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月氏和吐火罗

吐火罗语是19世纪末发现于中国新疆的属印欧语系的语言，现存文献的年代约为公元5—10世纪。但吐火罗语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吐火罗语可以分为A、B两种，一般称之为“方言”，但经过多年研究，可以证实这两种方言的差别相当大，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应将之视作两种不同的语言。除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外，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流行于楼兰—鄯善王国，这种语言属印度雅利安语支，但英国学者Thomas Burrow（1909—1986）等认为其中存在吐火罗语成分或底层，因此被称为吐火罗语C。

“月氏”是居住在中国西北方的古代族群，屡见于汉文史籍。据王国维（1877—1927）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西方学者也在古典文献中搜寻相当于月氏的记录，提出过种种假设。秦汉时代，月氏强盛，但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匈奴部族实力亦迅速增强，对月氏进行了数次攻击，而且还将月氏的一部分即大月氏赶出原住地，迫使其西走占据塞族地盘，从而引起一系列中亚、内亚民族的大迁徙。大月氏南移的最终结果是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灭亡，贵霜王国逐渐兴起。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从而直接开通了中国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商路，在中西交通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认为月氏和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有某种渊源或联系。

要证明大月氏和吐火罗的一致性，需要从现存中西方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两方面着手。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分析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手段。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相关的文献记载。

《史记·大宛列传》说到大月氏在妫水北，其南即大夏。对于这里的“大夏”，国内外学者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指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另一种则认为即吐火罗。“吐火罗”之名在汉文史书中首见于《魏书·西域传》，作“吐呼罗”，以后《隋书》、《北史》、《旧唐书》等均有记载，译作“吐火罗”，《新唐书》则作“土豁罗”。在汉文佛书里，中译《杂阿含经》译为“兜沙罗”,《高僧传》作“兜佉罗”、“覩货罗”，《大唐西域记》作“覩货逻”。而在西方，“吐火罗”一名亦屡见于古典作家的作品。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曾提及安息王Artabanus曾与吐火罗人（Tochariis）争战，在战斗中阵亡（引自Marcus Justinus [XLII,2]）。斯特拉波的《地理学》[XI, 8.2]中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都是著名的游牧部族，他们是Asioi、Pasianoi、Tokharoi和Sakarauloi，来自药杀水彼岸，与塞人及粟格底亚那毗邻，此处曾为塞人所占。”托勒密的《地理志》也说及Takhoroi [VI,12.4]和Thogara [VI,16.6-8]。对于以上这些族称的来源和地望，近百年来许多西方学者都做过各种比附和构拟，有的还进行了版本校勘，但至今没有任何公认的结论。因此，笔者同意杨共乐先生的意见，就文献考证而言，我们无法肯定大月氏与吐火罗为同一民族。

但是，大月氏与吐火罗是否能截然分开呢？对这个问题，现代学者依然陷入困境。新疆发现的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与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是截然有别的，不能混为一谈；除新疆外，中亚和南亚的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现过吐火罗语文献。但有迹象表明，两者还是存在联系的。古代吐火罗斯坦使用的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属东伊朗语，但其中存在来自吐火罗语的借词。汉文史料明确说明贵霜王国是由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名如Kanishka、Huvishka和Vasiska（Vasudeva），其结尾的-ška/-ške无法用伊朗语解释，而可能来自吐火罗语。见于龟兹石窟题记的著名寺庙耶婆瑟鸡寺原文即为yurpāska（也有拼作yurvāska）。又如生于龟兹的高僧鸠摩罗什把吐火罗等同于“小月氏”；敦煌石窟所出S.367《西天路竟》以月氏指代焉耆。凡此种种，都说明居住在新疆的操吐火罗语的族群，吐火罗斯坦的使用巴克特里亚语的居民和中国古代的月氏，这三者之间还是存在某种关联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吐火罗问题”之所以成为举世公认的学术难题，其原因盖出于此。

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曾指出：“月氏”可能是一个混合的族群，其中既有说吐火罗语的成分，也有说伊朗语等语言的成分。蒲立本按汉代读音构拟出对应于“月氏”的吐火罗语词∗Ywati；与此接近的有见于托勒密《地理志》的一个词Iátioi。鉴于希腊人经营巴克特里亚三百余年，并且与当地的伊朗语民族融合，希腊罗马世界当时已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比较充分的了解是可能的。

从考古学上看，可以准确无误地肯定为月氏人的文化遗存，至今未能落实。早在1970年，张光直（1931—2001）先生就已指出：“河西走廊在公元前数世纪之内史前文化的分布，可以说是研究月氏与乌孙史前史的最紧要的资料。假如这些民族与四坝或沙井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月氏与乌孙的民族种属果然近似西方高加索种，则这对于四坝文化的来源以及与齐家文化的民族上的关系，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河西的属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应是羌人部落的遗存，他们经营一种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有人主张月氏和乌孙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从沙井文化与马类型文化中得到某种启示。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近年对东黑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根据林梅村、王建新等的研究，汉籍中的“祁连山”、“祁连天山”，指现今的东天山。东天山古代游牧民族大型文化聚落主要由西山遗址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和兰州湾子遗址等组成，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是公元前1千纪至公元前后游牧民族的居址、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的大遗址群。东黑沟遗址墓葬中人牲与墓主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来源：前者继承了公元前1千纪哈密地区以焉不拉克墓地、寒气沟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为代表的本地文化，后者属于外来的新因素；二者反映出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关系。据俄罗斯考古学家科瓦廖夫（A. A. Kovalev）介绍，蒙俄联合考古队近年在中蒙边境巴里坤外侧进行系统发掘，发现了公元前1100—前900年的北塔文化。从出土遗物看，发掘地点距中蒙边界最近处只有5千米，因此，有理由推测巴里坤境内也有类似文化的分布。

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应属于古代月氏、乌孙、匈奴等早期游牧部族的高等级统治中心。王建新先生认为，巴里坤东黑沟墓葬群至少有两大文化区，这两大区很可能就是月氏和匈奴的家园。一些墓葬中不但发现了牛马等家畜殉葬，还有用被肢解的人陪葬的现象。初步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是西汉前期，正好是匈奴击败月氏的时期。

关于月氏、匈奴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一直是比较被人关注的。古代匈奴的“种族”属性，从考古发掘的人骨材料来看，具有混合性质，即蒙古利亚成分和欧罗巴成分的混合。根据对巴里坤遗址等所出材料的分析，其墓葬Y染色体单倍型包括Q-M242、N-Tat、C-M130和R1a1，足以说明其群体组成的多样性。最近的检测结果是多数为Q-M3。Q-M3最多见于叶尼塞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亦见于楚科奇人。蒲立本和Alexander Vovin等学者认为匈奴说叶尼塞语。还有学者进一步把叶尼塞语与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地区的Burusho（Burushaski）语、北高加索语、巴斯克语、汉藏语、北美的纳得内（Na-Dene）语、苏美尔语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称之为Paleo-Eurasian的超级语系。

从上面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被认为可能与月氏有关联的巴里坤遗址和新疆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不应混为一谈。从公元前500年延续至公元前200年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可能是月氏人遗留下来的，到公元前200年之后，他们被属于匈奴族的黑沟梁—东黑沟遗址所取代。

直至现今，与吐火罗人直接有联系的考古遗存尚不清楚。一般认为，这一问题仍应从整个欧亚大陆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群迁徙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新疆各处古代墓葬遗址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遗骸即所谓干尸往往具有白种人的体质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对著名的小河墓地遗体所做DNA检测证明：Y染色体分析揭示只有印欧人单倍群R1a1a-M17，而从线粒体分析可以看出，既有东方标志性单倍群c，又有西方标志性单倍群h和k。东西方基因和文化的融合在新疆至少可以上溯至四千年前。

对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数十年来有不少国外著名学者予以讨论，如Robert von Heine-Geldern（1885—1968）、Marija Gimbutas（1921—1994）、H. W. Bailey（1899—1996）、W. B. Henning（1908—1967）、A. K. Narain（1925—2013）、Leo S. Klejn（1927—）、Vyacheslav V. Ivanov（1929—）、Colin Renfrew（1937—）、Victor Mair（1943—）、J. P. Mallory（1945—）、V. Blažek（1959—）等，我国学者亦有所贡献。研究这一问题，离不开对印欧语系和原始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的探讨。关于原始印欧语和印欧人的故乡，当前的主流假设是“库尔干（Kurgan）”假设和安那托里亚假设即近东起源说。如果把这两种说法加以折中，则可认为欧洲的印欧语言源于安那托里亚的农民，但到了颜那亚文化时期，则由农耕转为游牧，并且引起了早期游牧民族群从乌拉尔以西地区向东方的迁徙和印欧语的向东扩张。20世纪60年代曾发现切木尔切克（维吾尔语为Shamirshak）古墓群，其准确年代虽不很清楚，但出土陶器等与叶尼塞河流域米奴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山之间的阿凡纳羡沃（Afanasievo）文化有相似之处。根据现有的考古线索，可以认为切木尔切克文化曾经从阿尔泰地区扩张到天山北麓，整个北疆都有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分布，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深入渗透到乌鲁木齐以西的地区之前，北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及其在各地的变体。而“小河文化”则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南下塔里木盆地沙漠、戈壁地区后，适应当地生态环境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创造切木尔切克文化、小河文化、古墓沟墓地文化和之后的察吾乎文化的人群，可能和历史时期留下吐火罗语文献材料的人群存在一定关系。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切木尔切克墓地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尚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通过近期考古工作者的介绍，位于陕西省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属于北方地区的一个超大型聚落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遗址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中心，朝北靠近欧亚草原地区，朝南离中原古代文明中心不远，对于研究远古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非常有利。

郭物先生最近对石峁遗址出土石人像的研究证实：这些石人和流行于南西伯利亚奥库涅夫（Okunev）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1700年）的石人像相似。有学者认为整个奥库涅夫文化可能来源于叶尼塞河中游的乌斯特—别拉雅（Ust-Belaya）文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上更多保留了乌斯特—别拉雅文化的传统；第二阶段与阿凡纳羡沃文化共存；第三阶段则是自身的传统；第四阶段逐渐融入安德罗诺沃传统。新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也流行使用石人，因此，石峁遗址的石人可能与其西北部的文化有关联。

总之，虽然现在不少学者已经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月氏”与吐火罗人勘同，如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 1945—）就把“月氏”古音构拟为∗Tokwar/ ∗Togwar，认为前者即后者的音译，但笔者认为：把可能与吐火罗人有关的小河遗址与察吾乎文化，和可能与月氏有关的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对比，两者的文化内涵和DNA检测结果明显不同，因此不能在月氏和吐火罗之间画等号。关于吐火罗与月氏关系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学科的综合研究。

（原载芮传明等编《丹枫苍桧——章巽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