的书写者称自己的语言是Arsśi语，但这个名称的由来及其与焉耆的关系，仍有待继续研究。我国学术界往往径称吐火罗语为“焉耆—龟兹语”，其实并非完全恰当。尽管吐火罗语这个名称存有疑问，但国际学术界沿用已久，在命名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之前，也不妨继续使用。

对吐火罗语文献的刊布和研究，20世纪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21年，西格和西格林发表了《吐火罗语残卷》，公布了柏林所藏吐火罗语A的写卷并附许多图版。1931年，两人与比较语言学家舒尔茨（W. Schulz）合作，出版了《吐火罗语语法》。在法国，烈维得到著名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的帮助，在1933年出版了关于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的专集。1948年，法国印度学家费辽扎（Jean Filliozat）刊布了一些有关医和卜的文书。德国所藏吐火罗语B文书的刊行工作，因二战等原因被推迟了，直到1949年和1953年才出版了两卷。西格和西格林去世后，他们的学生托玛士（Werner Thomas,1923—2008）为文书刊行做出了贡献。至20世纪60年代，研治吐火罗语的学者主要有德国的克劳泽（W. Krause）、温特尔（Werner Winter,1923—2010，曾在美国工作），比利时的顾物勒（W. Couvreur）、温德肯斯（A. J. van Windekens），美国的蓝恩（G. S. Lane），捷克的普哈（P. Poucha），苏联的伊凡诺夫（Vjaceslav V. Ivanov）等。日本学者如井の口泰淳等也发表过少量日本收藏的吐火罗语文书。以上诸人，有的陆续刊布了一些吐火罗语原典，或对已发表的文书做了考订补充的工作；有的则以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角度为重点进行探讨，如与其他印欧语进行比较，构拟原始吐火罗语，设法阐明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其中如丹麦著名语言学家裴特生（Holger Pedersen,1867—1953）、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邦旺尼斯特（E. Benveniste,1901—1976）都留下了关于吐火罗语的专著和论文。克劳泽编纂了吐火罗语语法，温德肯斯研究了吐火罗语的形态学和词源学，普哈用拉丁文编写出版了吐火罗语A的词典和文选。中国学者季羡林（1911—2009）在40年代留德期间，曾在哥廷根大学跟随西格教授研治吐火罗语。1943年季先生发表论文，通过《福力太子因缘经》（或《国王五人经》）吐火罗语本与其他语文特别是汉语的平行异本的比较研究，来确定吐火罗语原文的含义。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与吐火罗语有关的定名和史地问题，也继续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 B. Henning, 1908—1967）的论文影响较大。中国学者王静如（1903—1990）也发表了论著。冯承钧（1887—1946）把法国烈维和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的四篇论文译介为中文，促进了中国的吐火罗学研究。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吐火罗学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青年一代的学者逐渐成长，成为研究的中坚。一部分学者对吐火罗语的语音、形态、句法和词汇等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对印欧语历史语言学很有贡献；另一部分学者坚持继续释读吐火罗语文献。把这两方面工作结合在一起，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法国的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1955—）。

当代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还有德国的施密特（Klaus T. Schmidt）、斯坦普（Peter Stumpf, 1940—1977）、哈克施坦因（O. Hackstein），美国的伦治（Donald Ringe）、亚当斯（Douglas Q. Adams，他编著的《吐火罗语B词典》,1999年出版第一版，2013年出版增订本），比利时的伊塞贝尔（L. Isebaert），奥地利的玛尔粲（Melanie Malzahn），瑞典的卡尔林（Gerd Carling，她与皮诺、温特尔合作编著《吐火罗语A词典》，第一册已于2009年出版），现在波兰工作的韩裔学者罗纳尔德·金（Ronald Kim），俄罗斯的布尔拉克（S. Burlak），加拿大的希茨（Doug Hitch）等。冰岛学者希尔马森（J. Hilmarsson, 1946—1992）于1987年在雷克雅未克创办了世界上唯一的吐火罗语专业刊物——《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研究》（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他去世后，该刊在丹麦继续出版。还有一些著名的印欧语学家，如孔甫烈（F. Kortlandt）、鲁波茨基（A. Lubotsky）、雅萨诺夫（J. Jasanoff）、梅尔切（H. C. Melchert）、克林根施密特（G. Klingenschmitt）、威德迈尔（P. Widmer）和屈麦尔（M. Kümmel）等，也在吐火罗语的研究上做了有益的工作。捷克学者布拉泽克（V. Blažek）对吐火罗语词语的语源进行了探索。

近年对吐火罗语文献的字象学和古文书学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如德国的萨德尔（Lore Sander）、毛埃（D. Maue），日本的玉井达士（Tatsushi Tamai）等都有论著，其成果已经用于文献的分期和断代。

1995年开始的吐火罗语文书的数字化工作，经过十多年努力，也颇引人注目，相关工作主要包括“国际敦煌研究项目”、法兰克福的“TITUS”项目和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吐鲁番研究项目”。现在，不少原始资料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获得。

季羡林曾是我国唯一通晓吐火罗语的学者，可惜他回国以后，因为客观条件限制，难以进行吐火罗语的研究工作。1974年，新疆焉耆锡克沁发现了多达44张（即88页）、用散韵相间的文体写成的《弥勒会见记》剧本（Maitreyasamiti-Nā taka）吐火罗语A写本，季先生毅然承担起考释研究的艰巨工作。经过十余年努力，并得到温特尔和皮诺两人的帮助，于1998年出版了英文专书。这是吐火罗学研究上的重要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赞誉。

季先生去世后，中国吐火罗学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此时日本青年学者荻原裕敏（Ogihara Hirotoshi）和中国台湾地区女学者庆昭蓉来到北京，两人都曾在巴黎受教于皮诺教授，专攻吐火罗语，先后获得博士学位。荻原先生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庆女士则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该中心兼职研究员，同时任德国Gerda Henkel基金会玛丽·居里学者和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组兼职研究员。荻原博士主要进行佛教文书的考订，庆女士研究世俗文书。经过北京大学荣新江和朱玉麒教授等的协调，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通力合作，从2009年起先后数次组织有关专家（包括赵丽雅女士）前往新疆各石窟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丰硕成果。在吐火罗学研究方面，已在《文物》2013年第3期上发表论文《新疆龟兹研究院藏吐火罗语文字资料研究概况》、《新疆龟兹研究院藏木简调查研究简报》、《从吐火罗语B语词汇看龟兹畜牧业》。在《西域文史》第7辑（2012年）上发表有《克孜尔尕哈石窟现存龟兹语及其他婆罗谜文字题记内容简报》。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三辑刊出的有《克孜尔石窟后山区现存龟兹语及其他婆罗谜文字题记内容简报（一）》、《略论龟兹石窟现存古代期龟兹语题记》、《龟兹石窟现存题记中的龟兹王》。预定将在年内《文物》上刊出的有《新疆拜城县亦狭克沟石窟调查简报》、《新疆龟兹研究院所藏龟兹语诗文木简》。此外，还对德藏、俄藏、法藏和旅顺博物馆所藏吐火罗语文献进行考释研究，用中、日、英、法等文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成果，实在难能可贵。

在国外，维也纳大学的玛尔粲教授于2007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Instrumenta Tocharica。全书除“前言”外，共收录文章十篇。对于有志于吐火罗学研究的学人来说，该书大概是最便利、最实用的指南。玛尔粲教授率领的团队有两位优秀的青年学者，即在莱登大学获博士学位的贝明（Michaël Peyrot）和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的费尔纳尔（Hannes A. Fellner）。2010年，玛尔粲出版了巨著《吐火罗语动词系统》（The Tocharian Verbal System），贝明则在2013年出版了另一巨著《吐火罗语虚拟式：对句法和动词词干构成之研究》（The Tocharian Subjunctive: A Study in Syntax and Verbal Stem Formation）。两书都由莱登的博睿（Brill）出版社刊行，可视为吐火罗语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维也纳大学从2011年2月开始，正在执行由玛尔粲主持的项目——“吐火罗语文献全编”（A Comprehensive Edition of Tocharian Manuscripts）。该项目为期6年，目标是通过互联网在线提供全部吐火罗语文献的原始照片、拉丁字母转写和英译，还包括语言学、文献学、古代文化等方面的相关信息以及书目。

研究吐火罗语言史，需要紧密联系操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外学者都对有关吐火罗语的史地和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如黄盛璋、林梅村、杨建新、王欣、余太山等都有论著。张广达（1931—）和耿世民（1929—2012）两位先生于1980年发表的《唆里迷考》（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是一篇重要的论文，文章依据1959年在哈密发现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序文第12页反面的新材料，经过细密考证，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常见于中世纪中外文献中神秘的“唆里迷”（Solmi/Sulmi）一名即焉耆或在焉耆附近。历经数十年，此说在学界已成定论。

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月氏”与吐火罗人有关。如林梅村先生最近发表论文，认为希腊文献把大月氏称作“吐火罗人”，从考古发现看，吐火罗人起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公元前2300年迁入阿尔泰山南麓，形成“切木尔切克文化”（或称“克尔木齐文化”）。汉代的祁连山指新疆天山东麓，大月氏王廷就在“天山”脚下的巴里坤草原。在新疆发现的各种考古学文化中，以洋海墓地为代表的苏贝希文化，就是大月氏文化。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至少存在两种时代前后衔接的文化：早期为大月氏文化，晚期为匈奴文化或受匈奴文化强烈影响的小月氏文化（参看《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载《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关于近年来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国内外学者都很关注，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郭物博士的《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韩建业博士的《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邵会秋博士的《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国外则有澳大利亚学者本雅明（Craig Benjamin）在2007年出版的《月氏的起源、迁徙及其对巴克特里亚北部的征服》；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库兹明娜（E. E. Kuzmina）在2008年出版了英文论著《丝绸之路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其中包括对“吐火罗问题”的讨论。2012年，乌兹别克学者也用俄文出版了讨论“吐火罗问题”的新著。

早在1985年，中国古人类学家韩康信（1935—）根据对出土人骨的研究，提出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具有中—长颅和低面的原始高加索人成分早在距今近4000年就已出现在罗布泊地区（古墓沟遗址），其形态特征与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南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发现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形态特征接近。由此笔者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早在三四千年前就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具有高加索人特征的居民与后来的吐火罗人存在某种联系，并在之后发表中、英文论文加以阐述。另一方面，新疆各处的墓葬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其中年代最早的也距今约四千年，具有明显的白人特征。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 1943—）参观新疆博物馆举办的古尸展览后，倡议进行研究，他于199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了题为“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国际研讨会，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会。笔者随同安志敏（1924—2005）、林梅村、水涛和韩康信四位先生出席了会议，会后于1998年出版了两卷本文集。2000年，梅维恒与印欧语系语言学和考古学专家马劳瑞（J. P. Mallory, 1945—）合写关于塔里木古尸的专书出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1935—）也主编了中英文对照的《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

从2000年起，中国考古学家进出罗布泊沙漠，找到了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 1902—1946）曾找到过的、位于孔雀河流域下游的小河墓地。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发掘，发现数具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经DNA检测，小河居民具有东西方成分混合的特点，其男性人体检出单倍体R1a1a标记，这一分子人类学结论与韩康信的观点相吻合。由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和美国学者合作完成的英文论文于2010年发表，引用率很高。现在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与原始吐火罗人有联系，居住在米奴辛斯克和阿尔泰地区说印欧语的族群向南进入新疆北部，形成“切木尔切克文化”，而“小河文化”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南下塔里木盆地沙漠、戈壁地区后，适应当地生态环境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创造切木尔切克文化、小河文化的人群被认为和历史时期留下吐火罗语文献材料的人群有一定关系。这种观点也受到一些质疑，因为一种语言可以被不同的人群学习和使用，而且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时期的语言与族群隔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要确认其中的关系是困难的。

六月在维也纳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丝路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就是在以上学术背景下召开的。关于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国际会议，每年举行的数以千万计，但对吐火罗学而言，较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并不经常举行。就笔者所知，1995年为纪念吐火罗语文书发表百年，在德国的萨尔布吕肯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当时没有中国学者与会。2008年时，为纪念吐火罗语译释一百周年，分别在莫斯科和柏林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柏林会议论文集已经面世。两次会议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2008年以后，中国的吐火罗学研究有了重要进展；2011年8月8日至11日，在克孜尔举行了“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已刊），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由此维也纳会议的组织者盛情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会议。笔者于6月24日与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荻原裕敏博士3人从北京出发前往维也纳，庆昭蓉女士从柏林赶来。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教授也从柏林前来参加会议并发言。还有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主修印度学、副修印欧语言学和吐火罗语，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留学生陈瑞宣同学。因为有不少中国学者与会，玛尔粲教授在26日的开幕会议上致辞时特地用流利的汉语说了一段话：“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在维也纳宾至如归。”

出席维也纳会议并作大会发言的共有约30人，来自奥地利、德国、中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荷兰、瑞典、日本、波兰、克罗地亚等国，连同与会但未发言的共有约50人。作为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会议，出席人数实在不算少。应邀作主题发言的是来自法国、美国、德国的3位学者。其中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皮诺教授的讲题是《以吐火罗语为例论佛教语言的构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的讲题是《关于中亚东部吐火罗人的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柏林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杜尔肯—迈斯特伦斯特（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教授的讲题是《摩尼教与吐火罗语》。其他学者分别从各个不同角度介绍了在吐火罗学研究中的新进展。概括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原典的考释；二是联系印欧语言学的语言研究，展现出传统语文学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结合；三是结合文献断代对吐火罗语写本书写字体的研究；四是对和吐火罗语文献有关的回鹘语文献的研究；五是有关吐火罗人起源和迁徙问题的考古学、遗传学研究；六是对各国收藏和研究吐火罗语文书的概况介绍。从这些发言和其后进行的讨论可知，吐火罗学研究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

中国学者（包括北京团队的荻原裕敏博士）的发言内容大致如下：陈瑞宣对柏林所藏吐火罗语B写本Dhūtaguna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研究（此经有巴利文和藏文平行异本，汉文本见于《佛说十二头陀经》[《大正藏》783]），从语言学和佛教学两方面对吐火罗语经文作了详细评注，并给出了新的英译。笔者与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韦兰海博士及李辉教授合作，对从公元前2000年至前200年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新疆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梳理，讨论了吐火罗和月氏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已达一个世纪之久。我们认为：把可能与吐火罗人有关的小河遗址、察吾呼文化与被视为月氏与匈奴人家园的巴里坤东黑沟和岳公台—西黑沟文化相比较，其文化内涵和DNA检测结果明显不同，因此不能把吐火罗与月氏等同；关于吐火罗与月氏的关系，其最终解决尚有待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学科的综合研究。荣新江在发言中对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近来联合进行的吐火罗语文献调查和研究工作作了综述。庆昭蓉的发言着重介绍了对世俗文书的考释研究，她以西方吐火罗语研究者有关龟兹畜牧业的长期争议为例，提出新的见解，并指出只要善用新疆和敦煌的出土文献、汉译佛典和汉籍资料，不少吐火罗语文献的重大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荻原裕敏重点谈了对佛教文献的新研究。由于这些学术信息以往不为国外学者所知，所以以上发言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的发言讨论了维吾尔语中可能与吐火罗语有关的借词，并根据会议组织者的安排，担任一场会议的主持人。

除上述诸方面外，对以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石窟等为代表的龟兹石窟艺术研究，也是吐火罗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领域里，国内外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龟兹佛教主要属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因此对吐火罗语文献和石刻榜题的解读，大大有助于理解壁画艺术的内容。维也纳会议也有与此相关的论文，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此次维也纳会议是2008年以来关于吐火罗学的一次难得的盛会。会议组织者已正式通知，会议论文集将于2015年出版，这对于未来的吐火罗学研究，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从总体来说，对比同为20世纪重要发现的赫梯语和安纳托里亚诸语研究亦即赫梯学的进展，吐火罗学仍有不足。赫梯学的成果要比吐火罗学更加显著和成熟，而且由于有历史悠久的亚述学等学科的成果作为铺垫，更加受到印欧语言学界的关注，吐火罗学要迎头赶上，还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笔者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故乡新疆有关方面也能召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吐火罗学学术会议，邀请各国学者参加，真正体现出吐火罗语在中国，吐火罗学在中国也在世界，从而实现几代中国学人的梦想。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9月8日、15日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