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菲勒斯批评”的批评

“荒野”中浮出的“地表”不再争论男性和理性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也不去一味挖掘女性文本中带有女性性征的写作风格、意象、情节、主题和结构等等文学要素上的连贯性，而是竭力考察现行的批评过程、假设和目标是否是维护男性权威的同谋，并试图找到一种可供替代的批评方法。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文学批评通常是文化权力之民众表达的一部分。[65]在英国，19世纪文学批评课程可以替代神学。而19世纪中叶由于维多利亚期刊的剧增创造了职业作家这个行当。然而，所刊的批评文章大多维护维多利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阅读19世纪的小说实际上是在传播父权制文化和教条。父权制文化背后承载的一系列批评价值和标准就隐藏在出版刊物和教育机构背后。而女性主义批评就是要重新定义文学理论中对文学妇女经历的理解，从而打破为妇女构建的一系列理论阐释和男人占据的批评领地。也就是说，改变文学批评话语的权力和占有关系。

肖沃尔特率先细察1840—1880年间英国文学期刊的书评、妇女作家的信件和自传、出版商以及批评家对妇女小说的评价。她发现1845年前妇女小说家自从暴露在公众的注视和批评界的评说后，最明显的挑战来自于维多利亚女人结婚和母性的道德标准的挑战。一旦妇女作家表现出认错和卑微的态度，评论界的批评就显得谦和，一旦她们不理不睬，恣意之声鹊起。1845年《简·爱》的出版表明妇女作家开始用笔名或匿名发表作品。夏洛特·勃朗特是隐去了自己性别的第一个妇女作家，《呼啸山庄》的出版便掀起了评论界猜测作者性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歧。隐去性别使得妇女作家在保护隐私和名声的前提下，不受标签、不受羁绊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才智。可是当妇女的身份一旦昭示天下时，招来的却是批评界诸如“鲁莽”“没有女人味”的责骂之声。1880年，一批杰出的维多利亚妇女作家，如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伊丽莎白·B.布朗宁辞世。而此后的35年，几代人都没能结束双重批评标准。直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第一部小说《出航》（To the Lighthouse）的出版，才被批评界公认为妇女作家的杰出代表。[66]这期间的妇女作品被冠以“琐碎”并非“宏大”、“毫无想象力”缺少“经验”、“情节描述”重于“内心剖析”。[67]

尽管肖沃尔特针对历史资料和文学文本的整理和评论所做的二元对照工作显得有些简单化，但她所发现的一条重要线索——男女有别的批评准则——始终贯穿于父权制话语的文化强势。对文本男性性征和女性性征标签式的识别也使得批评界因作者性别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评判。妇女作家被认为应该具有描写女子角色的家庭和道德天赋；这样的妇女作家的天赋包括举止文雅、言谈机智，能够有效地再现有关女子角色的穿着、家务活、照顾病人和促进道德提升的教育和感化的特点。女子的不足则表现为缺少创新精神、所受教育不多、抽象思维匮乏、情感泛滥、偏执己见、没有幽默感和无法塑造男性人物等等。然而，所有令人渴望的艺术特征则赋予男性，并始终由男性把持：如权力掌控、广博知识、清晰思辨、独特创造、机智幽默、人际交往和生活历练。男性唯一的缺憾是“感性”，而“感性”在维多利亚时期是“放荡”的轻蔑词语。正如肖沃尔特所议，文学文本的价值全部归功于男性，“接近上述男性写作特征的作家能够令人信服地写就优秀的小说，而一个拥有女性应该具有女子气的特征则只能写出肤浅的作品”。[68]

肖沃尔特提炼出的维多利亚期刊上男女作家的性征并不仅仅是揭露菲勒斯中心批评的偏见。她表明男女二分的文学批评标准背后，传达的是一种文学权力关系，一种男强女弱的性别等级关系。一旦这种批评标准得以传承，批评家和读者就会自发地运用到检视文学作品的成规中。对一部小说的品评犹如识别一种化学试剂，批评家拆解小说所有元素，对其进行性别鉴定后，通过男性性征或女性性征标签的多少来确定作家的性别，并据此评判小说的优劣。事实上，僵化的性别标签阅读方法因不少错判而证明是不可信的。《简·爱》以笔名的方式在出版之初得到的评价是“明晰”“有力”“人物鲜明”的赞誉之词，但得知它出自一名女性作家之手，怀疑和质问批评之声四起。《英国北部书评》这样评价：“作者一定是无性别倾向，简·爱这个人物之所以让我们吃惊是因为它出自一个男人的构思，而且是深思熟虑的构思……几乎不会受女性创造力的影响。”夏洛特·勃朗特回应道：“……对于这样的批评家我既非男性也非女性，我是以作家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这是因为你们的评价基于你们认可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只允许我接受你们的评判。”[69]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以男性笔名出版小说《亚当·彼得》（Adam Bede）前后经历了批评论调的毁誉之间的转变，从“无与伦比的佳作”跌至“妇女作家的蹩脚小说”的批评论调的急转弯，只因为发现了作者的性别。尽管艾略特后期作品中放弃自传和争议的写作风格转向道德说教，并因此受到赞誉，但批评的声音对于女性作家群体的接受态度和评价标准并没有改变，像勃朗特、艾略特、盖斯凯尔夫人等违反性别鉴别阅读标准的女性作家，也被视为“特例”作家，另当别论。妇女作家作为“亚阶级”（sub-class），共同体会受制于性别体验和世俗标准的限制。她们虽然放弃了被男性诟病的家庭、自我牺牲、田园生活和感伤等主题的创造，但忠实于女性经验的意识和警觉保持下来，成为女性和声的最强音，共同书写着一份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

从女性主义角度阅读男性作家及其文本的“女权批判”旨在揭露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别霸权和政治策略。随着修正式阅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原则的展开，标准重构的呼声则成为颠覆男女有别的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口号。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提出“用写作进行修正”的主张。[70]她结合自身诗歌创作中逐步摆脱和识别内化男性批评标准的过程，提出修正不仅要求女性作家打破男性文学传统的桎梏，而且要求彻底摒弃菲勒斯中心批评。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将里奇的“修正”观点发展为一种批评方法，用于研究19世纪英美女作家及其创作实践。19世纪妇女作品反映出受制于男性作家缔造的艺术和小说的宫殿，这种被囚禁的书写背后，实际上暗藏着一股女性为挣脱社会和文学限制而进行写作的集体动力，她们的反抗策略表现为重新定义自我、艺术和社会，这正是修正文学批评惯例的努力。正如古芭所说：“‘空白之页’，即女性的内部世界代表了对灵感和创作的准备状态……在这个改写过程中（改写神学创造），她们重新修订、补正独特的女性作为创造的基本隐喻……而它被视为女性文化和文学史的‘空白之页’。”[71]女性作家修正文学双重标准的革命正是运用“空白之页”赋予女性一个神秘空间。如果说对于男性作家来说，空白之处暗指创作的困境，那么，这块空白却等待女性作家赋予其意义，是摆脱父权制统治后对“纯真”的拒绝，因为她“通过不去书写人们希望她书写的东西在宣告自我”，这种“不被书写”的写作实践正是一种全新的“女性书写状态”。[72]妇女的劳作生育、口传故事、缝制艺术活动中，所蕴含的正是这种神秘和无穷的创造力，妇女将被动的贞洁符号转变为潜在的自我表达的动能，在抵抗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无声行为中，谱写女性集体的静寂之音，完成“她们自己的文学”的集体创作。

对于女性主义批评家来说，“标准重构”正是为建构妇女文本的新标准而进行的“批评革命”。肖沃尔特认为“标准重构”意味着两个方向的努力：清理男性文本中“厌女症”现象以及寻找一份被掩埋的女性文学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批判隐藏在文学经典作品中的菲勒斯中心意图之后，把女性作家和文本的浮出作为理解文学历史和传统的关键因素。所谓“标准”是“历史建构的过程，并非对美学价值的坚持”。[73]“标准”的形成过程并非学术性的，非文学因素的影响痕迹比比皆是。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等等都会影响经典的制定和批评标准的导向。而文学标准因历史时期不同，经典判断的标准也不同；种族、阶级、国别和性别偏见同样会影响文学评判。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也会决定经典书目的入选和评判标准的建构。那么，女性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标准重构是要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域，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应该建制在新的、更广阔的文学作品的重读和挖掘工作上。“经典”的构成不全是美学，它同样是政治的，修订“经典”和“经典”标准重构的重要意义正是为了提醒批评界重视历史现实、还原美国文学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

肖沃尔特把重构标准的批评革命放在两个层面上：重估被歪曲的妇女形象和挖掘被遗忘的女性作家作品。重估被歪曲的妇女形象是“女权批判”的主要内容。界定“女权批判”所持的正是女性主义历史—社会批判立场，其实质是一种女性主义修正式的阐释策略。尽管它被后来新的阐释取代，但在女性主义批评初期这种对文本的女性主义读解“十分有效地识别了妇女作家的特别成就，并适用于破译女性这个性别符码”。[74]无论是对男性文学文本的抗拒性阅读、揭露男性笔下被歪曲的妇女形象和不真实的处境，还是抨击菲勒斯批评中的“厌女”现象，女性视角的介入突破了视男性经验为中心的文学惯例，使得对男性文本的修正性阅读方式成为可能。肖沃尔特通过女性读者假设的概念对“经验”进行“双重”和“分离”的性别化考察，以此分离和颠覆父权制中心话语。[75]同样认为“女权批判”具有“修正使命”的桑德拉·吉尔伯特认为：“作为考察文学文本方法之一的女性主义批评，其最大的雄心是想要对所有遮蔽在文本性和性欲、文学类别和社会性别、心理身份和文化权威之间的联系，对伪善的问题和答案进行解码和祛魅。”[76]此外，她还注意识别父权制美学在女性身上的内化以及男性批评家对菲勒斯中心批评的批评。正如安妮特·科劳德尼（Annette Kolodny）所说：“阅读是一种习得的过程，就像我们社会中许多习得的阐释策略一样，必定被性别符码化。”[77]另一方面，标准重构的任务是挖掘被标准遗忘和遮蔽的女性作家和作品，并在女性作品之间建立互文本的联系，用以表明传统标准的影响和修正的工作并非女性本身的觉悟，而是女性批评家之间为重新撰写女性文学史、文学选集所进行的努力。